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张大千，国画大师，他也是一个娶了女儿闺蜜的父亲，更是，一个把亲生儿子送进绝境的人。
没人愿意细看这段家族史，太乱，也太狠。
一个“闺蜜”，成了继母1947年，他48岁，迎娶了一个18岁的少女，那是他亲生女儿的同学，也是家中常客。
三年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去了台湾，留下刚满一岁的儿子，没人问那个孩子愿不愿意。
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改嫁了父亲，自己的父亲抛下了自己。
这个孩子叫张心建，22岁那年，他卧轨自杀，遗言就八个字：“这辈子太苦了，不想有来世。”
1943年，张大千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住在成都青羊宫，名声在外，门下弟子络绎不绝。
最常来的一位叫徐雯波，是他女儿张心瑞的同班同学，她第一次上门，穿着旧布裙，背着画本。
张大千看她第一眼就愣住了，她不像别的少女，安静，眉眼清澈，画也画得不错。
他当时已经有了三个妻子，住在同一院子里，但他还是动了心。
最早是请她一起画，后来是一起吃饭，再后来，是房门上挂起帘子，帘子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张心瑞不知道她父亲看上了谁，直到有一天，她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走出父亲的书房，眼圈红了，手上是父亲亲自画的一幅仕女图。
她转身摔门离开，张大千没解释，他向来不解释。
“第四房”，进门时才18岁徐雯波进门时，张大千48岁，她18岁，前三位夫人震怒。尤其是第二位黄凝素，指着张大千骂：“你疯了吗？你这是娶自己女儿的姐妹！”
张心瑞直接离家，从此，再不提父亲两个字。
社会舆论也炸了锅，“国画大师，竟娶闺蜜。”“老来风流。”“禽兽不如。”
张大千不管。他公开说：“徐雯波是我的知己。”还为她办了婚礼，摆了酒席，请帖上，写的是“第四夫人”。
那年是1947年，三年后，他做出另一个决定，比娶闺蜜更狠。
“留下那个孩子”1949年，局势骤变，张大千准备离开大陆，他要去台湾，带走徐雯波、黄凝素的女儿张心沛。
只买到两张半的船票，半张，留给了谁？不是张心建。
张心建，当时一岁。是他和徐雯波的亲儿子，张大千没带他走。他说：“太小了，路上不安全。”徐雯波哭着想带走孩子，被他拦下。
“孩子会拖累你。”
张大千把张心建托付给了前妻曾庆蓉，也有说法是交给亲戚或朋友，但没有确切记录，没人问那个一岁孩子愿不愿意。
童年：只有一个人记得他生日曾庆蓉把张心建带大，她是张大千的第一任妻子，也是最早离婚的那个，她不爱这个孩子，但她也没弃他，她把他当工具。
张心建从小胆小、沉默，不爱说话，他不问自己的母亲是谁，因为他知道没人会告诉他，每年生日，只有邻居一个老奶奶会送他一块糕。
张大千在台湾定居后，没再问过他的事，他忙着画画、收徒、开展览，徐雯波也没提过他。
他们仿佛都忘了，这世上有个孩子叫张心建。
他长成了“不能有这个父亲”的人长大后，他知道了真相，别人告诉他的，不是父亲。
“你是张大千的私生子。”“你妈是你姐的朋友。”“你爸娶你妈的时候，她还在上学。”
他一度不信，后来信了，信得很彻底。
他试着去联系张大千，但从未收到回信，去单位应聘时，被人问：“你是那个张大千的儿子？”他点头，第二天，被拒绝了。
谈女朋友，女方家长知道他父亲是谁，坚决不同意，他开始恨张大千，也恨徐雯波，更恨曾庆蓉，把自己从小教成一个不敢说话的人。
22岁卧轨前，他写下八个字他最后一次和人讲话，是在单位食堂，有人笑着说：“听说你爸留给你妈几千万。”他没说话，放下筷子，走了。
