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利用千年商都的历史底蕴,利用比邻港澳的地利条件,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靠着这份闯劲、拼劲,广州经济突飞猛进,从改革之初的全国第六,到世纪之交已经坐三望二,并且无限接近北京。
但世纪之后,广州走上另外一条路,先是退二进三,抑制主城区工业发展,结果制造广州工业没落;后来在互联网年代,没有抓住互联网红利,在电子商务等行业冲击下,广州商业受到影响;再后来再次错过高新产业,广州庞大的教育资源、科研资源没有发挥出应有价值,让旁边的山寨之城成功转型为高科技之都。其结果广州并深圳超过,被重庆超过,还并杭州威胁要用‘北上深杭’取代‘北上广深’。你说广州憋屈不?
这两年广州回过神来,开始大力发展制造业,突出金融和科技,广州有所改观。但不想广州又将眼光盯上了电动车。
由于电动摩托车在广州大部分地区禁止行驶,本文电动车主要是指电动自行车,电动车主要是指用于短途出行、接送小孩、买菜等底层百姓家用,也有用于邮政、快递等商用。
电动自行车的用量增长非常快,截至2023年3月底广州仅登记上牌的电动车就达322万辆。不过实际保有量要高得多,在2021年广州电动车行业协会估计广州电动车保有量可能超过400万辆,2023年广州公安公众号估计广州电动车保有量接近500万辆,且“涨势”不断。
电动车的快速普及,带来的后果是堵车加剧及电动车违法行为的快速上升,广州交警显示2021年广州共查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如超速、超载、改装、不戴头盔等)112万宗,同比上升169%;2022年广州查处160万宗。同时广州购买电动车保险只有大约24万,只有保有量的5%。广州交警认为目前交通法律法规对数量庞大的电动车没有形成有效限制,所以其在执法过程中,“违规根本抓不过来,就算抓住了罚款较轻,很多人根本不在乎”。
于是不少人就提出要限制电动车的使用。2023年广州两会,广州市人大代表梁丽珍提出了“加快推进划定广州市电动车限行区域,加强电动车人行道违法通行执法”的建议。梁丽珍认为广州中心城区人口集中,建筑密度大,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多数道路狭窄,难以满足大量电动车安全通行、户外停放和集中充电的要求,应划定范围,制定限、禁行管理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陈海仪在全国人代会提出提案:第一是对电动自行车上牌,以确保车辆有明确的身份标识;其次是实行强制保险制度,以保证在交通事故中的赔偿责任得到覆盖和保护;第三是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对违规行为进行更严厉的处罚;最后是推行佩戴安全头盔措施。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建议。
广州交警在不断深入对电动车的管理,前两年广州交警发布《关于实施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的通告》,这意味着广州启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措施的通告》,2023年12月15日开始调整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措施,形成“重要干道分时段限行”。
同时广州不断加大对违法电动车的处罚力度,罚款、没收车辆,忙得不亦乐乎!广州严管和严查电动车影响非常大:
首先,严重影响交通。广州是全国交通最拥堵的城市,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保有量庞大的电动车,这是角度有问题,都是从开车者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一车辆汽车对道路的占有面积远大于电动车的占用面积,然后陈海仪们将堵车的责任归结为电动车,是不合适的,然后她们提案限行汽车可能更代表广大市民的心声。
第二,严重影响经济。广州是我国的千年商都,商业发达,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四十来年,广州错失金融、互联网、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等高利润、高收入行业,仍然依赖传统商业,商业发展又要依赖广大的中小创业者和众多的商业从业人员,如售货员、客服员、送货员等等,这些阶层处于社会低层,他们收入不高,居住依赖租房,出行依赖电动车。现在广州大藩国的限行、严查电动车,严重影响低层人员的生活质量,在城市竞争激烈、员工选择众多的背景下,广州严查电动车不是明智之举。
第三,严重影响城市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大部分城市都是多中心组团发展,如上海是中心城和浦东,北京是中心城和通州,深圳是一路向西,罗湖的商业中心、福田的金融中心和南山创新中心三箭齐发。但广州两千多年来一直集中在越秀区,目前仍是越秀和天河,广州单中心的构建,加剧了城市拥堵,现在要严控电动车,势必造成中下层劳动者流失,广州建设副中心更加遥远,城市布局受到影响。
所以广州严控电动车,是失大于得,对广州的影响是长期的。
祝广州经济越来越好,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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