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曹頫因犯骚扰驿站、经济亏空及转移家产等罪责，遭朝廷革职并抄没家产。自兹，于江宁历经数十载经营的曹家渐趋衰落。在学界针对曹家衰败缘由的探讨中，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曹家因在政治立场的抉择上误入歧途，与八爷党存在瓜葛，故而致此下场。然而，对此观点，御史持有不同见解。

【康熙对曹家既太宠信又过于放纵】

在历史的脉络中，康熙与曹家存在着极为独特的关联。曹玺之妻孙氏，担当了康熙帝的乳母这一角色。基于此特殊渊源，自康熙二年起，直至雍正六年，长达六十余载，江宁织造一职始终由曹家掌控。

康熙帝与曹玺之子曹寅年龄相仿，二人自幼便交往频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涵盖君臣、主奴之属，更蕴含着颇为深厚的私人情谊。这种特殊关系，对曹家于康熙一朝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康熙帝委派曹寅出任江宁织造一职，其核心意图在于令曹寅对江南官场及文人士风进行监察，换言之，曹寅实则充当了康熙帝安插于江南地区的隐秘情报人员。

若置于常规官员情形下，如此巨额亏空，其罪责之重，恐非数项首级可抵。然而，康熙皇帝对曹家却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宥。非但未对曹家亏空一事穷究问责，反而采取一系列举措，力求为曹家填补亏空缺口。例如，康熙数次安排曹寅兼任两淮盐政之职，实则是公开默许其从盐政税银中进行挪用。

曹寅辞世后，其子曹颙承袭江宁织造之职。然而，仅过两载，曹颙亦溘然长逝。旋即，康熙皇帝将曹頫过继至曹寅名下，令其继任江宁织造之位。

曹頫继任伊始，首要职责即清偿亏空。然而，因其年轻且资历尚浅，为保障债务偿还工作顺利推进，康熙遂命苏州织造李煦兼理两淮盐政，助力曹家偿债。历经五载，曹寅遗留的六十万两亏空终得偿清。

理论上，亏空得以填补，此事便应就此平息。但实际情况远非这般顺遂。旋即，曹家再度陷入亏空困境，且亏空数额始终处于高位。究其缘由，江宁织造衙门连同办理皇差所需的各项开支极为庞大，致使曹家无奈之下，只能持续以盐税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以维持运转。

问题在于，曹氏家族开支呈现出规模庞大且持续不断的态势。然而，两淮盐税的征缴在时间安排上缺乏一致性，加之巡盐御史一职每两年方进行一次轮值，如此便致使在相关事务推进过程中出现阶段性的衔接不畅。

在后续发展中，曹家的财政亏空状况持续存在。然而，康熙帝对此情形并未流露出诧异之色，在其认知里，此并非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实际上，为皇室提供奢华服饰与娱乐所需资金的主体并非曹家，而是盐商群体。曹、李两家所肩负的职责，乃是严密监管盐商，促使其按时足额地提供相应银两。

康熙五十八年，曹氏家族面临严峻经济困境。彼时，曹頫毫无隐讳之意，于奏章中坦诚向康熙帝陈明家族再度陷入财政亏空之境，并恳请圣上赋予其专司铜料采买之责。不难推断，曹頫此举意在借承办铜务之机，获取经济收益，进而填补家族累积的亏空款项。

据诸多史料记载，步入康熙朝晚期，康熙帝对曹家的态度渐生变化。曹頫与备受康熙帝青睐的儿时挚友曹寅相比，情形迥异。彼时，曹頫奏请承办铜务，康熙在朱批中言辞坚决：“此事绝不可行。当年曹寅若未亏空，两淮盐务又怎会得以顺利交接？若贸然行事，日后必追悔莫及。”

在此期间，曹頫负责将大内所藏瓷器运送至京城。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竟发生瓷器莫名失踪的离奇事件。针对此状况，曹頫呈上奏章向康熙请罪，康熙于该请罪奏折中做出如下批示：

现今，已难以确切统计其所骗取瓷器之数量。此后，务必将此类情形详尽整理并呈上。届时，汝应通过密折如实奏报。若隐匿不报，一旦日后事情败露，恐汝难以承担相应后果，必将一并获罪，追悔无及。即便涉及其他事务，亦需遵循此原则办理。

