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泱泱中华史，出现过太多的狂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青史留名。项羽狂，否则不会有“我命由我不由天，天不容我，我必逆天”；曹操狂，否则不会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苻坚狂，否则不会有“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李白狂，否则不会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唐寅狂，否则不会有“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梁漱溟

伴随着朝代更迭和社会进步，狂人们始终层出不穷。即便到了当代，依然会时时涌现出来，而梁漱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42年初，他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这样表示:

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虽然，这句话体现出梁漱溟对于抗战必胜的乐观和信心，但狂傲之气还是喷薄而出。您就说，他狂不狂？拽不拽？飒不飒？刚不刚？

作为新文化和旧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东方儒学和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作为现代科学和传统宗教的集大成者，梁漱溟的历史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被赞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接下来，文史不假带您还原历史，走近这位“桀骜不驯”的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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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10月18日，也就是清光绪十九年九月，梁漱溟出生于北京的一户官宦人家，先祖为元世祖的第五子忽哥赤。清军入关后，始终都坚持着“满蒙联盟”之策，使得作为蒙古后裔的梁家代代为官。

梁漱溟出生后，父亲梁济对他寄予了无限厚望，希望可以继续光耀门楣。不过，事情却没有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此子的身体状况非常令人堪忧。

通常，小孩子到三四岁时就能自己穿衣穿裤，可梁漱溟到了六七岁时仍然不能自理，甚至得靠妹妹帮助才能穿好衣裤。唯一庆幸的是，他很快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能力，许多经史子集都能够过目不忘和融汇贯通，称其为神童实不为过。

按理说，古代的神童之路应该是通过科举考试为官为宰才对，可梁漱溟却不是这样的。原来，慈禧太后在1905年准许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旨废除了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

作为神童，梁漱溟转入直隶法政专门学校读书，迅速成为了新学的佼佼者。不过，他却突然产生了休学的念头，而且任谁劝阻都坚决不听，从此在家中闭门自学，以至于将自己的最高学历牢牢定格在了“初中”。

自学期间，梁漱溟竟然自己“打通任督二脉”，不仅专研旧学和新学，而且对佛学和历史也都多有研究。1913年，他发表了《社会主义粹言》，成为国内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作者之一；1916年，他又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彻底将整个学界都惊得目瞪口呆，被蔡元培称赞“后生可畏”。

蔡元培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因此，李大钊、胡适和钱玄同等“新派”人物都纷纷入校任教，使之成为了思想碰撞和火花四溅的舞台。

在蔡元培的多次盛情邀请下，年仅24岁且只有“初中”学历的梁漱溟终于成为北大教师，主要讲授印度哲学。很快，他以特立独行的授课方式和渊博丰富的专业知识征服了所有青年学生，把一个冷门的专业打造成了明星课程。

韦东奕

写到这里，文史不假突然想到了近来被网友们惊为天人的另一位神童，那就是“韦神”韦东奕。出生于1991年的他，凭借惊人的数学能力多次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夺冠，更在28岁时便成为了北京大学博士后并且留校任教。

虽然专业不同，虽然领域不同，但梁漱溟和韦东奕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二人性格相似，都是年少成名，都被冠以“神童”，故事又都发生在北京大学。

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与杨昌济成为了忘年交，时常都会走动和畅谈。作为湖南师范的毕业生，毛泽东此时正暂居在杨家勤工俭学，自然对这位与自己同龄的“传奇人物”非常钦佩，经常听他高谈阔论。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帝制，但这场革命进行得很不彻底，国家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当中。作为传统的世家子弟，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开始厌恶民国政府，最终在60岁生日之际怒投积水潭自尽“殉国”，还留下了一封遗书《敬告世人书》。其中提到:

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

父亲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离世，对青年时期的梁漱溟打击很大，几乎是颠覆性的。之后，他逐渐放弃了学术领域的研究，甚至还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几次自杀未果后看透了生死，转而开始潜心专研佛学。

梁漱溟逐渐意识到，父亲的自杀看似毫无意义，实则却是一种超脱世俗的领悟。因此，他认为这绝非“殉清”，而是“殉道”，是对新旧制度交替下“礼崩乐坏”的一种警示。于是，他在顿悟录中这样记载:

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多么痛的领悟！

悟透到这一层后，梁漱溟对生死和善恶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也不再抱有厌世情绪。从此开始，他不只单一的研究文化、政治、历史、佛学和哲学等，而是将它们与国家和社会都紧密结合起来。

