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刘永福，原名刘义，字渊亭。1837年10月10日生于广东钦州（现属广西）防城司古森洞小峰乡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随父流浪到广西上思县平福乡，13岁时到滩艇给人当佣工，15岁时被船主雇为滩师坐船头指挥行船，行船之后在父亲指点下学习棍棒武术。刘永福少有大志，为人侠义有胆略。然而家境极度窘困，刘永福一家终年辛劳，也难得温饱，使得刘永福没有获得任何接受教育的机会，无法念书识字，而这也就限制了他日后的发展。1854年，17岁的刘永福遭遇了生命中的一次大磨难，这一年他的双亲以及与他相依为命的叔叔相继撒手人寰，刘永福不仅无力为亲人购买棺椁安葬，还要偿还父母生前的欠债，被迫将全部的家产变卖抵债，最后落入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悲惨境地。刘永福兄弟变卖家产来偿还父母生前债务，随后投奔相邻的高凤村父亲友人陆二叔家。期间曾赴越南芒街打工，后来又回高凤村打猎或当船师。而这段经历也成为后来刘永福入越南寻求出路的先声。
刘永福像
二、创建黑旗军
当时的两广地区，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清王朝的统治薄弱，各地的起义造反活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为求生存，刘永福和一些穷苦乡亲投入了当地一支小股农民起义军。在咸丰七年（1857年），刘永福投奔上思县反清组织三合会（又称洪兵）首领郑三的麾下。在郑三军中三年，没同清兵交战，反倒在同巫必灵部起义军的一次火并中受到重伤，差点丢了性命。因为早年的痛苦经历，使刘永福的性格里始终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此后的日子里，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得更好，刘永福开始不断地改投山头，不断地寻求新的生机。
咸丰十年（1860年），刘永福改投农民军首领吴二，因待遇不好，于同治二年（1863年）农历六月，自逐卜入下雷州的化峒，改投王士林部。刘永福在王士林部下一呆就是五年。开始待遇尚好，每人每日发白米一斤、钱20文。过了三年，待遇渐差，减为每日只发一斤米，钱没有了。到了后来，待遇更差，已是米无一筒、衣无两套，一日两餐都无法保证。于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刘永福又改投到与王士林部为敌的土豪黄思宏军中。但黄思宏不久离军而去，部队粮饷紧张，军中无米可发，每人每日只发钱18文，以致刘永福只能食粥过年。刘永福又率领200余人弃营而走，在同治五年（1866年）至新宁州（今扶绥县），投奔当时广西南部最大的反清势力吴凌云，此时吴凌云早已死去，其下军队由其长子吴亚终（又名吴鲲）统帅。吴亚终允许刘永福指挥他所带来的200余人，给他钱粮。刘永福得到吴亚终的赏识，在其麾下担任副帅。这一年的正月，左江和右江皆为天地会势力所据，各路势力共推吴亚终为首领、小张三为副首领。刘永福被封为左翼大帅，率领二百余人据守归顺州安德，同据守郎家圩的吴亚终、黄崇英互相呼应。当时起义军内各个营头都以不同的旗帜作为自己的标识，刘永福仿制驻地安德附近北帝庙中陈设的黑底北斗七星旗，以此作为自己所部的旗帜，黑旗军的历史即从此创始。黑旗军的基本成员是贫苦农民，多是归顺、龙州、上思、宁明和钦廉人。
黑旗军军旗
手持令旗的黑旗军士兵
三、入越扩张
然而刘永福投入吴亚终麾下没有多久，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此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清廷得以腾出部分军力来扑灭各地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同治六年（1867年），广西官府以候补道覃远琎统领的楚军为主力，调集重兵大举围剿吴亚忠部起义军，吴亚终被清军击败负伤，势力一落千丈。面临清军大兵压境，起义军粮饷出现困难的时候，刘永福以求生本能作为出发点，决心脱离吴亚终，自立门户。在庭中设大案，燃香焚楮，昭告天地，与部众歃血为盟，愿共同戮力，永勿反悔，并用剑击碎吴鲲所颁之左翼先锋象牙印。率黑旗军部众广西波斗进入越南的茶灵。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由原为农民军首领、后入越取得阮朝政府授予官职的邓志雄、梁俊秀率领百余人踞守的苏街大墟。部将农秀业建议袭杀邓志雄、梁俊秀，刘永福不从，此举感动了邓、梁二人，随后向阮朝“出首”，被任命为宣光团勇头目。
当时与中国相邻的越南北部，聚集了不少从中国逃亡来的各种反叛武装力量。其中有的接受招安，归附越南政府，成为越南政府雇佣下的团练、雇佣军，有的则自行在越南攻城略地，占据地盘自立为王。比如吴亚终在被清军击败负伤之后，
吴亚终自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市）逃往中国与越南边境一带，据守兴化省水尾州一带，一度向越南阮朝投降。越南国王阮福时准其投降。然而不久之后，吴亚终便举兵反叛阮朝，攻打高平、北宁等地，成为阮朝在北圻的一大祸患。此时的越南政府依靠自身军力，根本无法彻底肃清边境，于是广泛采取招安一批、攻打一批，让境内的中国武装力量自相残杀的以毒攻毒策略。1870年，吴亚终在北宁阵亡，其部众被阮朝剿抚使翁益谦击溃。吴亚终的部众分为三支，分别是刘永福的黑旗军、黄崇英的黄旗军和梁文利、盘文义（一作盘文二）的白旗军。
同治七年（1868年）农历正月，刘永福进驻六安州，六安州是盘文义的驻地，双方展开激战。刘永福当时只有300余人，而盘文义的军队超过一万人，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巧布竹签阵，终于打败了盘文义。趁着盘文义部下因为战败而军心动摇的时候，刘永福设计刺杀了盘文义，兼并了白旗军，其部众一度发展至六千余人，除掉黑旗军入越后的第一个对手。接着，刘永福派黑旗军将士将六安州邻近各处盘文义所设各级伪官陆续拿获斩首，将那些伪官首级与盘文义的首级一同派人解呈阮朝官府，于四月被阮福时升为百户，同时任命他为宣光团勇头目。然而，刘永福认为六安州地盘太小，不利于进一步发展，便率领在六安州作战时招收的农军将领黄胜利、许元彬等部，着手准备攻打毗邻云南的商路重镇保胜（今越南老街省）。当时，保胜被一个叫何均昌的广东武装头目占据，设卡收税，阮朝政府不能过问。刘永福击败了何均昌，何均昌派人去河阳请黄旗军的黄崇英部前来助战。
黄崇英为吴亚终的外甥，且人多势众。刘永福便派人向黄崇英卑辞求和，黄崇英遂同意刘永福驻守保胜。后来刘永福怀疑黄崇英要偷袭自己，便先发制人，攻打黄崇英。同治八年（1869年）农历四月，刘永福与黄崇英战于保胜，农历五月击败黄崇英，入驻保胜。刘永福便以保胜为根据地，在此处开山设寨、辟田屯兵，并逐渐兼并周围的从中国逃往越南北部的山贼势力。此时黄崇英盘踞河阳，与黑旗军同为这一带的两大山贼势力武装势力。双方一向不和，黑旗军和黄旗军在宣光、太原（注：在越南境内）一带争夺地盘，在各自辖境之内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越南阮朝不能制之。