从相关历史资料不难推断，步入康熙统治晚期，曹氏家族于清廷所获的信赖已呈逐渐消解之势。事实上，此时康熙皇帝对于曹氏家族的宽宥，已然逼近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

【雍正继位后曹家彻底失宠】

雍正即位伊始，便以一道上谕将苏州织造李煦革职，并查抄其家。李、曹两家关系紧密，命运休戚相关。李煦获罪缘由为亏空，其遭遇抄家之祸，对于曹家而言，不啻为不祥之兆的预示，仿佛命运的暗流已悄然涌动，即将对曹家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

雍正帝以雷厉风行、铁面无私之执政风格著称。甫一登基，便迅速设立会考府，委派怡亲王允祥领衔，于全国范围内启动一场规模宏大且影响深远的清查亏空举措。在此次清查进程中，诸多出身皇亲国戚门第以及功勋世家的子弟，均受到严厉惩处，不乏被革除官职、查抄家产者，甚者更被处以削发、流放之刑。

从客观视角审视，雍正帝对曹頫的态度尚属温和。彼时，苏州织造李煦遭革职并被籍没家产。继李煦之后，接任苏州织造之职的胡凤翚，旋即亦被雍正帝褫夺官职。胡凤翚的境遇相较于李煦更为悲惨，最终竟与家人一同选择自戕的方式结束生命。

彼时，曹頫行事诚惶诚恐，唯恐稍有差池触怒天威。然事如欲盖弥彰，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呈奏弹劾曹頫，指其于宫廷用品置办过程中铺张奢靡，且未能依时将相关款项解送至户部。对此，雍正帝仅降旨予以申饬，此般斥责相较而言，尚属宽和。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尽管曹頫行事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却仍维持现状。至雍正五年，情况骤变。时任两淮巡盐御史的噶尔泰，凭借着在雍正帝面前深受宠信且秉持严谨负责之态度，呈递奏疏对曹頫予以参劾。

据相关史料记载，噶尔泰于奏折中直言，两淮盐商与扬州知府、江宁知府以及两江地区的布政使、按察使存在隐秘的勾结行径。值得注意的是，曹頫亦被列入其中。噶尔泰言辞坦率，评判曹頫年少时便才情匮乏，资质平庸，实难胜任重要职责。

【曹家失势与政治立场关系不大】

在康熙朝晚期的皇子争储这一复杂历史情境中，曹家是否涉足其中，成为学界探讨的话题。御史秉持一种观点，即曹家参与皇子争储的可能性较小。究其原因，曹家彼时任职织造，凭借康熙皇帝的宠信，主要承担密探之责。从现有史料来看，并无确切证据表明曹家与诸位皇子存在密切往来。一方面，曹家所处地理位置并非京城中枢；另一方面，其官员品级不高。基于此，对于皇子而言，拉拢曹家所能获取的政治利益颇为有限。

然而，不可断言曹家与皇子毫无关联。在抄家之际，于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查得一对镀金狮子。据考，此乃皇九子胤禟于康熙五十三年遣人所铸。因铸造工艺欠佳，遂交予曹頫。但就此而论，此对狮子尚不足以作为曹頫与皇九子结党之佐证。

然而，部分人士却以此为据，臆断曹頫与八爷党集团存在复杂且难以明晰的关联。但此观点既缺乏全面性，又与历史实际相悖。

从另一角度审视，雍正针对八爷党成员，向来施以极为严苛的打击举措。在雍正四年八爷集团彻底覆灭之前，雍正始终秉持“先翦除其党羽势力”这一策略方针，循序渐进，直至最后才将惩处的锋芒直接指向八爷胤禩、九爷胤禟等人。

从历史逻辑及相关史实推断，若曹頫确为八爷集团成员，依雍正朝政治态势，早在雍正四年之前，其便应遭受惩处，绝无可能迁延至雍正六年。实际上，审视雍正对曹頫的处置态度，整体呈现出相对宽宥之态。要知道，若将曹頫所涉罪名置于其他官员身上，其所受惩处恐远非革职抄家这般轻缓。

从根本而言，曹氏家族的繁荣昌盛，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康熙帝在施政过程中对其无节制的眷顾与纵容。然而，至康熙统治后期，这种特殊关照已趋近尾声。及至雍正帝登基，鉴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规律，且曹氏家族历经数十载，既未建树显著功勋，又背负着巨额财政亏空，故而遭受革职抄家的处置，实乃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