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期，我在4所学校各待了两年时间，归纳出了学术取得成功的公理，首先是要确立自己作为一位顶尖学者的身份。
那意味着，第一年要摒弃一些交游及社会活动，因为与人打交道会耗费大量时间，甚至让你陷入与他们的闲扯。在第二年，则应该走出去并认识每一个人。
我曾为库西华教授写过东西，他把其中几篇在课堂上朗读，作为对我的鼓励。
我的另外一位英语老师麦伦·威廉姆斯——多年之后事实证明他像其他很多老师一样，比我想象的年轻得多——曾经说，我的文风别具一格。
所有这一切，都对我有所帮助。
在蓝登俱乐部，一个叫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毛发粗浓杂乱的男人，给我们朗诵诗歌；我们也听过埃克塞特自己的“门肯”，即1924届校友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诗。
毕业时，我被选为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虽然，我的朋友埃德蒙·卡立斯·伯克利成绩比我更好，但那时，我是校内知名的辩论手，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更能胜任。
我对全体学生以及家长的告别辞原本是无懈可击、妙语连珠，最后，以“愿埃克塞特以我们为荣！”结尾。
遗憾的是，我在说出这句话之前，为了效果停顿了一下，而我们的班长，就站在我身后拿着我的发言稿。
他以为我忘词了，善意地想提醒我一下，结果，我们同时说出了这句话。我猜想，这个二重奏效果不错，但是，此后我再也没有作类似的尝试。
1925年，四年级时，我在新英格兰预科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奖，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关于英美合作的。
一位来自纽约的善良女士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改善现状并能表彰先驱者的项目。
我发表的文章总结了这样一个观点：英美合作创造了现代世界，自然也就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征文比赛的奖励，由一位面色红润的主办者范肖提供，是当年毕业季的英格兰夏日游。
同时，他还赠与我100英镑和一封给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信件。当我站在主席台下接受颁奖时，校长刘易斯·佩里向我眨了眨眼。
之后，我带着母亲一同享受了这次意外的获奖旅行，并且，在保留期限里，拿着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的信来到了唐宁街10号，准备见首相。
英国伦敦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和善的年轻人，向我们解释并安慰我们说，鲍德温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建议我们参观一下剑桥大学，顺便看看巴克斯校园，我们遵从了他的建议。
1925年的夏天，我在苏格兰、伦敦以及巴黎待了几个星期，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存在多个中心的看法。
苏福尔斯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家乡，《纽约时报》登载了我的一幅照片，看上去，像其他18岁的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一样。
我确信，自己会有所成就，当然，我的许多同学也是如此，但是那是他们的事，和我无关。
在埃克塞特，我有一个十分投缘的室友，叫艾伦· R. 斯威齐。他是《埃克塞特学报》的编辑。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又成为哈佛校报《深红》的编辑。
他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但是，我没有按照艾伦一类同学的步调走，没有进入哈佛大学，而是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
部分原因，是男女同校制吸引了我。我知道如何学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吗？
我选择麦迪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家庭的原因。因为，这里是拉·福莱特的故乡。
我的大姨妈嫁给了吉尔伯特· E. 罗伊，他是参议院鲍勃·拉·福莱特早期的律师合伙人。而且，姨妈的儿子杰克是我最亲的表兄弟。
1925年，威斯康星的进步党派呼声高涨，他们试图限制特权阶级并改革社会弊端。
参议员老拉·福莱特去世后，小鲍勃接替了他的位置，开始了他在美国参议院20年称职而忠诚的公职生涯。
而他的弟弟菲尔·拉·福莱特在32岁的时候，也成为威斯康星州的州长。
他们的家族传统影响了我，让我确立了最初的政治理念——投身于帮助普通大众对抗少数特权阶级的事业中去。
因为，小鲍勃和菲尔都是贝塔兄弟会的成员，杰克也宣誓加入了贝塔·西塔·派兄弟会，后来，我也加入了。
在辉煌的20年代中期（1925—1927），十大联盟的兄弟会生活异常丰富多彩。
赫兹创建了汽车租赁服务机构，其他人设计了公路旅馆，发明了各种试验性饮料以对抗禁酒法案，而且，兄弟会还建议和女生联谊会的女孩子们约会。
麦迪逊的兄弟联谊会和姐妹联谊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社交工厂。赫兹出租的新福特A型车将客厅沙发、秋千搬到了每个人选择的乡间小道旁的地方。
而且，教育改革的步伐也在不断前进。一位女院长试图阻挡潮流，力劝男女同校的女生，在喝水的时候不要撅起嘴，因为，这种行为颇具挑逗意味。
