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务机关的设立
一九三五年秋,绥省府主席傅作义将赴太原开会,临行前告我(笔者原名曾厚载，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说:日本对绥远进一步压迫，将在归绥强设特务机关，势难拒绝，绥省府应暂时组设一临时机构,专办交涉事项。此一机构当时定名为特事室，指派留日学生李英夫为主任,苑乃安为翻译秘书。
过了两天，日本关东军中佐科长田中隆吉(日本少壮派军人，侵华中坚分子)来绥，李英夫至车站欢迎，住绥远饭店。我与省府建设所长冯曦(傅外出时经常由他代理主席)在饭店设宴招待田中。田中态度骄横地说:“宁夏(田中当时意指陕北及宁夏盐池等地)共产军骚动,为了中日和平与安全，应该共同合作,完成防共任务。大日本关东军要在归绥设特务机关,搜集情报,指定羽山喜郎少佐负责，羽山不日即来归绥。”他又说:“中国如果反对防共,抵抗日本，必然打败仗。”我等答以傅主席去太原,容为转达。田中次日离绥。一二日后,羽山喜郎来绥,住绥远饭店,傅作义也回来了。羽山表示他系代表关东军及天津驻屯军两方面驻在归绥，专负联络责任，自带大型无线电台一座,随员佐藤等二人。他说: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设立已久，太原也将设立，太原机关长为和知磨二;等语。羽山住绥远饭店二日即去。省府在西茶坊(归绥旧城西南角，地点较僻，与街市远隔)收购回民住宅一所，共十余间，按日式整修,用公款四千余元,指定为羽山住宅,并布置警卫及侦查等事务。
羽山走后，关东军中佐参谋高桥坦来绥。高亦少壮派军人,他来的目的是:
(1)驱逐国民党绥远省党部;
(2)赶走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人员；
(3)取消归绥市一切抗日标志；
(4)布置沈阳一一天津--归绥的日本航空班机。
羽山来绥之后，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已自动撤消，驻省府联络员张宣泽也离开(张系调统局人员)。归绥抗日标志如“九一八”纪念堂、怀柔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及烈士公园，亦都加改饰。至班机事，羽山因未得绥省府的允许，乃藉口借用欧亚航空公司(绥新线)机场降落日机(名为班机，事实上不定期)。高桥坦在绥远饭店住了三四天即离去，接着，羽山乘飞机降落东操场(在归绥新城东一里许)，入居西茶坊住宅，并悬日本国旗。
二、羽山在外交上的种种压迫
自一九三五年秋日本在绥远设特务机关后，绥远当政者和主要干部曾就当前局势拟定对策，提出不怕事、不惹事的口号,外交上尽力克忍,以待时机。
羽山在外交上的压迫,总括来说,就是不断要求绥省府与日本订立“防共协定”,一切所谓脱离阎锡山、反对蒋介石,与德王合作、绥远自主等等说法,都是以“防共协定”为名，企图整个掌握绥远;其种种威胁利诱、欺骗挑拨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九三五年由秋到冬，羽山先布置爪牙于包头及蒙旗各地。派在百灵庙的是胜岛角芳。此人由东蒙古潜入乌兰察布盟及土尔扈特旗、额济纳旗二十余年，熟通蒙语,能诵藏经，有时扮作喇嘛，曾娶蒙女为妇，自称为满蒙政策的实行家。派在包头的是黑田(名失记)。到一九三六年他们即自称为各该地特务机关长。
羽山初到时,表面上尽力拉拢关系,屡屡表示要维持绥远行政上的秩序,决不使浪人贩卖白面(海洛因)、枪支或捣乱金融。羽山初来时包头曾出现日本浪人捣乱，经绥省府提出质问后，羽山叫黑田取缔了。但羽山的狡猾手段是与时俱增的。一九三六年冬春之交，绥东丰镇县又出现了日本浪人非法营商,羽山起初虽曾派人制止，但隔了半月这批浪人又出现了。原来他们勾结赵承绶部下的某撤职军官,偷偷租到房子,迁入居住,羽山就改变态度,说他们是搞正当贸易的日本商人。绥省府抗议无效，乃下令丰镇县长陈应道，以保护日人安全为名，把一条巷子的住户尽数迁出，限制人民与该浪人来往。经过一段时期,这些浪人无利可图，终于自行歇业了。
一九三六年秋初,羽山借口欧亚航空公司在包头筑有飞机库，声言日本亦须在包头筑有一飞机库。他并说:“王靖国(时驻包头)是阎老西派来监视傅主席的,我可以帮助把他撵走。”隔了两天,他们突由平绥路将大批飞机库材料运到包头,并带着工人数十名,到后立时在包头西操场(距包头三十里)开工。绥省府一面抗议,一面下令绥西保安队二千余人，带帐篷多具,连夜开至西操场分散宿营。日人黑田初以为开工未被阻止，坦然以为无事。次晨看见保安队的宿营帐篷布满场内,不能施工,大怒,率领日人寻衅打架,我保安队有三四人被打伤。羽山在归绥也异常蛮横，屡屡表示要弄成惨案。但终于因工程不能进行,经过两天,羽山才同意了绥省府的意见,机库由省府建造,作为绥省府的财产，由日本租用，仍由原工人完成这个工程。绥省府拨给羽山材料费两万余元，在库房写明“绥远省政府飞机库”字样,此事遂告结束。
一九三六年春,羽山与胜岛角芳在土默特旗总管署(地址在归缨旧城)强设无线电台一组,专为德王通讯之用。总管荣祥不能阻止，报告绥省府，省府派人于某日晚趁电台人员外出，将台撤去。羽山怒甚,约荣祥赴其住宅晚宴打牌,当夜将荣祥扣留。经省府向羽山提出严重交涉,次日午前羽山始将荣祥释出。