密林中的黑旗军士兵
早在双方争夺保胜时，清军冯子材率部入越围剿吴亚终，阮朝不乐见刘永福久驻保胜，请求冯子材把他带回中国或剿灭他，但被冯子材拒绝。黄崇英在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七月利用冯子材班师入关之机东山再起，派段寿为总督北圻军务，赴谅山指挥镇压，但不久遭到另一路起义军首领苏泗（苏国汉）擒杀。阮福时在无奈之下派遣驸马黄佐炎为谅平宁太统督军务大臣，会同山西赞襄尊室说前去镇压这些武装势力。黄佐炎采取分化策略，拉拢招安刘永福，阮福时接受了黄佐炎的建议。刘永福便向阮朝上表投降，于八月向阮朝请求围剿黄崇英。阮福时允许刘永福的黑旗军继续据守保胜之地，指示刘永福：“以蛮攻蛮，一要著也，可善激用之，但野性难驯，勿使过望，转成难制。”以同意让刘永福对付黄崇英。刘永福一是派出黑旗军部分将士与冯子材所部清军会剿。冯子材派部将杨瑞山、冯月亮来保胜见刘永福，邀刘永福派兵助战，答应事成之后赏给刘永福蓝翎功牌。刘永福马上从黑旗军中挑选精壮，编为福字前后两营，交部将农秀业率领前去和清军会剿。这两营黑旗军作战英勇，协助冯子材攻下了黄崇英的根据地河阳。后来，冯子材果然赏给刘永福四品蓝翎功牌，并给木质关防一颗。刘永福自己也率领黑旗军的主力在兴化省一带和黄崇英作战，并在龙鲁将黄崇英打伤。随着刘永福在越南北圻站稳脚跟，入越的广西农民军的几支队伍如杨著恩、吴凤典、黄守忠等部先后前来投奔，特别是黄守忠部，使原来只有几百人的黑旗军很快扩展到2000余人，成为越南北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黑旗军所用的令旗
同治十二年（1873年）农历九月，因击败黄旗军、收复湖宁、立石两县之功，阮朝政府命刘永福权充兴化保胜防御使。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八月被阮朝升为正领兵官。此后阮朝默认黑旗军在越南北部割据自立，并正式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黑旗军以保胜为总据点，扼守住红河流经中越两国的重要分界点，修筑炮楼城墙，并在红河上设立关卡，对来往商船抽税。此时黑旗军的军费来源除了越南国王场里发给的粮饷外，其自行征收的税银每年平均有五万两左右，最高时达8万两。其中三万两以补军用，黑旗军也逐渐发展到3000人。当时，刘永福虽有越南官员的身份，但依然留着辫子、穿清朝衣服，只在与越南官员相见时将辫发盘成发髻，穿上越南官服，随后扔在一边。之后刘永福继续履行为越剿匪的责任，他的黑旗军也成为越南剿匪军队中的主力军。同年农历十月，阮朝调动兴化、谅山、高平、宣光四路大军进剿黄崇英，命刘永福权充三宣副提督，督率四路大军。光绪元年（1875年）农历七月，黄崇英被清越联军生擒，随后凌迟处死。
红河边黑旗军所占据的村寨
四、抗击法国
（一）罗池大捷
然而刘永福崛起之日，正值法国殖民势力开始觊觎越南北部地区。当时，法国已经占领了越南的南圻，法国将其作为在东南亚的一个殖民据点。法国商人堵布益逆湄公河而上，将武器贩卖给中国云南的官员，还参与了贩卖私盐的活动。这引起越南的不满，并与法国殖民者发生争执。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国交趾支那殖民当局总督马里·儒勒·杜白蕾为了打通从红河通往云南的航路，派海军上尉安邺进入越南北圻，安邺率领56名法国士兵（后增至100余名武装人员）突然攻打河内，用大炮攻击城墙。河内很快便陷落。越南守将阮知方殉国。
安邺像
法军攻击河内城门
此举使得阮朝震动，阮福时一面准备与法国政府接洽谈判，以外交手段协商解决纠纷，一面则调兵遣将，派黄佐炎前去北圻防御，防止法国人在越南北部发起进一步的侵略。黄佐炎一方面知晓越南官军腐朽不堪使用的真相，另一方面曾保举刘永福升官，两人关系较好，决定联合刘永福的黑旗军反攻河内。
1873年12月，刘永福率领所部的黑旗军1000余人，抵达河内西门外名为罗池的地方安营，黄佐炎统率的大批越南官军则在黑旗军的后方二三里下寨。熟知黑旗军作战之前会先悬以赏格，以此激励士气的惯常做法后，黄佐炎即宣布，黑旗军如斩获法国兵首级一颗，赏银150两，如果斩杀军官，则依所杀军官的军衔高低再行增加赏银。双方议定由黑旗军充先锋杀敌，而所有建筑营垒、守营看更、解运粮食等事情则由越南官兵承担。
12月21日，黑旗军来挑战，正在与越南官员陈廷肃谈判的安邺闻讯后怒不可遏，当即下令集合队伍。由于当天正值礼拜日，很多法方官兵处于休假中，安邺在仓促之间只集中到20余名法军和几名越南土兵，仅携带一门山炮出城迎战。但是拥有以180人击溃越南军队7000人经历的安邺，根本没把自己的对手放在眼中。安邺与其副手海军中尉巴尼各自带着10余名士兵气势汹汹地杀出河内城后，黑旗军佯装撤退，安邺怒火中烧，决定追击痛剿。当安邺率领的这支小军队一路追杀至河内城外的纸桥附近时，陷入到黑旗军所设下的埋伏，20多名法军被1000多名黑旗军包围逼近，双方进行白刃战。作战过程中，安邺不慎掉进一个陷坑，在射光了手枪子弹后被围上来的黑旗军官兵割下了头颅。除安邺之外，从河内出城的这批法军还阵亡了3名士兵，安邺的副手巴尼也在混战中被斩。这一战，就是中法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罗池大捷，又称第一次纸桥之战，也是刘永福对法的第一战。
安邺之死
经此一战后，使得法国方面原本计划进一步侵略越南北部的行为暂时停滞下来。然而阮朝已决定对法妥协，越南官员也在河内城内同法国人谈判，因此越王阮福时对此役评价不高，说：“刘团诱杀安邺，特出一辰（即其名讳“时”的避讳字）计取，若堂堂正正与之角胜，想亦难于持久。”仅擢升刘永福为副领兵官。后来法国虽然将河内归还越南，但同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又称《第二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开放北圻和红河航道，并无视中国对越宗主权，称越南为自主独立国家，越南外交须与法国协调，为十年后的中法战争埋下祸根。
（二）第二次纸桥之战
尽管越南自行和法国签订了保护国条约，但越南事实上仍然履行着向中国朝贡称臣的义务。时至光绪四年（1878年）冬，广西清军守将冯子材的旧部提督衔记名总兵李扬才发动叛乱，自称是越南李氏王朝之后，挥师侵入越南境内，想要取阮氏朝廷而代之。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变，阮朝并没有按照《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的规定，邀请法国前来帮助，反而向中国求助，请中国派兵入越戡乱。刘永福在平定李扬才的战斗中协剿有功，于翌年二月被越南政府实授三宣副提督，并封英勇将军。越南政府不仅与中国藕断丝连，而且又引来大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与在越的黑旗军握手言欢，这些举动令法国政府大受刺激，在他们看来，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意味着中国要和法国争夺对越南的保护权。