既然不再厌世，那就要顺应这个世俗，像正常人一样成家立业，这便是当时梁漱溟的真实想法。于是，他在1921年冬便与相识不久的黄靖贤结婚，至于感情什么的，可以在婚后慢慢培养。

黄靖贤是旗人出身，外形并不靓丽，实在算不得新女性。而且，二人的初次见面并非一见钟情，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据《忆往谈旧录:梁漱溟回忆录》记载:

黄靖贤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气度像个男子......。可以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就这样，一个知名学者，一个旧时妇女，梁漱溟和黄靖贤在众人的惊愕之下走入了婚姻殿堂。写到这里，文史不假又想起了同在北大任教的另一位名人胡适，他迎娶了目不识丁的江冬秀作为妻子。只不过，前者是自愿的，而后者却是被迫的。

结婚以后，梁漱溟虽然有些瞧不起妻子，也有些大男子主义，但毕竟是信佛的知识分子；黄靖贤虽然相貌平平，也不知道举案齐眉，但她却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就这样，差距迥然的二人变得日益和谐，反而成就了一段佳话。

1924年，梁漱溟从北京大学辞职，从此开始四处进行社会调查研究，践行自己的“大爱”。期间，他还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进行“村治试验”，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黄靖贤先后为梁漱溟诞下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可惜却相继不幸夭折，之后才生下了梁培宽和梁培恕这两个儿子。不过，为了满足丈夫充当“女儿奴”的愿望，她不顾高龄毅然怀孕生产最终难产而亡。

妻子过世后，梁漱溟感到非常悲痛，也非常自责，撰写了一篇另类的悼文予以纪念。至于说，此文究竟有多么另类，摘选一段内容: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终于被国民政府枪决。此后，梁漱溟在山东的“村治试验”也被迫中断，转而担任了国防参议员，也算是文人报国的一种方式吧。

1938年，梁漱溟以国防参议员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前往延安考察，希望掌握我党对于抗战的真实想法和实际困难。期间，毛主席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还一同回顾了曾经在北大燕园的青葱岁月。

由于长年的革命工作，毛主席养成了白天睡觉和夜晚工作的习惯，所以二人的谈话从下午六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期间，梁漱溟对抗战的现状表现了失望，甚至还隐隐担心亡国灭族的可能。

由于正面战场的败退，梁漱溟的顾虑和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但是，毛主席通过详细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详细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彻底打消了他的所有疑虑，顿时就觉得犹如醍醐灌顶一般。据《忆往谈旧录:梁漱溟回忆录》记载:

《论持久战》当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把文章内容说给我听，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这次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主席前后谈话共有八次，其中两次更是通宵达旦的彻夜长谈。临行前，他还特意把自己新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伟人，加深了从北大时期便开始的友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声浪达到了高潮，“皖南事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面对危机重重的国共合作前景，许多民主人士都四处奔走呼吁，迫切希望能继续团结抗日，为此还整合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除了张澜、沈钧儒和黄炎培等人，梁漱溟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民盟成立以后，并不擅长公开露面的梁漱溟出任了常务委员，还亲自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以作为宣传阵地。不过，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他只得中转澳门后返回国内，进入西南联大执教。

1945年8月15日，由裕仁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全世界播放，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面对举国上下热切渴望和平的呼声，面对蒋某人“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主席于8月28日亲自飞抵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

1946年初，身为民盟常委和秘书长的梁漱溟再次来到延安，憧憬着和平局面的到来。在与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会面时，他还这样表示:

重庆到处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宪政，我却以为并不合适。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需要，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

梁漱溟虽然不赞同中国推行欧美式的宪政制度，但对于究竟选择哪种政治制度又显得模棱两可，犯了大多数民主人士的通病。不过，他对于民主和平的到来却充满信心，明显受到了蒋某人的蒙蔽。

到了1946年夏，西南联大开始北迁工作，学生和教师们都纷纷离开昆明返回北平和天津等地。期间，仍有10多名教授留在原驻地处理善后事宜，同时组织各界群众进行反内战游行集会活动，其中就有梁漱溟。

闻一多

为了打压这股浓浓的反战情绪，国民政府竟然暗中指派特务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卑劣行径引起了举国愤慨。危机时刻，梁漱溟再现了自己的“狂人”本色，毫不畏惧地公开进行声讨:

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1946年6月26日，国民政府在完成战争的准备工作后，终于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又在晋南、察南、晋绥、冀东和辽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内战爆发后，许多民主人士继续被蒋某蒙蔽，甚至不分是非对错继续号召停战。10月底，梁漱溟公开提出了一个停火方案，这对于已经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我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此，向来都和蔼友善的周恩来当场表示:

你不用往下说了，我的心都碎了……。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也一起压迫我们吗？

面对周恩来失望和痛苦的表情，梁漱溟连忙解释说一切都是为了和平考虑，但言语已经显得非常苍白。经过认真反思，他和其他的民主人士们终于意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正确性，意识到只有推翻专制独裁的蒋政府才能赢得真正的民主和平。

对于民主人士的彻底觉醒，我们组织立即予以积极回应。1947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专门会议，公开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其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到了建国前夕，我们组织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诚邀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积极参与各项筹备事宜。其中，在6名政府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到了3名；在56名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占到了27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率先承认我们并且带动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跟进，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孤立。两个月后，毛主席乘坐专列前往莫斯科访问，临行前特意邀请梁漱溟等民主人士尽快进京商讨国事。

1950年3月10日，毛主席圆满完成了访苏任务后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各界人士都齐聚火车站迎接。在欢迎的人群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人士也赫然在列，伟人一边握手一边表示:

梁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改日来找我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啊。

眼见毛主席依然真诚友好，依然像以前那样平易近人，梁漱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两天以后，办公厅安排专车接他来到中南海，当面被邀请加入新政府工作却婉言谢绝。

固执的梁漱溟认为，自己曾经作为第三方人士监督国民政府，如今还愿意继续以这种身份监督新政府。毛主席对他的选择表示了充分理解，于是推荐进入全国政协工作。

1950年4月到9月，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前往山东和河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国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绩。之后，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其中提到: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虽然出现了可喜的转变，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甚至是判断错误。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局势的变化。1950年9月，随着麦克阿瑟率领“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一举就将朝鲜人民军拦腰斩断，进而改变了半岛的局势。

为了维护周边的国际局势，为了抵制美国的霸权行径，我国多次发表严正声明要求对方不得越过“三八线”。不过，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却继续大举用兵，甚至还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抗美援朝”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志愿军正式入朝作战前，毛主席又约见梁漱溟并谈起了朝鲜局势。可是，他却怀着一种近乎悲观的情绪去看待，认为新中国实在不应该卷入朝鲜战争，更不应该和美国直接交火，否则将会被拖入到战争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毛主席虽然对梁漱溟敢于直言的态度表示了肯定，但却对他的悲观情绪甚为不悦。不过，胸襟广阔的伟人并没有记恨对方，对民主人士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

1951年春，梁漱溟跟随土改组连续考察了西南的多个地区，直到8月30日才返回了北京。三天以后，毛主席再次邀请他当面会谈，希望倾听对于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和真实感受。

梁漱溟高度评价了土改工作的成绩，认为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千百年来的“吃饭难”问题，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不过，他也指出了一些局部的问题，比如殴打地主、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等现象，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1953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准备了长篇发言稿。他比较尖锐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发展壮大的，但进入城市后却忽略了农民问题。

客观的讲，梁漱溟的发言并非凭空捏造，也没有胡编乱造。建国初期，我们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积极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了重工业，这是事实。但是，他的提法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这样的奇谈怪论就非常不恰当。

听完梁漱溟的发言后，毛主席也对其中的很多观点不能认同。于是，他在随后进行了即席发言，针对性地解答了对方的疑问:

有人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和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听完毛主席的发言，梁漱溟不仅没有认真反思，反而倔脾气上来了，咄咄逼人再度进行了发言。在情急之下，他竟然要求伟人做出自我批评，立即引起了全体参会人员的强烈不满，齐声赶下了发言席。

对于梁漱溟的狂人狂语，毛主席显然有些意外。但是，他并不准备追究对方责任，只认为这属于思想问题，还上升不到政治层面，据《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记载: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继续当下去。

这次事件过后，梁漱溟依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既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不过，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与毛主席促膝长谈，真正让伟人寒心了。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全国都陷入了无限的哀思之中。经过多年反思后，梁漱溟也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没有他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

到了1983年，已经是90岁高龄的梁漱溟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再一次忏悔了当年的“鲁莽之举”。他表示，自己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更没有站在国家的战略高度去全盘布局，竟然在大庭广众下逼迫毛主席做自我批评，实在是惭愧之至。说到动情之处时，还哽咽地表示:

这件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手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

1988年6月23日，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的告别厅肃穆举行，灵堂的入口赫然挂着一副横批为“中国脊梁”的挽联:

百年沧桑，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功过，欢迎您留言评论，我们一起学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