幸好，这位顽固拒绝变革的“克努特女王”没有活到看见麦迪逊后来出现的女性裸跑者。
威斯康星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威斯康星大学，因为我取得了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我和阿尔法·派分会最出类拔萃的罗利·巴纳姆一起，被分配到了贝塔兄弟会的房间。
巴纳姆是一个多面手，为了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他不断地在各个球队之间转换角色，整个秋天在橄榄球队当后卫，到了冬天他又成为篮球后卫，在棒球赛季则又成了接球手。
他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成熟、稳定、镇定。有几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他训练和出行之间遇见他，我很喜欢他亲切的态度。
然而，我在麦迪逊市最好的朋友是阿尔法·戴尔特分会的克莱德·克拉克洪和洛林斯顿·夏普。
洛林的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他曾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学术家庭。
当时，我按照苏福尔斯式的吃法，只吃羊排的中间部分，把其余部分丢在一边。
洛林的母亲发现后，非常和蔼地对我说：“约翰，在一个教授的家里，我们要吃掉全部的羊排。等你也成为教授的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克莱德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和浪漫主义者。为了健康，他住在纳瓦霍人的聚居地，还写了一本关于当地的旅游书籍。
他还创建了一个秘密社团，新入会的人称其为贝乔提斯。他们穿着男士的无尾晚礼服，借助烛光，在当地一个家庭啤酒厂的又深又冷的地窖里聚会，讨论一些高深的话题。
毫无疑问，在它使这些20世纪初期的质朴小镇青年变得复杂世故之前，这更像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学中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兄弟会。
但我之后建立的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巴黎大学的贝乔提斯分会，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克莱德无疑是我在大学见到的最具吸引力的风云人物。他比我早一年到麦迪逊，去牛津大学也比我早一年。后来，我们成为哈佛大学以及战时新闻局的同事。
他在哈佛大学创建了苏联研究中心，而当时我也开始了自己的硕士学位项目——区域性中国研究。
他于56岁、正当事业蓬勃发展时溘然辞世，人们给予他的赞颂，是不多见的以成就而非以年龄评论人生价值的肯定之词。
我发觉，大学生活中的社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容易掌控的。你可以有很多熟人，比如，那些在某个会议上曾与你交谈的人，但是这也会让你没时间顾及真正的友谊。
兄弟会的生活和活动，可以训练你像在鸡尾酒会上一样，结识及问候他人的技能。但是，在那些日子，我们至少学会了比较有意思的介绍方式，而不是像“约翰，这是玛丽”那种在20世纪70年代很流行，令人印象模糊的介绍方式。
在威斯康星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
我找到一个小型兄弟会的负责人，他安排我午饭之后，去兄弟会会所的具体时间，届时，我会出现在会所里，阐述为什么我就是威斯康星联盟需要的那个人，也是那个能确保大家受益于团体的人。
到了选举日，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走访非兄弟会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巴斯科姆厅前的希尔山上，度过了忙乱而兴奋的一个早上。
我对着我并不认识的人们高声呼喊：“为费尔班克投票吧，他知道为你们做什么。”
不过，我还是成功获选，并成为俱乐部理事会的秘书，事实上，这次选举确保我将成为明年的主席候选人，这几乎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我面临着即将成为校园中的大人物的前景，这似乎是抛弃一心求学而改走另一条可选之路，但是，我决定转学去哈佛。
我在这次转学之前，已经有过先例了。在苏福尔斯读高中三年级时，我曾在楼梯、走廊和同学们打招呼，依次喊着他们的名字，为此，我也成为高年级学生会主席的有力候选人。
但是，我必须离开那里去埃克塞特上学。现在，我离东方似乎又更近了一步。
哈佛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候，哈佛还没有凭借哈佛俱乐部以及奖学金的吸引力，招揽到美国的精英人才，所以，那里自然到处都是埃克塞特的学生。
转学到哈佛就像是度过了男女同校的一个假期，现在，又重新回到我在埃克塞特的班级。
哈佛大学还是有着一批好出风头的头面人物，他们参加俱乐部，甚至可能成功地在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崭露头角。
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学本科生仅仅是为他们走向世界而努力学习，大量的研究生零星分布各处，担任宿舍管理或课题组负责人，这有助于营造一种严肃的氛围。
这样的氛围，要比像威斯康星大学一类的综合州立大学紧张得多。麦迪逊大学那时的校长是圆滑的格伦·佛兰克，他是早期的公共关系教育家之一，他说他渴望“将教育机构转变为学习之家”，等等。
相比之下，哈佛的校长A. 劳伦斯·洛厄尔则希望哈佛是一艘由他掌舵行驶的船，绝不向立法机构献媚。
在哈佛（1927—1929），我与我的埃克塞特的朋友埃德蒙·伯克利同住一个宿舍。