那天晚上，他去了火车站，没有买票，站在月台边，看了两个小时，凌晨两点，他卧轨自杀。
他没留下长信，只写了一张纸条：“这辈子我太苦了，不想有来世。”
遗产90%给了她，儿子一分钱没有张心建死的那一年，张大千还在海外作画，他没出席葬礼，也没人告诉他。
他晚年得知消息是在香港，一个朋友告诉他：“你那个小儿子，卧轨了。”张大千没说话，眼睛盯着茶杯，十分钟没动。
第二天，他立了遗嘱。
遗产90%，给了徐雯波，其他三位妻子合起来分剩下10%，张心建的名字，没出现在任何一栏。
有人说他愧疚。也有人说，他在补偿徐雯波，那时候，她已经成了张大千身边唯一的女人。
她没再画画，也不再抛头露面，住在深山别院，不接受采访，不回应过去。
有记者找上门问：“张心建到底是你的亲生儿子吗？”她只说了一句：“我不想再谈这个人。”
“张大千的儿子”，一张撕不掉的标签张心建这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身份”里，没人管他爱什么、想做什么、擅长什么，只看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私生子。
他试图换名字，换身份证，躲在城市角落打工，但一旦被认出，就会有人看他像看个标本，“张大千的种，混得也就这样。”
他无法选择家庭。他出生时，一切已经决定，别人家的父亲，是靠山，是庇护，他的父亲，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梁。
他努力过。考大学，做小职员，追过女孩，也和别人一样，想过活成一个正常人。
但时代不允许他正常，社会不允许他干净。
他的成长年代，是最讲“出身”的时代，你姓张不重要，你是张大千的儿子，才重要，而张大千，在当时，是“反动分子”、“右派”、“逃台文人”。
他成了政治的代罪羔羊，这不是家庭悲剧，这是政治切割带下的人体断肢。
没有父亲的父亲张大千有十多个子女，大部分他不管，也不熟，他一生最在意的，是名，是画，是遗产。
他把张心建送走的时候，只说一句话：“男孩子要吃苦。”但这个男孩子，后来连饭都吃不起。
张大千在台北住院时，曾一次昏迷后说梦话，护士听到一句：“我错了，心建……回来……”
但已经来不及，张心建连骨灰，都没送回他身边。
艺术伟人，伦理罪人张大千在历史上，是顶尖画家，他是国画革新的领军人物，他画敦煌，画仕女，画泼墨，每一幅都值千万，但他不会画家庭。
他画得出大山大河，画不出一个孩子的眼泪，他能一眼看穿纸上山水，却看不清眼前孩子的心。
他在香港最后一次受访，被问起儿子时说：“我一生清白。对得起天下人。”记者问：“那对得起张心建吗？”
他没回答。
张心建的死，不只是他的死张心建不是个例，他只是成了最极端的一个。
那个年代，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不止一个，那个年代，被身份压垮的人太多了。
有人出身地主，被打断学业；有人父母“叛逃”，连工作都找不到；有人一辈子都在“自清”，直到死那天都没“脱黑”。
张心建不是为自己而死，他是为那个时代的所有被标签撕裂的人死的。
一个家庭的自我毁灭徐雯波，18岁嫁给张大千，她放弃了画画、青春、朋友，甚至是做母亲的资格。
张大千，才情横溢，却选择性失明，他能看懂每一幅画的笔意，却看不出儿子想活下去的挣扎。
张心建，从出生就被判了“命薄”的刑，他活在别人的名字、别人的丑闻、别人的选择里。
这一家人，没有真正爱过彼此。
张大千晚年定居美国，去世于1983年，徐雯波陪伴到最后，他葬在台北，墓志铭写着：“画圣张大千”，没有“父亲”这个字。
张心建，没有墓志铭，连墓地位置，都没人记得，但他留了一句话，留给整个时代，“这辈子太苦了，不想有来世。”
他不是说给父母听的，是说给所有被家庭和时代一起放弃的孩子们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