柳直荀，湖南省长沙县东乡人。我们两家住得不远,但平时接触不多。直到一九二六年秋,在筹备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工作中，我与他有一段较长时期的共事，对他有比较深的认识。兹就回忆所及,记其当时较为突出数事,作为烈士生平革命事迹的补充。惟事隔多年,或有遗漏之处,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一、积极组织农民，湖南农协成立
柳直荀烈士,湖南雅礼大学毕业后,即任协均中学校长，他参加社会上群众运动不少,我知道的最详细部分,是从筹备湖南各县农民协会开始的。
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在一九二三年毛主席领导韶山农民作抗租斗争起才有萌芽。起初只在接近铁路、矿山和大工厂以及有地下党和工会组织的地方，才有小规模的组织,仅作些减租、平粜和清算积谷零星斗争,后才逐渐发展(长沙、株州、铜官、水口山等处，都是党直接领导或由工会领导)。一九二四年湖南区党委选送一批优秀青年工人和学生二十余人去广东参加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五年毕业回来，分配在湘江流域、粤汉铁路干线，以及湘中、湘南重要县市作农民运动特派员，并且以长沙为中心陆续组织农民协会，配合各地工会，在一九二六年驱赵惕)、驱叶(开鑫)以及迎接北伐军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组织并没有公开。
同年七月,北伐军到达长沙,长沙县农民协会首先公开，并临时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这时全省各地农民因北伐胜利，纷起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北伐前线,如协助运输等繁重任务,还需农民担负，于是由国民党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决定成立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并在小东街旧道署设立筹备处，派易礼容(易系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员兼农民部长、又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农民部长，代表省党部)、柳直荀(柳系当时湖南省政府委员，代表省政府)、黄则民(黄系当时长沙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代表农民协会)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易礼容担任委员长,柳担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当时易礼容同志党内外兼职很多,忙不过来,除出席筹备会议常会和解决带政策性与原则性的问题外,其日常具体会务，差不多都由直荀同志全权处理。当时还处于革命高潮时期，新建立的机构,有如雨后春笋，到处需要干部,省农协筹备会办事人员除直荀同志外，还有李翔、韩伟等，连同干事、文书总共不到十人。而会外的活动特别多,会内正是发展组织时期,外县来省汇报的，请示的，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些工作,差不多都是直荀同志独任其劳,经常连饭都忙误了，只好买些烧饼、面条充饥;晚上也经常是三更以后休息，有时就在竹床或乒乓球台上和衣假寐，以待天明。省农协筹备会足足忙了三个多月，湖南全省七十五县已有四十县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也有一百三十余万人，有县农协组织的县份，都选举出席全省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共计一百七十余人。