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承诺的开放红河航道，很快也被证明是一纸空文。从越南通过红河进入中国云南，黑旗军的驻地保胜是必经之地，自从与安邺交手后，黑旗军就对法国人充满仇恨，认为法国人在红河任意航行通商，影响了黑旗军设卡抽税的利益，而且对黑旗军驻地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刘永福宣布，根据越南国王和法国签署的条约，红河开放给法国通商，但是黑旗军只接受法国人委托中国船只上驶通商，绝对不能容忍法国船只直接穿越黑旗军的驻地：“……既然现在法国与安南王国已有一项条约，那你们就把你们买到的货物托给中国人，他们可以自由地沿河到宝真，只是我们不同意欧洲人的轮船和外国人到那里去。假如中国商人偶然在途中遭抢，我将负责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是我还要重复一遍，如果欧洲船或欧洲人要来宝真的话，我声明我将以武力阻止他。我们就要看看谁能压倒谁了！”
中法在越南作战地区情况图
为改变这令人懊丧的局面，法国一方面不断向越南和中国抗议、声明，强调自己才是越南的保护国。然而中越两国始终不承认，令法国人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法国向越南政府施压，要求驱逐黑旗军，但也没有任何结果，反而接连传来法国人在红河上遭黑旗军袭击的消息。
光绪七年（1881年），法国计划征服越南北圻，打通红河航道，并将越南正式变为他们的保护国。此时茹费理领导的共和党左派内阁上台，主张积极改变法国的弱国地位，对外采取强硬政策。针对是否应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1881年7月22日，法国议会进行表决，以308人对82人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追加驻越南海军经费的议案，拨款250万法郎，用于驻越海军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1881年9月7日，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向交趾支那总督卢眉发指示称：“对顺化（当时越南王国的首都）官员要采取一种态度，使用一种语言，以便让他们明白，过去由于他们的言行不一，诡计多端，使条约的条款成为一纸空文，现在是严肃对待这些条约的时候了。要让他们接受这一点，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军事力量。”随后，卢眉向新上任的法国海军南圻支队司令李维业（一译李威利）下达命令，由他来具体组织、执行军事行动。
法国海军南圻支队司令李维业像
农历十月，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将法国即将用兵越北的消息报告清廷，引发清廷对越南问题的关注。清廷中枢要求相关督抚大员复奏对策，广西巡抚庆裕、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等均奏请联络刘永福。清廷中枢则认为“刘永福恐未可深恃，且虑形迹太露”，对此议反应消极。在此期间，一些法国商人或军人屡次试图进入保胜地区，均被黑旗军所阻，法方也在光绪七年（1881年）农历十一月正式照会越南政府，要求越南驱逐刘永福，否则将于来年由法国处置。刘永福也已发觉自己和黑旗军在越南所处地位之低下，随着法国对越南政府施压，越南政府也屡屡下令，要求黑旗军迁移驻地，离开红河沿岸。此令虽然因为越南国内对法交涉形势的阴晴不定，并没有真正落地执行，然而刘永福深感黑旗军的前途遇到了危机，必须要重新寻找一条出路。在与法国关系紧张的十月，刘永福向阮朝提出回国为父母扫墓的请求。此前刘永福已提过两次，阮朝朝廷均未答应，此次见他去意坚决，便批准其五个月的假期，刘永福便在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思平福新圩的故居，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他此行的真实目的则是争取清朝援助，在与广西左江道周星誉所派宣化典史王敬邦的会谈中，请求清朝粤、滇、桂三省出师二万，援越抗法。在交涉中，刘永福反复做出表态：“愿为中国千把（千总、把总），不愿为越南提镇。”
在对黑旗军这种处在异域的中国人军队应持何种态度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分作两派意见，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刘永福部黑旗军骁勇善战，应当令其继续留扎在越南境内，充当中国解决越南问题的先锋部队，不仅要对黑旗军加以支持，必要时候还应增派中国军队入越，加强中国在越实力。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刘永福部黑旗军兵力仅3000余人，所能发挥的实际军事、政治价值有限，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越南政府每每遇到对外交涉问题，大都不事先通报中国，如果交涉有利，则视为摆脱和中国宗藩关系的契机，如果交涉不利，又要来找中国帮助解决。为了这样一个三心二意的属国，而不惜与一个欧洲国家进行前途莫测的战争，白白耗费中国的国力，在李鸿章看来，是极为不智的举动。
清末《点石斋画报》上刊登的刘永福画像
没有得到清廷方面任何公开的表态回应后，刘永福又重新回到了保胜。此时，越南国内局势已经大变，正是李维业在越南北部大动兵戈的时候。1882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初八日），李维业率领一小队法国士兵，以保护法国人在东京的利益为名，攻占了河内。河内总督黄耀战败自杀。阮福时得知河内被占领后，遣使向西贡总督府交涉，但得到的答复是攻占河内并非法国政府之意。于是阮福时又遣使要求李维业交出城池，但遭到拒绝，李维业反而要求越南接受法国的保护。阮福时拒绝了这些要求，一面召盘踞东京山区的刘永福率黑旗军抗击法军，一面派遣户部尚书范慎遹前往天津求救。黄佐炎急调刘永福前来御敌，刘永福于农历三月十九日抵达越南山西，农历四月初一日在山西祭旗，准备出征。因为人手不够以及法国深陷埃及危机，李维业同意交还河内，于是阮福时命各军不得轻举妄动，后又要求刘永福撤走，以便与李威利谈判。五月初，在黄佐炎的劝说下，刘永福与后营卢玉珍、黄廷扬、曾际泰率兵600名回到保胜，同时安排黄守忠率黑旗军前营1200名勇堵守河阳，左营吴凤典带勇500名移扎山西省的不拔县，右营杨著恩带勇500名调守太原城，叶成林带前队勇300名驻扎兴化省的陇鲁。此后刘永福频频向刘长佑、黄桂兰等滇、桂军政官员求援，这些官员答应“暗助”，但除了在九月由云南布政使唐炯在木厂会晤刘永福并一次性拨付饷银一万两外，并无其他实质性援助。刘永福既被越南阮朝逼迫，从清朝那里也得不到实质性的援助，更有法国人一心要驱逐他，因而处境孤立，陷入困境。他甚至派黄守忠率兵以追剿余匪为名，进军十州（今越南莱州省、山罗省一带），探察情形，以备将来抗法事业失败，就将十州作为黑旗军的退路。
