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北京前，牛金星给李自成出主意，要严格管束将士、申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随意伤人，不许抢财物、掳妇女，违反者严惩。李自成听从此策。进京初期，大顺军军纪尚可，市面渐稳。部分百姓贴横幅颂“大顺永昌皇帝”，有人帽子贴“顺民”，明官员也准备归顺。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着蓝色布衣，骑着一匹毛色驳杂的骏马，率众人从德胜门有序进城，再绕到承天门进入明皇宫。《甲申传言录》提及，李自成在承天门下搭弓射箭，称射中“天”字必统一天下，结果箭射在“天”字下方，他不悦。李金星圆场说“当中分天下”，他才转喜。

三月十九日，大顺军一举拿下北京城。可谁能想到，他们在北京城的停留十分短暂。到四月十三日，便匆忙撤离了。前前后后算起来，大顺军在北京城仅仅待了42天。

《甲申传言录》记载，大顺军初入京城时军纪严明，对侵扰百姓的兵卒惩处极严。有俩士兵抢民财，当即被斩首示众。可大顺军数十万将士多来自陕北、中原的穷乡，踏入繁华京城后晕头转向。普通士兵和部分将领都按捺不住，想占人财物，毕竟多年冒险拼杀，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成家立业嘛。

在大顺军里，并非全是见识短浅之人，也存在着少数颇具远见卓识的明智之士。其中有人向李自成提出了几条颇具建设性的建议。

（一）、李自成暂且从皇宫撤出，在宫外驻扎。对外宣称是要对明朝宫室进行整修后再入驻，实则意在让老李以身作则，树立良好榜样，给众人带个好头。

（二）对明朝官员进行甄别并分类处置。那些官声恶劣、民愤极大的，要严厉追赃，抄没家产充公；不愿归顺大顺政权的，除抄家追赃，还会严惩；为官清廉、名声好的，免予追究且不动刑，让其自愿捐资助饷。愿归降的，捐一定数量银子就能留任原职。

（三）把大顺军的主力部队移出城外扎营，等候调令出征。城内仅留少量兵力维持治安，进行昼夜巡查。这些留守士兵不能骚扰居民，更严禁进入民宅居住。

这条建议很有远见卓识。一旦采纳，大顺政权能快速赢取民心，社会秩序也会迅速恢复。然而，它遭到军队抵制，将领们不支持，就连李自成听闻后也不当回事，最终该建议未能通过。

大顺军起初不过是四处劫掠的“流寇”，多数将领跟着李自成南征北战，只为了获取钱财美女。想让他们有远大理想，根本不现实。征战时，将帅激励士卒常靠破敌强抢妇女、瓜分财物。像李自成三打开封，盟友罗汝才久攻想撤，他挽留并允诺破城后东区归罗，区内财色任其拿，罗才留下续围。

从西安一路远征京师，李自成和手下各级将校，都靠攻入京城后能升官发财来激励士气。如今美梦成真，大顺皇帝之位铁定是李自成的了，可他却不兑现先前承诺，将士们自然心生不满。

故而，大顺军进驻京城后，仅仅安稳了一小段时间。没过去几天，军队纪律便松散懈怠，难以管控约束了。

史书记载，进京没几天，大顺军士兵就开始胡作非为。起初是到百姓家借锅碗，接着强行拆门板当床。胆大点的直接闯入民宅过夜，逼人家妻女作陪，不从便拔刀威胁。还有军士押男子找妇女，找不到不放人。《甲申传闻录》称，大顺军四处强掳、奸淫妇女，不少妇人遇害，安福胡同一夜就有370多名女子被奸杀。

士兵肆意妄为、胡搞乱来，那些长着浓眉大眼的将官们就眼睁睁看着，不采取措施加以管束吗？

当官的也没个好样儿。史料记载，“贼军”大小将领早就占着豪门大宅，霸占女子寻欢作乐。当官的沉迷淫乐不管事，士兵就在街上胡作非为，借口“搜铜搜马”挨家挨户奸淫掳掠。部分守城的大顺军士卒还把妇女弄到城上侮辱，甚至抛到城下。几十万军队四处抢财夺女，个别正直将领根本管不过来，怕兵痞闹事，只能装看不见，别在跟前捣乱就行。

大顺军入京的这数十天里，有两件恶行严重丧失民心。其一为奸污妇女，致使民愤沸腾；其二是实施“追赃助饷”，也就是拷饷，对百姓大肆搜刮钱财，让民众苦不堪言。

所谓“拷饷”，其实就是强行摊派钱财。普通百姓本就没多少油水，还被士兵搜刮干净了，因此“拷饷”主要针对故明的王公大臣和大小官吏。负责此事的是大顺的二号人物、权将军刘宗敏，还有制将军李过。

《明季北略》对刘宗敏等人实施的“追赃助饷”行动有着详尽记录，清晰展现了这一举措的具体操作流程，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直观且重要的参考依据。

先想办法探清各位官员的家底，接着把那些钱财充裕的明朝旧臣召集起来，二话不说就断水断粮饿他们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将数百人捆绑，五人一组，押到崇祯老丈人田皇亲的府邸。先动用夹棍拷打一番，再询问贪污数额、府库余财以及“愿捐”数目，如此折腾了十几天。

偶尔刘宗敏兴致突发，亲自升堂审讯。众人都得认些赃才能了事，不然就受严刑。所认赃款多则数万两，少则数千两，最低也得一千两。有个叫沈学录的学究，徒有虚名且身无分文，刘宗敏见他实在没钱，便格外宽待，让他凑500两银子交上就行。

不承认？直接上夹棍，这夹棍带棱带钉，往腿上一夹，瞬间皮开肉绽。哪怕是意志再坚定的人都扛不住，更别说那些养尊处优、细皮嫩肉的富家之人。上夹棍时，再套个铁箍在脑袋上，使劲一拉，眼珠子都得被挤出来。老虎凳、辣椒水、鞭笞、倒吊等刑罚也轮番上阵，不怕不招。

刘宗敏、李过等人依据官阶与爵位高低，制定了“认捐”价目表。内阁辅臣需捐10万两，部院、京堂、锦衣卫帅7万，科道、吏部员外郎3到5万不等，翰林1万，部曹数千。朱明宗室、功臣勋戚更倒霉，“认捐”无定数，捐多捐少掌权者定，即便巨额认捐，也可能遭夹棍拷虐。

明朝官员为免严刑拷打，纷纷耍起手段。《甲申传闻录》记载，有前御史讨好刘宗敏，混进权将军幕府躲过一劫；杨汝成送美婢给“追赃官”，少交几百两银子了事。四月初一，军师宋献策借天象劝李自成停“拷饷”。6天后，李自成巡察刘宗敏府，见数百人被打得惨叫，才让其住手。

刘宗敏“拷饷”时，把大明国丈周奎和吴三桂之父吴襄抓来严刑逼供，为的是追赃助饷。这一行为既鲁莽又残暴，不仅让大顺政权走向覆灭，还在无意间使历史发展的走向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