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安徽安庆，男子是盲聋哑残疾人，曾因盗窃多次被处罚，一次到商店准备扒窃，被老板发现制止，双方冲突过程中，男子突然倒地身亡，家人向老板索赔25万，老板：我是见义勇为！

（案例来源：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朱某是盲聋哑残疾人，家住安庆市宿松县，也是村里的五保户，其父母早年双亡，无配偶子女，只有一个大他几岁的姐姐，家庭条件非常困难。

迫于无奈，朱某染上小偷小摸的毛病，曾因多次盗窃受到刑事处罚，事发当日，朱某骑二轮电动车，来到黎河北街刘堂经营的豆粑店，准备在这里捞点外快。

刘堂像往常一样销售豆粑，期间，有人告诉赵红，说上次偷她家沙发垫的老头来了，赵红听后立即前往刘堂的豆粑店。

到店后，赵红看见朱某将一名顾客的背包拉链拉开，同时，该顾客也发现朱某的扒窃行为，见此情形，朱某骑上电瓶车打算离开。

赵红见状予以阻止，随后，刘堂、赵梅亦参与到抓小偷的行动中，同时拨打报警电话，在等待民警到来期间，为阻止朱某离开，而让他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

朱某未坐好而仰面缓缓倒地，很快就自己爬起来，随后朱某又再次倒地，此次倒地较迅速且是头部着地，警察到达现场后，发现朱某已经死亡。

经初步鉴定，其法医病理学诊断为，对送检器官未见外伤相关病理学改变，家人不服再次申请鉴定，鉴定意见为，朱某系心源性猝死，本次事件可视为冠心病急性发作的诱因。

拿到鉴定结论后，朱某79岁的姐姐朱金花将赵梅、赵红、刘堂诉至法院，索赔各项损失合计256226元，并提出如下事实与理由：

事发当日，朱某来到豆粑店门口时，一位顾客的背包拉链开了，猜疑是朱某所为,朱某正准备驾驶电动车离开，三被告在不知事情真相情况下,不让朱某驾驶电动车离开。

因朱某系聋哑人,无法解释，三被告多次推拉受害人，致朱某多次倒地不起,期间朱某倒地后头部出血及右手颤抖，三被告以为朱某是假装，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导致朱某死亡。

事发后,三被告对造成朱某死亡不闻不问，该案经宿松县公安局立案，经尸检，朱某左颞顶部有3.0cm星芒状创伤，三被告推拉朱某倒地行为致心源性猝死,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赵梅辩称：自己未作出任何侵权行为，无需承担责任；自己制止朱某盗窃属于见义勇为，朱某死亡系心源性猝死，与制止行为无因果关系。

赵红、刘堂辩称：

1.死者因行窃被发现并报警后极度惊恐，而致自身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源性猝死，与被告不存在因果关系，应由其自身承担全部责任。

2.死者第一次倒地前，被告为等待民警到来而阻止死者离开，让死者坐在店门口椅子上，但死者没有坐好而倒地，此次倒地是仰面缓缓倒地，头部未着地，不会受伤。

死者第二次倒地前，没有任何人与死者有身体接触，是其自身疾病发作而倒地，此次倒地较迅速，死者头部着地，其左颞顶部创伤应是此次倒地形成，与被告无关。

3.死者实施偷窃行为被发现后，被告报警并阻止死者离开，系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合法行为，且与死者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

4.被告没有用力推拉死者，阻止死者离开的动作力度很小，没有超出应有限度，不存在过失。

5.因有死者前次倒地很快就自己爬起来的情节，后死者再次倒地后，被告无法预见死者是疾病发作而倒地，且因已报警，认为民警很快就会到来，故未拨打120。

被告是普通劳动者，不具备医疗知识，对死者的疾病发作不是应当预见而未预见，不存在疏忽大意，故不存在过失，无需担责。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民法典规定，侵权责任有四个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根据本案证据可认定，被告在事发现场对已经实施扒窃的朱某阻止离开现场并报警，属于正常行为。

在朱某执意离开时，被告进行阻止并拉扯，但没有证据证明三人对朱某实施暴力或其他过激行为，法医病理鉴定亦可证实上述非暴力行为的事实。

被告的劝阻行为在合理限度之内，具有一定正义感，属于维护自身或他人权益的合法方式，主观上无过错。

虽然被告的劝阻行为导致朱某心源性猝死，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有别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不仅应满足必要性，还需考察是否具有相当性。

结合案件事实，被告的劝阻方式、经历时间均在合理限度内，故从社会公众一般观念来看，这些行为通常并不会造成朱某突发疾病猝死，被告也无法预见。

且根据本案查明情况，朱某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史，其猝死原因主要在于自身身体状况，由此可以认定，被告的劝阻行为与朱某猝死之间不具有相当性，不能认定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被告的行为未超过必要合理限度，与朱某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对朱某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故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2元由朱金花负担。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