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爵位制度体系中，针对异姓爵位，自轻车都尉及以上层级，均作一等、二等、三等之区分，例如一等公、二等公与三等公。然而，部分读者或许倾向于认为，一等公相较于二等公，似具有更为尊崇的地位，甚至臆测两者间存在显著差距。
事实上，就清代异姓爵位体系而言，各等级之间的差异并非显著。依据既定的晋爵准则，在这一体系下，低阶爵位只需增添一个云骑尉，即可实现向高阶爵位的擢升。例如，二等公爵位获得者，若再获一个云骑尉，便能够晋升为一等公爵位。鉴于此，云骑尉在清代被确立为异姓爵位晋升的基本单元。
在公、侯、伯这三种高阶爵位体系里，存在一类别具一格的爵称，官方术语谓之“不言等”。从专业角度阐释，此爵称并非依一二三等予以划分，而是仅以“某某公”“某某侯”或“某某伯”相称。
相较于具有等级区分的爵位，所谓“不言等”之爵位，其确切内涵究竟为何？此二者在政治地位层面，又呈现出怎样的高低差异？
【先来了解不言等爵位的具体概念】
清朝时期，获封公爵但未以“言”为相关爵称者，共计七人。此七人分别为：额亦都，他是清朝开国元勋之一；沈志祥，在清初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定地位；郑成功，作为南明时期著名抗清将领及民族英雄；白文选，乃南明军事将领；孙徵灏，于当时政治舞台有其独特经历；郑克爽，为郑成功之孙，台湾明郑时期末任君主；孙士毅，是清朝中期重要官员。
侯爵共计七人，分别为唐通、唐惟华、郑芝龙、谭宏、谭诣、郑鸣骏以及林兴珠。
在历史记载中，获封不言等之伯爵者共计十人，具体名录如下：郑鸿逵，其在相关历史进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陈豹，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崭露头角；郑缵绪，以独特的经历置身其中；陈辉，在相应历史阶段留下痕迹；周全斌，凭借自身作为而载入史册；黄廷，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作用；马承荫，在当时的局势下占据一席之地；刘国轩，以其行事举措为历史所铭记；冯锡范，在历史脉络中有其独特印记；王得禄，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展现出自身价值。
上述二十四位未列入言等序列的公侯伯，大多受封于顺治与康熙两朝，且不乏前明归降将领。值得一提的是，额亦都情况较为特殊。作为清朝的开国元勋，从常理推断，他理应归属言等之公爵范畴。
额亦都获封公爵，彼时异姓爵位制度未臻完备，此公爵虽无明确等级区分。然而，额亦都一直被尊为“超品公”，其地位凌驾于一等公之上。
孙士毅身处清代，其身后获封公爵，实因多重因素所致。一方面，他在军务襄赞过程中恪尽职守，最终病逝于军中；另一方面，其与福康安、和珅往来密切。基于此，乾隆皇帝于其身后追封其一等公爵之位。
然而，自嘉庆皇帝登基之后，孙士毅所承袭的一等公之爵位遭朝廷裁撤，转而被降入不言等公爵序列。孙士毅的情况在整个清代历史中颇具独特性。在有清一代，汉族文臣能够获封公爵者，仅孙士毅一人而已。即便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几位晚清重臣，其爵位也仅至侯爵，由此可见孙士毅在封爵方面的特殊地位。
在前明降将及诸如郑成功这般对民族卓具特殊贡献的汉族异姓群体中，其爵位并非凭借军功获取，而是朝廷出于笼络人心之目的赐予的一种荣誉象征。此类异姓爵位往往被冠以悦耳之名，例如，郑成功获封海澄公，林兴珠受封建义侯等。
【再来比较有等和无等爵位之差别】
在清代，皇帝对“军功”一贯极为重视。就高级爵位而言，多数非言等之爵位并非凭借军功得以获封。相较言等之爵位，此类爵位在政治地位与价值内涵方面均显著降低。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爵位承袭这一关键制度层面，存在显著差异。
在清代典章制度体系内，针对异姓爵位的承袭规则有着确切且明晰的界定。具体而言，一等公准许承袭二十六次，二等公为二十五次，三等公则为二十四次，呈现出爵位每递降一等，其承袭次数便相应减少一次的规律。从理论层面审视，异姓高级爵位并不符合世袭罔替的严格定义。然而，鉴于其拥有较多的承袭次数，在实际情形中，却与世袭罔替的效果近乎等同。
在封建爵位制度中，存在一类爵位，其承袭并无固定次数限制，通常仅及于受封者本人，后世子嗣无权直接承袭。以郑成功为例，朝廷追封其为海澄公，依制，其子郑克爽不得承袭该公爵位。然而，鉴于郑克爽归降清廷之举颇有功绩，康熙皇帝特下旨意，仍赐予其公衔。但自郑克爽之后，其子孙便再无承袭公爵之可能。至于其后代所能获封的具体爵位或官职，悉由皇帝根据相关考量钦定。