这年十二月一日，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与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开幕了，直荀同志被推选为大会秘书处主任，既要参加正式会议，又要处理大会期间一切大小事务，繁忙的程度是不难想见的。大会开了一个月，直荀同志没有回过一次家。领导全省农民运动的湖南省农民协会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了。易礼容和柳直荀同志等被选为省农协委员，易仍为委员长，柳为秘书长。
二、改组团防局，斗争“罗督办”
在全省农民协会筹备以后，与发展组织同样重要的是消灭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问题。因为那时的地主武装团防局，是发展组织的唯一阻力和障碍。
一九二二年,赵恒惕任湖南省长时,将湖南原有地方部队十个军区编制,改编成为四个省防师,其中第三路司令罗先闿(号定安)因年纪老迈，兵力薄弱，致被编余。赵仍巧立全省清乡督办名义，安插了这位编余的老军阀。所谓清乡,就是镇压工人、农民和一切革命进步人士，而这个督办所指挥的兵力，就是各县的团防局部队。
罗先闿是长沙东乡高桥人，老家与直荀同志老家相距咫尺。罗于前清光绪年间，在巡防营当炊事员，混了四十多年，由小兵当到军区司令,够得上道地的“兵油子”;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平日刮了不少的金钱，在长沙水陆洲建造了名叫橘园的洋楼,到头来还给他安置一个“督办”名义的高官,他也就落得交出兵权,堂哉皇哉做起督办来了。督办公署临时设在小吴门的大汉奸曾国藩的祠堂东庑小角落内。他名义上虽说指挥湖南全省七十五县团防局，但当时 的团防，都是县自为政的，实际上除长沙县团防局他可以指挥外，外县他是管不到的。因此长沙团防局也就附设在这个“督办公署”内,门口悬了两套虎头牌,倒也象个衙门。那时团防局是长沙大劣绅肖岂安的大儿子肖蔚云把持着,肖岂安和罗先闿是邻居，所以罗和肖勾结得很紧。而清乡督办的经费，文系在团防亩捐项下开支，他们在经济上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狼狈为奸，在赵恒惕时期作威作福地搞了四年。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克长沙，赶走了赵恒惕的走狗叶开鑫,“赵家省宪”设立的机关都换上国民政府规定的省政府机关;赵恒惕的一班喽罗,也都树倒猢狲散了,可是这清乡督办公署，却依然存在,这位“罗督办”还照常来点卯办公。当时一般人以为北伐军事紧急,无暇顾及,也就没有注意到管它。直到九月省农协筹备处成立后,经易礼容、柳直荀同志分别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提议撤销清乡督办、接收团防局，得到通过;省府才有命令;团防局由县政府督同移交县农民协会接收。这个命令由省农协筹委转到长沙县农协后，经委员长陈伏泉向直荀同志请示，即同我去长沙县政府同县长彭斟雉商洽，那时的县政府和革命团体是貌合神离,彭又极为圆滑,推说:“县团防局非县府直接机关,未便直接督同移交,此案已将情况报省;好在明日县府召开秋征会议(即开会宣布征收一九二六年下忙钱粮),全县在省士绅，均被邀请,罗肖二人必到,我可代表县府提出省令，请二位直接向罗、肖交涉。”次日，长沙全县都、团总和著名的土豪劣绅,果然群集，罗、肖也到会。彭县长将秋征办法公布后，旋即念读省府指令督同移交团防总局文件。罗闻令勃然大怒,声称:“我的清乡督办，是唐孟潇(即唐生智)当面委托我办下的;前次蒋总司令在长沙时，特别请我吃饭,说正规军队正在北伐,后方治安,全靠团防维持,要我象广东第五军一样,保卫地方，并再三留我仍当清乡督办，全国的总司令和全省的主席都亲自挽留我，谁敢要我移交!我罗某下自火夫,上至司令,带了四十年的兵,什么场合没见过，什么人物没见过,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蒋介石，谁不尊敬我，要我移交，说得好轻松!”并指着彭斟雉和我们说:“彭县长,这桩事你管不着!谁想接收团防局，有胆子的到我督办公署来。”随拉着肖蔚云说:“蔚云,走!不要理会这些毛头小子!”还自扬长而去，那种飞扬跋扈的态度实在令人气愤。这次到会的,几乎是集土豪劣绅之大成，都是反对农民运动的。对罗这种情况,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竟冷语嘲笑:“罗督办有枪杆子势力，靠背硬扎,这回农会碰了硬对头，总不能把他当做土豪劣绅打倒吧!”大有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势态。