对法国侵入越南北部一事，中国朝内的主战派反应强烈，认为应该尽快予以干涉，清廷也同意了阮朝增援的请求，派谢敬彪到达北宁，又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接应。1882年年底，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自请进入越南，联络黑旗军，欲说服刘永福重振意志，援越抗法。这个消息对于处在困难无助的刘永福来说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清廷高层官员亲临鼓励，在黑旗军看来，意味着自己已不再是母国眼中的叛军，已经得到祖国的承认，如此一来，即使越南政府万一倒向法国，黑旗军也不用担心将来的出路。
唐景崧像
唐景崧先到越都顺化，与阮朝高官会晤，确认其无抗法决心与猜忌刘永福的态度，在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呈给清廷的奏折中强调要给刘永福接济军火和饷银。光绪九年（1883年），在唐景崧准备入越会晤刘永福时，越北局势急转直下。法国新上台的茹费理内阁决心加快征服越南北圻的步伐，李威利在其指示下再度出兵，在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八日）占领越南北部第二大城市南定。阮福时又倾向抗法，命黄佐炎积极抗战，黄佐炎又指令刘永福出征，但刘永福因上年抗法被阻挠而不再信任阮朝，以致“六调不至”。在这种背景下，刘永福和唐景崧在农历三月初八日会晤于越南山西，翌日，唐景崧分析认为越南被法国所逼，灭亡只在旦夕之间，正是因为保胜（即黑旗军）传檄而定诸省。向刘永福提出三策，上策是向清朝请命，假借其名义称王越北（一说无此策），中策是率黑旗军进军河内，驱逐法国人，通过此举让清廷资助黑旗军。下策是固守保胜，失败之后投靠清廷。刘永福经过几天思考，在农历三月十三日会晤唐景崧时答复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
法军攻占南定
在南定陷入法军之手后不久，得知李维业率少量部队驻扎在河内城，1883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刘永福在山西再次率军祭旗，率领黑旗军精锐出征，赶往河内。沿用攻击安邺时的故技，刘永福一面派兵在河内城墙上张贴檄文告示，一面不断骚扰、攻击河内城外的法国教堂，以此举引诱李维业出战。李维业只有数百兵力，故无论刘永福如何挑战，都不出城应战，静待法国援军。刘永福几次打河内都无果，遂于农历四月初九日派黄守忠、吴凤典、杨著恩带兵四百人夜袭河内郊外的教堂，向城内法军施加压力，被教堂旁碉堡驻守的法军击退。李维业却觉得教堂被袭让他很失面子，也不把刘永福放在眼里，便在农历四月十三日带四百余人出城进剿黑旗军。
第二次纸桥之战作战示意图
5月19日凌晨4时30分，李维业率领400余名法军，携带3门65毫米口径行营炮开出河内城，搜索黑旗军。在李维业看来，当年安邺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所带的兵力过少，仅仅只有几十人，而自己此次率领数百大军，应该是胜券在握了。上午8时30分，法军走上河内城外的纸桥。刘永福早就从城内的越南间谍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在此设伏。
河内郊外的纸桥，安邺、李维业都在这里败北亡命
纸桥的对岸是一大片水田，水田远处则是竹林、树丛。泥泞的水田可以用来迟滞敌军，茂密的竹林、树丛又是设下伏兵的好地方，这片地域无疑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果不其然，就当李维业和法军炮队走上高高的纸桥时，四处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几名炮手当场毙命，法军营长韦鹥少校被击中腹部，旋即手臂又中弹，送回河内后伤重不治身亡。在遭到突然袭击时，李维业立刻命令部下展开还击，由于此次法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故虽中伏，依然击退黑旗军。经过一轮激战，纸桥附近设伏的黑旗军杨著恩部被击退，营官杨著恩阵亡。李维业更加轻视刘永福，率法军继续前进，追击逃散的黑旗军，由此又落入黑旗军在上安决村设下的另一个包围圈。不久法军在追击途中与黄守忠率领的黑旗军前营遭遇，黑旗军使用侧翼包抄合围的战术，吴凤典率领的黑旗军左营很快出现在法军侧翼。见到黑旗军人数众多，李维业为了不步安邺后尘，他决定停止进攻，后撤整队后再做决策。撤退的军号声很快响起，法军开始狼狈地向纸桥方向沿原路后撤。当时，法军的1门65毫米口径行营炮可能是因为准备射击，火炮和骡马拖曳的弹药车失散，为了不让这门火炮落入黑旗军之手，李维业竟亲自上阵，在几名士兵掩护下和一些官兵去拖曳这门火炮。也就在此时，李维业肩头突然中弹，立刻倒地，旁边的海军上尉雅关用身体掩护李维业，被当场击毙。剩余的法军显得惊恐万分，仓促地通过纸桥，撤回了河内附近的法租界，黑旗军则一直追至河内，“全城被黑旗军抢劫一空，半城被焚”。令撤退的法国军队意想不到的是，战斗中中枪倒地的李维业实际并未立刻毙命，只是受伤而已，后来在黑旗军清理战场时被发现，被绑在竹竿上抬回黑旗军营地后砍去手和头颅。“他（李维业）被用竹竿抬走，当时他神昏气喘，失去知觉，走两公里之远，直抬至刘永福所在的庙中。到了那里，似乎神志清醒，明白过来，说了几句没有人懂的法国话……李维业司令的头和被砍下的手，单独放在一个漆盒里，埋在离大路中心不过数分米远的地方，使凡过路的人都得在上面践踏，以示轻蔑与侮辱。
纸桥之战中正在试图拖曳火炮的李维业
此役中，包括李维业在内的32名法军阵亡（李维业被斩），52名法军受伤，黑旗军也付出了阵亡50人、受伤56人的代价，是为第二次纸桥之战。刘永福向清廷报告称杀法兵数百人。越南阮朝为了表彰刘永福纸桥大捷的军功，晋升他为三宣提督，赐正二品冠服，后又封为一等义良男。
不过，清廷中枢受到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建议影响，只是加强驻越清军的力量，尽量回避援越抗法，刘永福没有得力外援，也就无法乘胜追击，收复河内，只有唐景崧愿与他并肩作战。
（三）怀德、丹凤之战