同年七月，羽山又派人在伊克昭盟札萨克旗旗政府所在地设立无线电台一座,专为与百灵庙通讯之用。旗政府报告绥省府,省府派陈玉甲密赴该旗处理此事，于某夜趁电台人员至沙王府看戏时，将电台破坏。经此两事后，羽山在蒙旗强设电台事遂暂时中止。
羽山胁迫绥省当局订立“防共协定”的要求,虽不断提出,省府始终不予置答。一九三六年，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时，阎锡山从绥远调走步兵四团、骑兵两旅,绥远防务空虚。羽山认为这是极好的时机，于是大事压迫，屡屡要求与傅作义见面,并说:“北方防共情势已到了一个新的严重阶段,皇军决不能坐视,希望绥省当局认清时代。”又说:“傅作义是涿州英雄，板垣征四郎是我们日本的英雄，两个英雄应该在防共大事业上合作。我们可以帮助傅主席赶走王靖国、赵承绶，澄清绥远的局面，使绥远自主。傅主席如果需要武器、飞机，关东军可以充分供给。”某一日羽山见李英夫说:宋哲元已与日本订立协定，并取出土肥原贤二与秦德纯签字的协定副本交李看(此副本真伪待考),省府仍坚持不理。
三、板垣亲来绥远游说
自日机在归绥自由降落后，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的军人以及满铁会社调查团、满蒙开发会社人员、新闻记者等，不断来绥或经绥远赴宁夏游历。有个人的，有团体的，也有专赴蒙旗的，人数不少，时间也长，不能悉记。他们视绥远为未来的东北,非法进行摄影绘图，为所欲为。其中来访的重要人物如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
板垣的访问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间。前一日，羽山才通知飞机到达的时间，并未征得绥省府同意。羽山向李英夫表示,“板垣将军此来,对中日问题将作最后决定。”绥省府从另一方面探知,华北情势紧张，日本将决定全面侵华，先派板垣、多田等人视察各地实况。板垣于某日下午乘关东军专机偕大佐加藤章等六七人抵绥，我与李英夫代表省府到机场欢迎。板垣一行先至羽山住宅,旋即来省府拜会，省府设宴欢迎。宴前板垣与傅作义谈话，时间较长，事后得知，板垣对傅所谈的内容约分两段。第一段是鼓吹割据。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许多不同的种族、风俗、语言，也具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经济等特点，而中国过去的历史，也是多乱少治，如五胡乱华、唐末藩镇及宋元之际蒙汉民族斗争等。原因就是强力统制在一个政府之下,不顾及各地域的特性,必然不能适合各地人民之意愿和需要，以致造成循环不止的自残和内乱。历史教训不能否认。华北密迩满蒙，关系大东亚共荣圈的长治久安。现在不少有识人士，倡议分区自治，是惩前救时的良策,我们愿意目睹其成,也愿意作适当的帮助,以保卫东亚的安全。"第二段是强调防共和与德王合作。他说:“陕北在共产党手中,新疆情形混乱，外蒙已然赤化了，这些地方紧连着甚至包围着满蒙,所以日本为了亚洲的安全，愿与中国共同防共，关东军对满蒙治安，责无旁贷。德王是蒙古人参加防共的，是有远见的，绥远当局应该与他合作，不要难为他。我也愿意德王不要与绥方闹意见,大家相见以诚，共同完成防共大业。”
傅作义答复板垣的话,大意是:我意识到板垣先生是中日问题的中心人物，也可能是中日和平或战争的主持者。中日系同文同种的两大国家，应该是和好携手,共同进步。万一不幸演成中日战争,将来局势演变,恐怕不仅仅是中日战争,必然引起世界大战,到了那时，不但造成全人类空前的灾害，而且战果也很难预料，很难说是谁胜谁败。
次日，板垣即离绥，傅到机场送行。板垣行前赠傅望远镜、军刀各一,意存威胁。傅则回赠端砚一方,表示坚持之意。
四、日伪军侵绥时羽山之态度
一九三六年春,日伪军侵犯绥东,绥军驱走日伪军,收复失地，是为红格尔图战役。羽山在我军进攻前，某日醉后向李英夫表示说:“察北军队进攻绥东,或系某部军人邀功的行为,天津驻屯军颇不赞同此事，傅主席大大可以出兵打他们。”当时我们分析羽山态度，觉得莫名其妙，但直至战事结束，羽山始终无反对言语。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军收复百灵庙，军事部署极端秘密，羽山毫未觉察。进攻前一两天,羽山在大醉中,大约对他上级没有情报。二十五日我军拂晓进攻,未发现日本飞机，到战事呈胶着混战状态时日机才来，已经无法投弹。由此可以推知羽山事前确蒙在鼓里。事后羽山懊恨万分,对其从人大发脾气。另据闻，关东军为此事深责羽山，认为重大失职。羽山骄横气焰，也由此大挫。
自百灵庙战事后，羽山与绥省府关系无形中断。羽山常留在沈阳、天津，并将他的眷属送走。日人来绥游历的，也渐渐绝迹。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变爆发时，羽山也没有提出要求。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春间，他仅仅办过将小滨大佐骨灰(大庙子战役被杀)运回日本一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绥省府通知羽山即日离开。羽山乘汽车间道经乌盟某旗逃去。
(一九六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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