这次接收既无结果,陈伏泉同志和我立即去省农协汇报,其时正值省农协开筹委例会,有的认为:“令出省府，罗既藐视省令,应呈拟省府办理。”直荀同志不同意此意见，坚决认为:“省府命令我们接收，我们接不下来,表现我们无能;罗既要我们去督办署接收，我们不去,更是表示软怯;且党对消灭地主武装非常重视，只有趁热打铁，决不能抹角转弯。”并自告奋勇亲身出马，会议一致同意。恰好第三天是长沙市民举行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祝捷大会，有各界群众游行，直荀同志指定这天为接收日期，令文书发函通知罗、肖;同时拟定了几个口号:撤销清乡督办公署，接收团防总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旧军阀。通知参加游行的农民队伍在小吴门一带高呼示威。布置既定,在约定的那天上午九时,直荀同志仍偕陈伏泉同志和我按时前往。督办公署门卫荷枪实弹，罗亦全副武装先至直荀同志和罗本系旧识,见面并未寒暄,侃侃直述来意,并出示省令，问罗如何移交?但罗仍顽固到底,厉声指责直荀同志:“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你这小辈,何得无状!”直荀同志当亦针锋相对:“朝廷不论父子,只有公事公办,我是省政府委员，现在代表省府要你办移交,不知其它!”僵持半日,罗最后声言:“省政府主席是唐孟潇,我是唐亲口委的,要我办移交除非有唐孟潇亲笔书信，否则莫想。”恰好这时千余郊区农民游行队伍已至门外，高呼口号,声震屋瓦，同时其它各界游行队伍亦相率结集，齐呼“打倒军阀罗先闿!”以助声威。此时，内有直荀同志义正词严的谴责,外有千万群众浩大声势的压力，罗即形色仓皇，狼狈离坐。旋由其副官某诡称:罗突患心症,业已回家就医，团防局移交，改日约期进行云云。我们已看出罗的色厉内荏情况，也就奏凯而归。中共湖南省委接到直荀同志的汇报后，召集过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建立农民武装专案，夏曦、郭亮、王则鸣(党内武装部长)、易礼容、柳直荀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一致认为消灭地主武装建立工农自卫武装是党的重要政策,此事刻不容缓;长沙为全省政治中心,为外县观瞻所系,必须造成先声夺人的影响。当时决定两项办法:一、掌握亩捐，一方面停发旧团防局经费，一方面实行专款专用,呈请省府从本届秋征开始所有团防附加一律拨归全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作为建立工农武装基金，这项由工农两会负责进行;二、瓦解长沙团防局基层组织，这项由直荀同志督促长沙县农协立即执行。原来长沙县的团防共有六个联防大队,一个独立分队，共计团丁约六百名，拥有枪械一千余枝,我们早已摸清底细,掌握情况,并与各大队长(第四大队何迈前除外)都有联系。直荀同志将党的瓦解基层计划一传达，长沙县农协的负责人陈伏泉、黄则民、朱友富、易子义、龚泽湘等立即分途下乡策动,不到十天工夫,瓦解工作胜利完成,第二、三两大队的班长还来过一次集体向团防局索饷事件。于是罗、肖等完全孤立，只好编造清册,向省农协请求点收,罗,肖本人也就销声匿迹了。长沙团防局一经接收，随即将原来的联队组织分散，编入+八个区农民协会，改为自卫队。随着长沙的斗争胜利,湘潭、宁乡、醴陵、湘乡、浏阳、平江等邻近各县,闻风兴起,陆续接收改编,在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全省消灭地主武装工作基本成完。
三、依靠农民力量，镇压恶霸叶德辉
自省农协成立以后，农民的组织高度发展，乡村对土豪劣绅的清算和斗争也就同时展开。可是地主阶级是不肯服输的，有的组织“保产会”、“保产党”和农民协会对抗;边远偏僻地区，竟利用团防攻打农民协会;有钱的地主,就逃跑上海、汉口、南昌、长沙等处，到处控告,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还恶毒地乱造谣言，说佃户不缴租谷，农民协会影响税收,并加以阻挠北伐的罪名。最初农民把这些反动派拘送县府，但那时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同一鼻孔出气的,县府却推托“事出无因”或“于法无据”,不肯收押。于是农民只好采用原始惩治坏人的办法,给以戴高帽子游乡,或者罚款处分,而县府反向省府指控农民协会“私设公堂”,“滥用刑罚”,这种湮没真理,淆乱社会听闻的事件,当时屡见不鲜。
