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青，1890年出生，原名王世祯，四川绵竹五福乡人。
王干青幼年父母双亡，寄养在叔祖家。他启蒙于高华院私塾，1906年应县童生试，次年考入傅春吾创办的绵竹第一师范学堂。1908年，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预科。
该校是川中革命党人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不少从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在此执教，大讲救国图强的道理，一些革命进步书刊，如邹容的《革命军》、吴玉章办的《新四川》、梁启超的《新民丛刊》和《饮冰室文集》等，在同学中广泛传阅。薰。王干青深受影响，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1912年暑假，王干青回县组织“青年体育社”，团结300余人参加社会活动。时黄舒云任绵竹知县，与地方劣绅不合。因逢久旱无雨，豪绅怂恿人员蜂拥聚哄县衙，黄顺从民意设坛求雨。但受豪绅的煽动，乡民哄乱不止。黄下令鸣枪警告，不意一子弹回落碰伤农民，劣绅控告到省，黄被撤职监禁。
王干青闻讯探监慰问。开庭时，王正辞严，将诬告罪行一一指明，结果黄被当场释放，四名诬告者反坐收监。黄十分感激，并向尹仲锡、赵熙等“五老”游说推荐王，一时王名噪省城。不久，共和党人钟正懋出任通省师范校长，王联合同学抗拒，王被开除。后经尹仲锡等出面始得复学。
1915年，王经尹仲锡推荐，任西城小学校长，后出任古蔺县知事。王到任后整顿吏治，平息匪患，深得人心。1917年被选为四川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因主张拥护广东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为四川官僚所不满而被迫离开省议会。
1920年，王干青在广州敬谒孙中山，返川与郭云楼等人创办“中华革命党”。1922年王担任川军石青阳参赞，讨伐曹锟、吴佩孚。1924年，又随熊克武部赴粤准备参加北伐，不意川军被蒋介石解散，熊克武被扣。王流寓江浙，在上海接受社会主义学说。
1925年返川，提倡劳动，粗衣蔬食，潜心学术。1926年王接受重庆国民党省党部（左派）指示，回绵竹主办党务，党员猛增至万，建立绵竹县党部。同时组织“反英反奉大盟”、“沪汉案后援会”、“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
1927年5月，绵竹驻军团长曾起戎唆使地痞捣毁绵竹县党部，王等10余人被押，送绵阳孙震师部，为孙部代参谋长章雨初营救得出。
1927年夏，王干青由张秀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次年受川西特委派遣，回绵竹参与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成立“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等中共外围组织，发展党团员，同时在城乡建立“学生联合会”、“工会”、“农民协会”以及“苏红之友社”等革命团体，成立农民武装暴动行动委员会，县委书记黎冠英任军事总指挥，王干青与张民宽任副总指挥。
同年7月4日拂晓，四乡农民武装围攻绵竹县城，因谭尊五告密，诱杀黎冠英、李晏蟠、张民宽等人，导致绵竹“七四”农民武装暴动失败。
王干青被迫退避什邡，仍秘密到绵竹、安县清理、巩固党组织。1929年为避特务追捕，化名潜夫，隐居什邡罗汉寺，与隆觉和尚同住。后转道双流，在彭家场周小楼家办一私塾，与李筱亭一起借教书暂避。
1930年，王干青参加“广汉起义”，失败后去大邑。
1936年，王干青受省赈济委员会尹仲锡的委托，到川北、通、南、巴一带受灾县区放赈，他写诗以“拼将碧血染山河，革命功勤斩伐多”感慨民生疾苦。
1943年，他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张澜之聘，出任普济堂堂长及培根火柴厂主任，革除普济堂等机构的积弊，创立新规，加强孤儿文化卫生教育，改善孤老伙食，治愈女婴疥疮，使普济堂、火柴厂的面貌焕然一新。
1944年，普济堂孤老522号（普济堂将孤老按照名牌号数统一管理）傅大全年老体衰卧病在床，在一月内普济堂邀请医生为其诊治六次，傅最终不幸去世。普济堂的住堂史干事向王干青汇报，王干青立即通知逝者亲戚郑传氏为其送终。
按照惯例，普济堂负责出资30大洋约合法币4000余元的丧葬费用。由于傅大全属于孤贫亡故，又额外出资600元的棺板，购置1350元的棺材，120元的棺殓费。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很优厚的丧葬费了。
在担任普济堂堂主期间，王干青分别向职工钟树容、杜泽霖拨付丧葬费。由于杜泽霖原籍西充，将灵柩送回西充路途遥远。除去向其子支付3000元的体恤金外，王干青特别向理事长申请，在普济堂的三圣场为其找了一块坟地，让杜泽霖能够尽快入土为安。
普济堂职工史鸿家境清贫，家中6岁幼子无人照料。王干青了解此情况后，专门向理事长呈请让史鸿幼子就读普济堂下属的幼稚园，为史鸿解决后顾之忧。
为解决职工的就医难题，王干青申请了培根火柴厂6万元医药基金，这笔资金由职工福利委员会统一管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笔资金让更多的职工看得起病，寄托着他对“病有所医”的希望。
抗日战争时期，340万川军出川抗战。四川将士在前线浴血沙场，普济堂在后方大力支援，王干青号召普济堂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在原来八百八十名的名额基础之上，又增加男女共一百名，专收容出征军属之年老而无依靠者，其条件较收一般孤老为宽。
在1944年的《成都慈惠堂所属普济堂出征军人家属调查表》一文中，一位叫古洪顺的老人，他的儿子古大昌已于五年前在壮丁出川中出征湖北。幸而他进入普济堂，在王干青等人的照顾下得以安度晚年。
这份普济堂出征调查表中，大多数是送子出征湖北。调查表中，还特别注明一栏“没有证件确系抗属应请宽待者”，由此可见王干青对抗战军属的尊重。
王干青在担任普济堂堂主期间，为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安排多名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到普济堂和火柴厂工作。然而长年累月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党组织领导同志曾建议他辞去培根火柴厂的职务，离开成都。但他仍然坚守岗位。他说：“我近年都是办慈善事业，不用惧怕。”他心系慈惠堂数千个鳏寡孤独、老弱病残。
1949年11月9日，在成都即将解放之时，特务们手持四川省府主席王陵基的名片，前来住处“请”他去省府说话。王干青明知对方存心险恶，仍大义凛然，从容出门。1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王干青英勇就义于成都外西十二桥。
长夜漫漫，他为救助成都人民而来，黎明之前，又为解放成都人民而去。今天成都已成为友善之城尚善之都，这座城市业已延续了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