然而李维业的死却成为法国大举出兵越南北部的导火索，侵越法军采取双管齐下、两路出击的计划，由法国海军东京舰队司令孤拔率领七艘舰艇和1000名士兵直捣越都顺化，东京远征军总司令波滑率2000名士兵攻打黑旗军防守的北圻各据点。前者的行动因越南国力弱小加上越王阮福时死后的政局混乱而顺利实现，并签署《第一次顺化条约》，将越南正式变为法国的保护国；后者则在8月15日（农历七月十三日）进攻刘永福在怀德府的驻地。波滑的法军利用其武器装备的优势攻占了黑旗军的几处防御工事，刘永福采取避敌锋芒、先行示弱的战法，主动撤出怀德府，在怀德通向山西的道路上设伏，将波滑的法军引诱至此。
刘永福和唐景崧经过顽强抵抗，击退了波滑所率的法军。因17日（农历十五日）发生洪水冲毁黑旗军驻地，黑旗军被迫撤到三十里外的丹凤县。波滑因怀德之战失败而恼羞成怒，决定继续扫清黑旗军据点。8月31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波滑进攻丹凤，因洪水导致火力无法充分发挥以及黑旗军的顽强抵抗，被迫在相持三天后撤回河内。其后，刘永福移驻地势更高的青威县，准备伺机收复河内。此时，法军控制顺化的消息传来，越南政府命北圻诸臣停止抗法并停止给黑旗军发饷，声援刘永福的驻越清军听说越南投降后也撤离山西，其中滇军撤至兴化，桂军撤至北宁。黑旗军被迫退守山西，由云南每月助饷银五千两。唐景崧趁机再次向刘永福提出割据北圻称王的建议，刘永福不从，并觉得山西难守，有意退守保胜。因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唐景崧遂指使黄守忠向刘永福力争死守山西，刘永福便决意守山西，但此事也埋下了黑旗军分裂的祸根。
法国东京远征军总司令波滑少将
（四）山西之战
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九月，中法谈判因法国逼迫中国承认《第二次西贡条约》而陷入僵局，清廷决定执行对法强硬路线，于农历九月二十二日下旨拨给刘永福、唐景崧十万两饷银，公开支援其抗法事业。刘永福派员回国，募兵1000人，唐景崧也请来滇军三营1000人来守山西。此时，孤拔已率海陆大军6000人及各种精良武器北上北圻，直扑山西。黑旗军6个营加桂军1个营扼守城北河堤；黑旗军5个营扼守城东；黑旗军、桂军各1个营扼守城南；滇军3个营扼守城西。此外，北圻统督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军约2000人驻扎于南门外村落中。虽然防守山西的清军滇、桂和黑旗军也有6000人，但有1000新募兵，且只装备少量新式洋枪，其他多为旧式前膛枪、抬枪等，大炮也由笨铁铸成，武器装备远逊色于法军。12月10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中法战争第一战——山西之战打响。在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法军发起攻击，以舰炮和机枪掩护其步兵展开，并摧毁了山西城东北的扶沙要塞。防守城北堤岸的黑旗军奋起还击，竭力迟滞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刘永福命令东门外的黑旗军5个营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法军侧后机动，以便配合堤岸守军夹击敌人。约12时许，迂回敌后的黑旗军突然出现于陆路法军及水路舰队之间，从翼侧攻击向西运动之敌，使法舰炮火无法发挥威力。孤拔立即命令进攻部队转入防御，并集中炮火还击。黑旗军迂回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4时，法军重新发起攻击，城北黑旗军顽强抵抗。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法军以死伤士兵200人、军官22人的代价，夺取了河堤阵地。15日凌晨1时，守军一部乘夜发起反击，冀图夺回河堤阵地，未获成功。刘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阵地难保，便将守军撤至外城，分段固守。当日上午，双方调整部署，法军不停地进行炮击。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机动，企图夺取扶里炮台，从西门攻入城内。刘永福判明情况后，亲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并加强防御工事。16日拂晓，法军猛攻北门和扶里炮台。北门守军沉着应战，连续向城下投掷火药包，顶庄了敌人的进攻。防守扶里炮台的滇军也奋起还击，但因炮台设施陈旧，被敌突破，撤入外城，以致敌人得以进逼西门城垣。当日上午，法军炮兵配合舰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门城楼轰塌，并摧毁全部防御工事。守军伤亡较大。下午，法军由西门突入城内，守军依托市区建筑物顽强阻击，激战至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刘永福只能趁夜留下部分黑旗军守城掩护，率黑旗军主力撤离城池。
孤拔像
山西之战
（五）北宁之战
农历十一月二十日，黑旗军与清军退至兴化。不久，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1884年2月22日（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岑毓英率20营滇军来援，进抵兴化前线。使刚遭溃败的黑旗军与清军稳住阵脚。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12个营，共计4000余人。在攻占了黑旗军的重要据点山西城之后，接续的攻打目标就是北宁城。北宁西接山西，东临海阳，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873年安邺被杀事件之后，清廷陆续派出军队进入越南，观察越南局势，追击逃入越南的起义军，其根据地就是北宁城，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得到法国军队将要大举进攻山西、北宁的情报之后，清廷就立即采取了加强北宁驻军的方案，希望以大张旗鼓地向外展露出事实上有中国军队驻在越南北宁的迹象，来阻止北犯的法军。其中滇军调至兴化、临洮、端雄、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20余营，约1万人。鉴于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加之鞭长莫及，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实际上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当时驻守在北宁城的中国军队，计有广西桂军的 28 个营，以及临时招募增编的数十个营，共约 50 营兵力，分别由淮系铭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和湘系出身的道员赵沃二人统领。当山西战败后，刘永福和唐景崧部经过扩充组成的12个营，从兴化也辗转退入了北宁城中，驻扎北宁省城外七里的安丰县，后因安丰县无粮供应，遂将黑旗军移于北宁城外。总计驻守北宁的中国军队兵力达到近两万人。