这时毛泽东同志正代表中央来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亲自考察了长沙附近五县,完全明白这是土豪劣绅兴风作浪，造谣诬蔑，指示工农运动负责同志采取措施，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由省农民协会和全省总工会联衔呈请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此案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即被批准成立。省特别法庭是由政府代表二人，国民党部代表二人，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教职员联合会、省商民协会等机构代表各一人联合组成,由郭亮、夏曦、易礼容、柳直荀、凌炳等任主席团,负共同审判责任。紧接着又由省政府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惩治贪官污吏条例，作为特别法庭的法律根据。随后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县法庭。
省特别法庭成立后，第一个镇压的就是湖南省著名的“文妖”叶德辉。
叶德辉是清代的进士,会做几句拼体文字,因为满脸长着铁屎麻子,人家都叫他叶大麻子。清朝末年曾做过几任大官，戊戌政变时，他是维新派谭嗣同的对头;辛亥革命时丢了官，因此他非常痛恨革命党,反对一切进步的新事物。他做官时刮了不少地皮，剩下不少的赃款。回长沙以后在南门苏家巷光复里建造一座大住宅。他欢喜收藏古典书籍、古玩书画，经常巧取豪夺，买真卖假，转手渔利。他又与长沙著名劣绅王先谦、俞敕华等，假尊孔为名,把持学宫财产;而一般清朝举人、秀才等顽固分子，却趋奉他，尊之为“在野名流”，实际是头等劣绅。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他在湖南大办其筹安会，称臣劝进，张勋搞复辟时，又通电捧场。他无耻至极，得过袁、张成千上万的赏赐。直系军阀吴佩孚是秀才出身,吴在湖南驻防时,也给他巴结上了,称兄道弟,亲密异常。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又利用他与吴佩孚暗通声气，给他高等谘议的名义,送他成千上万的赃款。他大肆挥霍,宿娼狎妓,广置姬妾,编著淫书,侮辱艺人,做尽伤风败俗的事。一般人士,早已对之侧目,他却恬不知耻,自称“名士风流”。革命军北伐,蒋介石驻军长沙时，他又通过谭延闿的介绍,被蒋看中，请他吃饭，送他全身戎装照片(叶将相放大，悬挂在客厅里)。叶德辉得了这道护身符，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当湖南工农运动高涨时，他便和各处土豪劣绅紧紧勾结，常给南昌蒋介石和武汉谭延闿写信发电报，对革命造谣污蔑,破坏不遗余力。在拘捕他前不久,负责电信局的熊亨瀚同志还截留过他诬蔑湖南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代电两件，一是致北方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的;一是致武汉谭延闿、蒋介石等的。他还做了一付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猪,六畜成群。”另加“斌尖卡傀”四字横批,咒骂农协会员是杂种畜类;领导农运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非人非鬼的痞徒。这就是当时流传叶麻子论命的“长联、横批、梗个电"的事实。