在爵位传承体系中，存在降等袭爵之制，此制于某些情况下亦适用于特定人员，如孙士毅。孙士毅生前获封公爵，其辞世后，嘉庆帝敕令其长孙孙均承袭伯爵。需注意的是，孙均所承袭的伯爵并非世袭罔替，仅在其自身范围内有效，并不延续至后代。
其二，政治待遇层面存在差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群体或个体所获政治待遇，有着显著区别。这种差异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在政治体系中所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政治特权等。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政治待遇的多元维度，且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态势，对历史走向与社会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不论满汉，凡获异姓高级爵位者，皆有权遴选八旗与绿营之高阶武职，诸如都统、副都统、内大臣、提督及总兵等职位。
通常而言，在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下，当汉人获致高级爵位，皇帝便会在一定程度上以满族亲贵之标准视之。具体表现为，针对各类高级武职出现职位空缺之时，依循定制，会在拥有公侯伯等爵位者中进行考察并引见授职。然而，需明确的是，此政治待遇仅面向拥有特定等级爵位者。对于未获特定等级、即所谓“不言等”爵位的获得者，并不具备享受该项待遇的资格。
其三，经济待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特定历史情境下，不同群体于经济待遇维度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差异的形成，源于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及历史因素相互交织。从经济资源分配、收入水平以及福利保障等多个层面审视，均能清晰洞察到各群体之间经济待遇的落差。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影响着各群体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格局。
在封建爵位体系中，诸如公、侯、伯等爵位，历来被界定为“超品”层级。此“超品”爵位在封建等级秩序里，其尊崇地位显著高于正一品的大学士与领侍卫内大臣。与之相应，享有此类爵位者的俸禄标准，亦大幅凌驾于一般职官之上。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爵位俸禄有着明确规定。一等公年俸为七百两白银，二等公年俸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公则为六百六十两，而三等男爵的年俸是二百六十两。此外，该典籍中还提及，未列入等级划分的公侯伯，有特定称谓，分别被称作闲散公、闲散侯与闲散伯。
仅从这一特定称谓，便可确凿印证“不言等”之公侯伯阶层的地位。俸禄作为衡量其地位的重要指标，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闲散公的岁俸为二百五十两，闲散侯的岁俸达二百三十两，而闲散伯的岁俸则为二百零五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俸禄水平大致与轻车都尉相当。
不言等爵位在承袭模式、政治礼遇及经济待遇等诸多方面，与有等爵位存在显著差异，二者实有云泥之别。
康熙朝时，前明归降将领黄梧因功绩卓著获封公爵。然而，朝廷未就公爵具体等级予以明示。对此，黄梧遂向朝廷呈上奏章，言辞恳切且态度坚决，强烈要求康熙帝明确其公爵所属等级，以正名分。
鉴于黄梧过往功绩斐然且资历颇深，康熙帝特颁圣谕，再度敕封黄梧为一等公（亦称海澄公）。获此爵位后，黄梧依规享有相应待遇，其爵位承袭以及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待遇，皆有明晰规制。
至此，有等爵位与不言等爵位间的差异已明晰。具体而言，可认定，所有不言等的高级爵位，皆可用“闲散”来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