尽管从人数看，这是在越南境内规模空前的一支中国军团，但是各军的装备、训练参差不齐，实际无异于乌合之众。虽然当时清廷已经下令清流主战派极力推荐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出关负责东线统一作战指挥各军的事宜，但是徐延旭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托于黄桂兰和赵沃，迟迟驻足在中越边境观望不前。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掩护。这些原因导致北宁城里出现了黄桂兰、赵沃、刘永福3支军队互不统属、缺乏统一指挥的混乱局面。
1884年3月8日，新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率东京远征军第1、2旅旅长波里也和尼格里从河内和海阳出征，经过了近6天的行军和进攻行动，法军一路扫清了从陆路通往北宁途中的各清军、黑旗军据点，于3月11日下午2时在北宁城的附近集结，开始攻打北宁城的军事行动。黄桂兰、赵沃、刘永福率领主力防御正当北宁城来路的中山高地、春和村等阵地，另派出 9 营兵力，防御北宁城濒临红河支流的沿岸要地拉保水坝要塞。但在一番战斗后，面临被法军合围的紧急情况时。黄桂兰、赵沃竟放弃指挥，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两万桂军一触即溃。黑旗军虽然尽力抵抗法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势已去而败走，随桂军退守太原。3月22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法军不战而取太原，桂军退至谅山一带，刘永福则逃回兴化，手下兵力还剩3700余人。4月12日，法军攻占兴化。刘永福又随滇军撤出兴化，并率吴凤典等部驻守文盘州、大滩，分黄守忠所部驻守宣光。6月（农历五月），宣光也落入法军手中。
法军占领北宁城
（六）围攻宣光、临洮败敌
当时，清廷内部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刘永福态度消极，认为他是引发中法失和的原因所在，主张放弃乃至除掉刘永福和黑旗军，而主战的清流派诸臣如张之洞、张佩纶等则力主援助刘永福抗法，清廷中枢采取后者的意见。随着观音桥事件和马江海战的发生，清廷对刘永福的支持得以从暗中转向公开。
光绪十年（1884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初六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时，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之官衔，并赏戴花翎，命他驱逐法军，恢复越南。11月（农历九月），加恩赏银五万余两，并对黑旗军将领予以封赏褒恤。从此，刘永福开始以清朝官员的身份作战，黑旗军被正式纳入抗法清军的队伍中。
清廷对法宣战后，在法国已把战火烧向中国本土的情况下，清廷上下认为最重要的战略方向在越北方向。根据“牵敌以战越为上策”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在战略上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随着战事发展，越北战场存在东西两条战线，东线桂军进攻谅江、太原，西线由云贵总督岑毓英担任总指挥，率领滇军与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共同负责云南、保胜方向的战事指挥，围攻宣光一带的法军。法军方面，波里也于9月8日接替米乐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当时，北圻法军计有第一、第二两旅及内河舰队等共约1.8万余人，分守陆岸（今陆南）、谅江、太原、宣光、馆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较分散。波里也根据法国政府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得手后，再转兵西向。
岑毓英接受再度督师出关，与东线桂军合力规复北圻各城的命令后，迟至9月28日，才命令原留在文盘、大滩一带的黑旗军10个营（约3700人）、滇军张世荣部5个营（约2500人）分道前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两部由山路绕赴陆安，出馆司之后；刘永福、张世荣率部沿红河直下，期收夹击之效。岑毓英企图先后夺取馆司、宣光，并以集结于云南边境的滇军主力6000余人沿红河逐次进占夏和、清波以及临洮等地，得手后，再与东线桂军会师，并力进攻北宁、河内。北圻法军为贯彻其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于10月11日撤走馆司守军，以便缩短防线，固守兴化、端雄、宣光，保证河内以西地区的安全。岑毓英鉴于馆司之敌自动撤离，便将黑旗军及滇军张世荣部集中指向宣光。
10月20日，岑毓英由保胜移驻文盘，并调原驻扎于云南边境地区的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所部4000人和记名总兵覃修纲所部2000余人进扎馆司、夏和、清波一带，伺机向兴化等地进击；同时令宣光清军加紧围困敌人。
宣光城筑有石墙，依山傍水，“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岑毓英强调必须先取宣光，滇桂各军联为一气，才能相机进取，因而使黑旗军和大量滇军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不能东进，坐视法军集中兵力专注谅山。12月，清军围城部队又得到补充。在12月初，唐景崧奉两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在龙州招募的景军4个营（2000人）经牧马进抵宣光城外（后又扩编为6个营）；12月底，记名总兵丁槐所部13小营（共3000人）出马白关，经河阳（今河江）进至宣光。1885年1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盘进扎馆司，随即派兵3600人由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前往宣光方向，进一步加强围城兵力。因唐景崧和丁槐与刘永福有矛盾，唐景崧说服岑毓英命刘永福在左育打援，唐景崧和丁槐负责攻打宣光城。然而景军、滇军因缺乏攻城设备、且运用落后的战术，致使六攻宣光不下。波里也为解宣光之围，亲率由谅山方向撤回的法军第一旅（约3000人）由河内溯河而上，于1885年3月上旬进抵宣光。此时岑毓英见宣光法军兵力大增，随即命令围城部队撤至宣光附近山区休整，唐景崧所部6营则经占化撤往牧马。于是，西线滇军围攻宣光的目的未能达到，东下河内的意图也随之落空。