湖南省委为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决定对叶德辉这样的典型人物，采取断然措施,密令省农协将他拘捕,交特别法庭公审正法。直荀等同志作了周密的布置。老奸巨猾的叶德辉早有戒备，归无定期，宿无定处。动员之夜,侦知叶宿于坡子街某老姘妇家，先由农民自卫军训练班总队长伍文生率领精壮自卫队四十名潜伏苏家巷、织机巷、里仁巷、坡子街一带,然后计诱其归，伍由耕耘圃叶宅后门掩入捕获,时叶归不久,正在卧室洗脚。并由韩伟、熊志超、余集五等在其书室搜获各种反革命文件,以及与南北各军阀,反革命人物来往函电共两“护书”,厚几盈尺。人证俱获，任务完成,于是将叶解送教育会省革命法庭。时已深夜二时，郭亮和直荀同志等连夜审查证据，并赶发紧急通知，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次日十时,各界群众闻讯参加公审的达十万余人，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厅长邓寿荃,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仇鳌、李荣植、凌炳等亦来参加。主席团将叶之罪状公布后，十万群众一致主张立即枪决，并提议没收其浮财充公,此时呼声震撼全城。猖狂一时、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当众枪决,人心大快。随后赵恆惕时屠杀黄爱、庞人铨两烈士的军法处长李右文,摧残教育,把持教育经费的俞敕华亦相继伏法。省特别法庭威信大增,反革命分子不得不暂时敛迹,而工农运动势力空前高涨。
叶德辉被捕后,叶氏家属逃匿一空。省农协接受群众意见,当即组织逆产清理小组，由直苟同志指定胡炳文(省农协委员)、熊炳超(市郊区农协党委书记)、郭炳寰(长沙县农协副委员长)等负责清点。叶家浮财以古典书籍为最多，大小书箱、书柜、书架约计百数,东西两厢房陈列几满。小组负责人对原件加封加锁,运存省教育会图书馆保存。其古玩部分亦均开具清单，上缴革命法庭。家具衣服,悉数发交叶氏家属领去,未动分毫。至今尚有谓长沙叶氏藏书全部毁于农会之说，绝非事实。但另有一说，叶之藏书属于宋、元、明代珍贵板本,另存他处,后由其亲属以三万元卖与北直书店，又转售与日本书贾，此说既近情理，较为可靠(此说系黄德发先生得之于易寅邨先生处)。同时另有一事应特别纪述的，即为惩处清点小组胡炳文案。胡炳文原为南元宫菜农出身，一九二三年入党,参加郊区农民运动最早,以出身资历清白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委员，在清点叶案浮财中私藏金打簧表、白玉笔筒及小宝石金饰等约值数百元,后为小组揭发,直荀同志立将赃物追回上缴,呈报省委,将胡开除党籍,并召集省农协常务会议,撤销胡之委员，开除胡之会籍。当时有人以为家丑不可外扬，请保留胡之委员与会籍,直萄同志坚决认定胡炳文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卒将胡撤职并登报启事。直荀同志的正直无私，使人十分钦敬。
四、加强农民自卫军，举办干部训练班
在工农代表大会期间，对建立工农自卫武装议题,曾获得大会代表全体拥护，一致通过。所有各县的地主武装团防局,于一九二六年末,绝大部分已由农民协会接收改编，缴存枪械亦在二万枝以上,编制指挥,急待整理,因此加强农民自卫武装课题，成为省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主要工作之一。
一九二七年一月，省农协迁入曾公祠办公。湖南省委为贯彻武装工农政策，指定夏曦、郭亮、易礼容、彭公达(省委农民部长)、王则鸣(省委武装部长)、夏明翰、柳直荀、袁策夷(即袁仲贤,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伍文元等，成立专委会，积极研究计划，建立工农革命师，筹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小队长、班长级基层干部),以及整编团防等问题。所有这些计划，专委都有详悉拟具，由省总工会和省农协联函具呈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审批。但当时的党政委员，绝大部分系由旧军阀、官僚、政客所蜕变，始终未脱离地主阶级本质，对武装工农，阻挠不遗余力。关于成立工农革命师计划,拖延积压,一直没有批示。关于改编团防，原定长沙、衡阳、常德三地,各成立农民自卫军总队,人数约在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左右,亦以政府掣肘,没有实现健全的编制。