他研究符号逻辑，而且，他的生活就像时钟一样精确，从来没遇到过麻烦。
艾伦·斯威奇住在我们的隔壁。在他的影响下，1928年，我被推选进入了高年级委员会。
第一学年，我通过努力，在3门主课中取得了A的成绩：历史1、政治1、经济学A，这几门课程都自成体系。
我的希腊语也获得了A，这门课程在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了。到了春天，我开始扩展我的活动范围，帮助复兴了哈佛辩论委员会。
在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学习了威廉·特拉芬特·佛斯特的《论证与辩论》，书中介绍了一些基础俗套的辩论方法，让辩论几乎成为法律的一门分科。
辩论均由正方开始和结束进程。假如三个正方辩手和三个反方辩手每人各有12分钟陈述时间和8分钟反驳时间，那么，经过2个小时，评判者要是还神志清醒的话，才能选出最终的获胜者。
对于没有电暖的时代，在寒冷冬天的夜晚，读此书强于无所消遣。此书对我们陈述主张、引证论据还是有一定益处的，只要有一本《文学摘要》，就可以“论证”某一事例，同时准备反驳的论据。
举个例子，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民主党沉重地打击了共和党，我们需要做一个卡片文档来记录一些引语及证据。
当你尊敬的对手陈述完他的论述时，你只需要挑选出卡片，来反驳他的证据，并指出他的错误。
我母亲曾给我上过一课，是关于嘴唇、舌头以及呼吸的应用，这些会让大家明显清晰地听到你的发言。
这些很令人兴奋，我发觉，站立后双膝颤抖，我大声地表达观点，这能让对方相形见绌，尽管没有多少人参加比赛，但是，出于对学校的忠诚，我们还是获得了一些听众。
在埃克塞特，我找到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伙伴，我们一起恢复了金枝社和G. L.社这两个社团。
在冬天的晚上，我们会讨论关于“解析：笔杆比刀剑要有效”这一类的论题。不过，在镇上的埃奥卡剧院，每周五晚上为埃克塞特的学生安排了周末电影之后，它们就被荒废了。
我们想成立一个单独的社团，这个社团能和其他学校的社团进行辩论。于是，我制定了一个制度以解决此问题，今后G. L.社应该接纳金枝社推选出的高级会员，只有这样，社团才能够代表学院与安多弗学校、圣保罗学校以及布朗学校的新生或是其他冷门选手，进行辩论。
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时，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辩论社团的状况每况愈下，但是，我让杰克·罗伊和其他一些人加入，最终使得社团再次崛起。
我们还去了密歇根大学，加入他们新成立的辩论社团，并且，在辩论赛中获得了胜利，虽然当时辩论的主题已经没有记录了。
然而在哈佛，我们这些威廉·特拉芬特·佛斯特的少数中西部追随者也开始改换门庭。
拉姆塞的儿子，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曾是牛津辩论社的一员，他曾在整个美国东海岸进行过辩论，因此，在这些地方培养出了英国议会式辩论的推崇者。
哈佛还有一个头脑聪慧、留着鬈发的年轻人叫佛瑞德·劳伦森，他在辩论中，从不表述实例，而是通过一连串的奇闻异事和文字图片表达自己的论点。
更糟糕的是，他会让我们的小观众群笑个不停，即便在没有有利的证据，甚至没有逻辑的情况下，他最终仍然会获胜。
如果你想用那些严肃认真的道义来战胜他，那便是孤注一掷，很难奏效，因为，他会和你讨论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然而，科技的发展改变了辩论的性质。麦克风不久使我们摒弃了传统慷慨激昂的辩论方式，它让我们离观众越来越近。
接着，是精确计时无线电式辩论，使我们的辩论不再是详尽地包括命题、实例、证据、论证这样几个标准步骤了，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你必须用如此多的言语直截了当地表达你的观点。
很显然，我为在公开场合演说作了很多准备，与此同时，我也习惯了学习多种语言。
在苏福尔斯，我就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和法语，到了埃克塞特，又学了一遍，在大学时期，则增加了德语和希腊语。
在任何适当的场合下，我都会努力地背记单词，刻苦地学习阅读。但是，当时的语言老师并没有教我们以下的学习方法：
阅读之前先要完全理解，全神贯注地融入文章，之后，能用自己掌握的词汇讲出来。
而现在这些原则，使得语言学习变得更有效，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充其量也只是初级水平。
1929年，我要面对又一次的转变：我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这是前途远大的证明，也是一次机会，实现了母亲一直隐藏在心中对我的期望。
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性的奖学金还很少，而罗德奖学金享有一定声望，它解决了我毕业之后的生活去向问题，这样，我可以不必为赚钱糊口而奔波，而是继续学术生涯。
1928年，我参加了哈佛大学校报的舞会，艾伦让我照顾舞会的“监护人”，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眉毛浓密的绅士。
他问我有关教育的一些问题，似乎对我有关自己曾经学习过的4所学校之间的比较很感兴趣。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洛厄尔校长。
在苏福尔斯，当罗德评议会面试我时，其中一人问我：“洛厄尔校长是你的亲戚吗？”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校长写给委员会的信拿给我看。在信的末尾写着一句话：“这是一位与众不同、极其优秀的候选人。”
如此赞美之词，从此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