与此同时，担负拦截法军援兵的刘永福也于1885年3月2日、3日两日率黑旗军在左育与来援法军激战。黑旗军溃败，法军也付出伤亡400多人的代价，是黑旗军与法军作战中杀伤最多的一次。刘永福此前就与黄守忠有矛盾，经过左育之战，认为黄守忠要为兵败负责，黄守忠则率800人投奔唐景崧，另有两千多名败兵逃归清军其他部队，而刘永福手下残兵不过500人，黑旗军由此分裂。
法军既解宣光之围，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继续在东线发展进攻。岑毓英获此情报，即令覃修纲部（此时约为4000人）严守夏和、清波、锦溪等红河两岸要点，令云南农民军竹春、陶美等部千余人及越南义军一部，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随着清军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取得了大捷（一说有一只黑旗军也参与这次战斗），法军开始后撤，西线清军与黑旗军也开始对法军的军事行动。3月23日，法军非洲兵千余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在此防守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充分利用地形，构筑地营。中越联合部队紧密配合进行坚守。待敌接近时，枪炮齐鸣，并引发地雷，打退了进攻之敌。法军连续几次冲击，守军均依托工事，减煞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弥补了自己火力不强的弱点。同时发挥近战火力英勇战斗、顽强奋战。毙伤不少敌人，守住了阵地。傍晚，正当法军进退维谷之时，与刘永福有联系的越南义军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国话齐声喊杀。法军以为突遭黑旗军包围，惊魂落魄，纷纷脱掉军服，乘夜从附近的河沟泅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窜。守军没有发觉，未予追击。此次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千余件。这是北圻西线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
刘永福在越北对法作战图
五、回国任职
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刘永福派吴凤典、李唐、魏名高、胡昆山等部将到两广招兵买马，准备在五月内新增5000人与法国再战。但随着战事的发展，清廷中枢最终听从李鸿章之意见，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议和，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中法战争。在事实上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并允许红河通商。同时清廷深恐卓有功勋的黑旗军以越南西北部为根据地，继续抗法，或联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更是又恨又怕，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越境，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在中法战争结束的大背景下，刘永福自然不能留在越南。
于是，清廷诱之以官禄，接二连三地催刘永福率部回国。张之洞致电唐景崧，让吴凤典、李唐缓募。在法国的施压和清廷的催促下，刘永福在处理了保胜据点的善后事宜后，率黑旗军及家眷进入云南文山之南溪。清廷赏给刘永福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并封赠三代。其子刘成良免选本班，以知州留于云南。刘永福临行前“忿闷痛哭”，并对挽留他的越南民众说：“此系祖国大皇帝九次上谕催促，不可逆命……尔等期候，我入关三年，到天朝察看如何。”后来他派人对来华求援的越南兴化巡抚阮光碧捎话：“洋贼未平，必不久归。”此后他再也没回过越南。但跟随刘永福撤离的只有两千人，仍有一千名黑旗军官兵拒绝回国。这一支黑旗军由梁三奇率领，据守北圻的左朱，滞留越南北部继续抗击法国的殖民统治。直到1888年，梁三奇所率的这支黑旗军向阮朝投降。
在法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与利诱下，刘永福终于在1885年9月率3000人回国。与此同时，安置刘永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清廷命在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之洞处理刘永福安置事宜，两人认为将刘永福安置两广为宜，张之洞还主张刘永福驻扎钦州、上思，刘永福表示愿驻扎南宁，广西巡抚李秉衡则担心刘永福手下游勇在广西与法国挑事，不愿其驻扎广西，最后张之洞决定让他驻扎琼州，但慈禧太后又不放心，表示“琼州孤岛，我水师不力，一旦有事，何以制之？”最终张之洞采纳唐景崧的意见，将刘永福调任广州，并动用义捐银数千两，为刘永福在广州买一区大宅以备居住。在此之前，刘永福已率部从文山开拔抵达南宁。张之洞命令他将新募的兵士遣散，只留1000余人，分为五营（各200人）和亲兵100人，称为“福军”。刘永福在将家眷行李安置于妻子黄氏在宾州（今广西宾阳）的外家以后抵达广州，翌日谒见张之洞。张之洞派孙鸿勋、陈文序经理黑旗军营务，并为刘永福“讲论书史，随时规劝，指示礼数，通其隐情”。经过对刘永福将近一个月的考察后，张之洞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上奏清廷，保荐刘永福可授总兵一缺。慈禧太后纳奏，将广东南澳镇总兵李扬升开缺送部引见，刘永福补其南澳镇总兵之缺。但因清廷又指示他暂缓赴任，所以刘永福仍在广州，期间曾请假回博白祭祖，并在宾州与家人团聚。
光绪十三年（1887年）夏，广东碣石地方发生民众和洋教徒的冲突，需有威望素著的武将前往弹压，张之洞遂奏请让刘永福署理碣石镇总兵，刘永福到任不久，清廷又指示他入京觐见，并要求将福军再裁三营。刘永福入京觐见后，继续在广东任南澳镇总兵，巡防闽粤海疆。回到清朝的黑旗军部众，也跟随刘永福先后前往南澳镇、碣石镇赴任，因清廷对黑旗军十分猜忌，在经过多年裁减之后，90%被遣散回乡里，此时黑旗军只剩下三四百名老兵了。