关于组训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干部班是郭亮和柳直荀同志分别主持的。他俩全力以赴,终于完成计划。工训班先于三月十五日开学,农训班于四月一日开学，这两个班是适应正式建立工农武装的需要而培养的。所以对于学员的年龄(十八岁至三十岁)、文化程度(最低为初小毕业)、素质(身体精壮、思想健康)，都有严格规定，并且必须由各县总工会和县农协会保送。工会训练分队长级，农会训练的是军士级。农会训练是按大县十五至二十名、小县十名比例选送的,四十二个县共保送学员六百名。班主任是直荀自兼，王则鸣兼军事主任,彭公达兼政治主任,伍文元任总队长,负责军事训练，邓乾元任副总队长，负责政治训练。军事教材系采用黄埔所编操典。政治教材系采用农民运动讲习所编订的课本。操课认真,训练严格，在红五月各次集会游行，已能与工人纠察队干部班，共同担任会场内外治安警戒,军容极为整齐。
五月初,长沙谣言蜂起,工人纠察队干训班总队长袁策夷和伍文元为爱护新开的革命鲜花，曾建议迁至郊外训练，避免突然事变。直荀和郭亮力主此议，并已觅定阿弥岭外黾塘及对河韩家湖两处祠堂房屋,将工训班迁河西,农训班迁黾塘。惟武装部门以农训班兼有护库责任(省农协仓库中当时存放各县团防破旧待修枪枝三千余枝及北伐军托购军米现洋十余万元),未允立即迁移。
五、警惕敌人阴谋,积极采取对策
自一九二七年开始，湖南的农村,推翻了过去的都、团统治，转入以农协为领导的组织。各种手工业有了区乡工会，成年妇女有妇女会，中小学教员有教育会(凡农协不准入会的，即取消其教员资格)，十二岁以上的学生有学生会，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编入儿童团,组织非常全面;属于武装部分的,有农民自卫军常备队(系由旧团防队改编，枪械齐全，归区农协指挥)、挨户团(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农民均为挨户团员，每人都有梭标和马刀;属于政治性质的,区一级农协都有惩治土豪劣绅委员会(情节较轻的，即由区乡作游街、罚款等处理。情节严重的，解送县特别法庭惩办);属于经济性质的,有公款公产管理委员会(管理祠堂、庙宇、积谷等财产)、谷米流通会、平价商店(专卖平价廉价米、盐)等，还有调解会(处理农民山界、水利纠纷)、公益会(处理罚款及捐款,作办学、修路等公益用途)。所有各会的委员、干部,都系农民自己选举富有经验的正直老农充当,办事既认真,又细致,户口册籍,仓储粮食,盘点得明晰清楚。农民并不要什么《六法大全》,而省农协的全部决议案，就是他们处理各种问题的“万宝全书”。有了平价商店，农民的青黄不接问题解决了，有了调解会，过去官庭法律不能判决，动辄引起械斗的如争坟山争水路悬案，只要农会一席话，顿时解决了;设立了公益会，从未禁绝过的鸦片牌赌,完全绝迹,整挑成担的烟枪赌具，缴送区农协当众焚毁。这时的农村起了很大的变化，所有游民地痞,开始收敛，惯匪盗贼，无所藏身，真是夜不闭门，道不拾遗，秩序井然。毛泽东同志当时在考察中所下的“好得很”三个字,的确是恰当不过的。
但在这时也发生几件和政府军队及奸商的矛盾问题:
第一是纸币问题。湖南人民在民国七,八年时,几乎无人不遭受过湖南银行凤票(谭延闿督湘时发行的纸币，券面绘有两只孔雀,通称凤票)和裕湘银行红票(军阀张敬尧督湘时发行的纸币)的毒害，尤其是广大农民，什九倾家破产,自后农民对任何纸币.视如蛇蝎,交易全用现洋。革命军北伐,军饷全系纸币,计有:中央银行十元、五元券，三省流通券,五省流通券，粤桂毫洋券，交通银行红面券(唐生智在汉口交通银行供发饷的),名目繁多,真假难辨,折合率参差不齐(暗盘每元折合率六、七、八角不等,以粤桂毫洋券为最低)，又专设立兑换银行(此时只有中国银行一家对本行票券兑现),而乡镇粮柜纳税(一般税吏,向农民征收现洋，换成低价纸币十足缴库，从中渔利),盐商卖盐,不能使用,因此农村出卖粮油、生猪等,亦索银洋,以资抵制,造成城乡对立、物资滞流现象。
第二是食盐问题。湖南的食盐，向系淮水供应，官督商办，北伐军事发展至长江流域，航运中断，省会好盐不多，盐务局限量发放,而奸猾盐商,乘机抬价掺假,且非银洋不卖,以致长沙大西门一带大盐店，与长沙附近各县农民,常闹纠纷。
第三是农民禁止谷米出境问题。湖南沿洞庭湖一带，素称全国粮仓。在一九二六年秋收时,粮商早就和地主订有预购合同，粮食却没有运走，这时地主已经逃走，粮仓由农民盘点查封,于是粮商勾结军队，借口供给军粮，企图起运，而农民坚决不肯放行。所有上述种种问题,交织一起,构成颇为复杂的矛盾。
