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下，举人与进士之间的差距，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臆想的那般悬殊。不妨从乡试录取率这一视角，以御史所做的相关核算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举人所蕴含的实际价值，进而更为精准地认知二者差异。

【一是估算出清代有多少读书人能考中生员】

鉴于史料的局限性，御史未能获取直接的量化数据。然而，可从其他维度展开论证。在此过程中，生员的录取配额以及各县考棚号舍的数量，成为极为关键的参考依据。

在清代，各省因人口规模与文化教育发展程度的差异，致使各省士子数量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态势。以乾隆朝为例，彼时江苏省人口逾3200万，而贵州省人口仅567万。同时，两省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差距亦颇为悬殊。在此情形下，江苏省的读书人群体规模相较贵州省，或可达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之巨。

在清代，安徽于人口、经济与文化等诸多层面，均处于中上等省份之列。现以御史故里徽州府为典型案例，展开相关估算。

科举制度中的初始层级考试乃童试，此试细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徽州府以歙县为附郭，在太平天国战乱爆发前，歙县设有固定的考棚。

据毛晓阳先生《清代贡院史》所述，在乾隆时期，歙县考棚的内部布局呈现出特定形态。其中，东西两廊分别设有上下两座建筑，此即为号舍。这些号舍按照乡里的序列进行字号编定，整体规模总计能够容纳一千三百余人就坐。

各县考棚号舍之数量，通常依据历年来考生规模科学拟定，故而具备颇高的参考意义。据此推算，于乾隆年间，歙县参与县试的学子约达1300余人。

1300余名考生的规模，究竟应判定为多寡？此需参照歙县彼时的总人口数。据县志记载，道光年间，歙县人口达61万（彼时全国总人口为4亿），乾隆年间，虽未明确记载，然鉴于当时全国总人口为3亿，歙县人口理应不少于50万。经大致测算，彼时每400人中便有一人以考生身份（此处仅指考生，非泛指读书人）参与科考。

在科举考试中，1300 余名考生最终能有多少人被录取为生员？对此，历史有确切记载。康熙九年，相关制度正式确立，其中规定大州县录取生员的学额为 15 名，中州县为 12 名。歙县在当时属大县，其学额即为 15 人。经计算，秀才的录取比例为 1.1%，换言之，每 1000 名考生中仅有 11 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秀才。

据相关资料显示，2024 年，安徽省歙县参加高考的考生数量达 2187 人，其中超二百人成功被 211 及 985 高校录取。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数据映射出，在科举时代，能够取得生员资格者，其学业水平大致相当于现今可考入清华、北大或华东五校等顶尖学府的水准。

毋庸置疑，徽州地区自古代起便是人文鼎盛之所，科举领域的竞争态势极为激烈。通常而言，在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区域，生员的录取比例会有所提升，然而，即便如此，其录取难度亦大致等同于考入国内一流高校的水平。

【二是举人的录取比率】

相较于生员，举人的录取比例在计算方面更具明晰性。学者梁启超于科举难度研究中曾提出：于邑一级，通常汇聚千余乃至数百童生，从中选拔十数人成为生员；而在省一级，众多万余乃至数千生员中，仅择优擢拔百数十人成为举人。

自康熙年间江南分省后，安徽乡试的举办处境便颇为窘迫。彼时，作为安徽省城的安庆府，并未营建乡试贡院。于是，安徽省全域考生皆需赶赴江苏省城江宁，方能参与乡试。

就安徽省每科参与乡试的生员数量而言，可从江南贡院号舍数量展开推算。江南贡院作为清代规模最为宏大的贡院，其号舍共计26040间。基于此，大致可推断出江苏与安徽两省乡试考生总数约为该号舍数量。

在这场考试中，最终参与角逐的26000余名考生，究竟能有多少人得中举人？如同生员学额存在固定数额一般，乡试时各省亦设有明确的“中额”标准。需注意的是，在清朝前期的顺治、康熙时期，乡试中额曾历经数次调整。直至乾隆九年，此标准方才正式确立，形成定制并稳定下来。

以下呈现的是乾隆九年所颁布的各省乡试录取名额之具体数据：

顺天在相应统计时段内，数值为213；江南地区为114，其中江苏部分占69，安徽部分占45。浙江的相关数值达94，与之相同的还有江西，其数值亦为94。湖广地区为93，细分之下，湖北为48，湖南为45。福建的数值为85，广东为72。河南、山东分别为71与69。陕西、山西及四川均为60，云南为54，广西为45，贵州则为40。

从区域对比视角审视，江苏省在考生数量与录取人数方面，均多于安徽省。依据录取比率分析，安徽省约占40%，据此推算，安徽省考生数量大致为10000人。在明确考生数量与录取人数这两个关键要素后，举人录取比例随之可计，该比例为千分之四点五。换言之，每222名生员之中，仅有一人能够考取举人。

其他省份的相关数据亦可推算得出。以云南省为例，彼时云南贡院的号舍数量达4865间，而录取人数为54人，经计算，其录取率为1.1%。与之类似，广西地区的贡院号舍有5500余间，录取人数为45人，相应的录取率为千分之八。

在清代科举乡试中，云南与广西两省，已然成为录取率相对居前的地区。然而，就整体举人录取比例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大致维持在百分之一的严苛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彼时冒籍现象颇为泛滥，其中不乏江浙地区考生参与其中。经考量，排除此类冒籍因素，云南、广西两省本地士子的举人录取比例，实则与内地省份相较，并无显著差异。

据非详尽统计数据所示，在清朝统治时期，进士人数约达2.7万，举人数量为15.7万。值得注意的是，到晚清阶段，全国范围内生员的规模已逾三百万之巨。

此外，从清代全国各省知县的出身背景统计数据来看，通过科甲途径（即进士与举人）入仕者，在知县群体中所占比例高达44.7%，其中举人出身者占比为20%。这一数据充分表明，举人在知县选任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构成了知县选任的主要来源之一，并非如部分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在官场遭受普遍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