紫光阁功臣像中的刘永福
六、抗日保台
（一）临危受命
然而十年之后，备受清廷打压的刘永福又迎来了重新出山的机会。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下旬，因日本出兵侵略朝鲜，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正式宣战前夕，在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推荐下，光绪帝传旨于两广总督李瀚章和闽浙总督谭钟麟，让他督促刘永福迅速带兵前往台湾帮办军务，协助台湾巡抚邵友濂防备日军。刘永福的旧部经过一再裁撤，只剩300余人，刘永福请求招募到3000人，恢复以前黑旗军的规模。谭钟麟没有答应刘永福从容招募旧部的请求，而是将“闽浙督饬募防厦乌合之众，仓猝成军”的潮勇1000人改拨给刘永福，让他分作两营，配发毛瑟枪500支、马梯呢枪200支以及部分炮械，并预支4个月的军饷，让刘永福先行带赴台湾。刘永福在奉命后，先赶回广州燕塘旧居，布置招募旧部将士4营2000人的事宜，然后赶到潮州，将改拨给他的1000潮勇带到汕头，一边训练，一边候轮渡台。刘永福率部抵台北后，又增募6营，共8营，仍号“黑旗军”。邵友濂起初对刘永福颇为排斥，请求将刘永福调至台南，清廷批准。但随着清军在平壤陆战、黄海海战的失败，清廷欲调刘永福北上辽东，抵御日军，甚至还想让刘永福直捣日本本土的长崎等地。此时邵友濂也开始担心战火波及台湾，一面在台北会晤刘永福，对他极为礼遇，一面又挽留刘永福，并请求他留在台湾。
1894年11月，清廷调邵友濂署湖南巡抚，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派人回广东招募散兵游勇，作为亲军，驻守台北；令道员林朝栋率部驻守台中；命刘永福率黑旗军驻守台南。当时，台湾驻军共有3.3万人左右，其中驻台湾北部者约1.3万人，中部约1.2万人，南部约8000人。刘永福曾前去谒见唐景崧，并提议自己带兵防守台北，遭到唐景崧的拒绝。唐景崧在汇报台湾防务的奏折中安排刘永福防守台南南部的沿海凤山东港至恒春一带，限制刘永福的防守范围。同年冬，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打算调刘永福北上上海防守，刘永福借机写信给总理衙门，诉说自己在台湾受到排挤的窘况，请求增兵增饷。但这些安排都没有下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经过威海卫之战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入侵辽东的日军打过辽河，直逼山海关，京师震动。张之洞打算将刘永福调至京畿抵御日军，唐景崧同意。但在3月15日，日军军舰出现在澎湖海域，唐景崧决意加强台南防守，于是又叫停了调刘永福北上的计划。张之洞随后分别致电唐景崧和刘永福，劝两人和衷共济，以保台大局为重。24日日军占领澎湖。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日本。
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清廷的卖国罪行，主张迁都继续抗战。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举行罢市，有的拥入巡抚衙署，有的呈递血书，抗议割让台湾。刘永福闻讯，誓言抗日保台。
清廷虽然知悉台湾反映强烈，但还是没有顾及全国人民的抗议和台湾人民誓死抗战的要求，决心割台，不再议约。竟电告唐景崧：“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同时，令唐景崧等台湾大小文武官员内渡。
5月2日，清廷批准了《马关条约》。在清廷决意弃台、日军即将入侵的危急时刻，台湾爱国绅士丘逢甲等集众商议，决心“死守不去”。他们坚决表示：“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5月15日唐景崧与台湾士绅密谈，会后发表《台民布告》，随后台湾士绅又发电报给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及全台长官：“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表明独立意图。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年号“永清”，以台北为首都。唐景崧被推为台湾民主国的大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团练使，领导义勇军，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暂署台湾镇总兵。
然而“台湾民主国”成立不久，日本就迫不及待地要夺占台湾，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更是加快了侵占台湾的进程。5月27日，日本近卫师团的主力部队与桦山资纪在冲绳会合后，即往台湾前进。5月29日，负责接收台湾的日军部队从三貂湾澳底登陆，象征乙未战争的开始。6月2日，清廷代表李经芳与日本代表桦山资纪完成台湾交接。6月3、4日，基隆与狮球岭炮台相继陷落。而“台湾民主国”虽然刚刚成立，但原来清朝的台湾官吏纷纷准备内渡，行政陷入瘫痪之中。唐景崧曾下令官员在三日内或内渡、或留任的命令以维持秩序。但随着基隆、狮球岭的失守，唐景崧本人也已无心抗战。期间在台刑部主事、全台营务处俞明震力劝唐景崧退守新竹，联合林朝栋、刘永福等部，以图再举。但最终唐景崧携带库银由台北逃往淡水，按清廷“着即开缺，来京陛见”的电谕精神，于6月6日内渡逃往厦门。副总统丘逢甲得知唐景崧率先逃亡后，也决定跟着逃亡，带着十万两白银的起义款项逃往广东嘉应。日军不知虚实，不敢轻进，后经外国商人报信，才于7日派出80人的先遣队，占领了台北，接着大举入城，并于9日攻占淡水。驻守彰化的林朝栋等得知台北吃紧，连忙发兵增援，行至新竹，闻台北已失，便步唐景崧后尘，逃回了大陆。6月14日，以桦山资纪为头目的所谓“台湾总督府”进驻台北。台湾北部地区工厂、矿山和武器库比较集中，此时为日军所占，给日后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抗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唐景崧等官绅内渡之后，台湾军民在6月26日推举刘永福继任“台湾民主国”总统，指挥各路抗日义军。刘永福在爱国军民的拥戴下，决心誓死保卫台湾，表示“愿合众志成城，制梃胜敌”。但他仍以帮办台湾军务、南澳镇总兵、署台湾镇总兵的身份领导台南军民抗战。他以黑旗军为骨干，团结各路义军，肩负起抗击日军的神圣使命。
抗日保台时期的刘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