这时正是直荀同志代理省农协委员长，对政府、军队，既须办理交涉，解决问题(在省农协设立军粮购运处，发给购运护照);对商会、工会又得协商联系,组织运输工具(由航运工会组织运输队，专运盐粮);而对农民内部，又必须教育、说服(拟订了农村合作社章程,供给农民糖盐等日用必需物资，惜为时甚短，未能实现);煞费苦心,才度过种种难关。也正为这些问题,当时代表官僚地主阶级以湖南财政厅长刘岳峙为首,组织反动集团。“左社”,公开诋毁农民运动，加以扰乱金融、抗拒国税、压扣军粮、阻挠北伐等罪名，到处造谣诬蔑,成为当时一场非常剧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
北伐军事克复江南以后,蒋介石便公开背叛革命,于四月十二日宣布“清党”反共,在上海大肆屠杀工农。这股逆风,溯江西上,很快就影响武汉,波及湖南。湖南既是农民运动的中心,也是反革命派新兴军阀官僚的故乡。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谭延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二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以及师旅级新军阀,都是湖南的封建地主，与逃亡外省的土豪劣绅,非亲即故,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罗先闿等之被打倒和叶德辉等之被镇压,自不免兔死狐悲,怀鬼胎,只不过尚无人敢为戎首罢了。
四月下旬,中共中央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夏曦、郭亮等负责同志，都出席参加。于是反动军阀何键、叶开鑫等认为时机已到，乘隙爆发，嗾使湘鄂边境驻防鄂军夏斗寅首先发难，解散湘北临湘县党部及工农机关,屠杀大批工农干部,并声言“奉命”“南下”“讨赤”;而湘西王天培残部,亦相继蠢动;何键、陶广等,复派匪徒潜回长沙,煽惑留守杂部许克祥、陶柳等,暗中组合，散布谣言，淆惑社会视听，人心颇感不安。这时还是“红五月”留在湖南的负责人如直荀等,一面于“五一”、“五四”各节日,扩大游行示威,借资镇慑,一面电促夏曦、郭亮等回长沙，共商对策。夏、郭等于五月上旬赶回,即与彭公达、王则鸣、夏明翰、柳直荀等成立临时应变组织,十天之内，会议连续举行三次(马日之夜，为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了重要措施:1.派员分赴各县整顿工农自卫武装。2.压缩公开机关，减少对外活动。并重新规定内部通行的机关代号，如省委代号改为欧玉山，省委组织部为王佐之，武装部为吴公明,省农协为张代龙等。3.隐蔽负责同志(所有社会闻名的负责同志,如夏曦、郭亮、易礼容、柳直荀、陈伏泉、滕代远等，一律转入地下,由其他同志代理)。4.疏散集中仓库(如工农两会，已集中的待修枪械及购粮现金等)。5.转移受训员兵等案。马日前夕，长沙谣言更甚，一日数变，人心惶惶，而直荀同志等临危不乱，镇静自若;原来只估计夏斗寅等叛军袭击时,长沙驻军必将内应外合，并未料到许克祥等少数叛军,敢于单独行动。
马日之夜,应变会在省农协举行紧急扩大会议，除夏、郭、柳、王等出席外，还有长沙总工会黄龙、长沙县农协余隽五、近郊区滕代远等十余人。会议决定次日开始紧急转移工农训练班员兵，三日之内,将库存枪械全部转移密藏完;工农机关及负责同志应变费用亦决定，次日统由直荀同志签发。散会后，我原拟回圣经学校(近郊区农协)布置传达，刚出小吴门，铁路沿线即已密布叛军岗哨,因口号不对,不能通过;只好折回城内,路遇余隽五同志从省农协外出，告以所见情况。余将已得情况告伍文元，业将队伍集合，准备抵抗,我俩绕道到余之胞妹家(住松桂园)暂避。不片刻,枪声大作,喊杀时闻,持续到次日拂晓。事后被解除武装的受训员兵王学益谈:“是夜从十点钟起,省农协即被叛军包围,前后旁门各架机枪二挺，出路被堵，柳委员长及伍总队长分别从前后门猛冲十余次，然以枪弹过密，无法突围。天已黎明，柳、伍两人始从员兵劝告，化装从西厢屋顶翻墙脱险。”王并亲见阵亡员兵二十一人,伤兵不知详数。上述情况，为“马日事变”亲身经历事实，而此次会议，亦即我与直荀同志最后一次会晤。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有黄则民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