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原来的华中敌后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黄海以西，津浦路东西两侧的广大地区，也即原来的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豫皖苏根据地，除津浦路沿线城镇和扬州、南通、海州、连云港等少数几个城市外，都已解放，连成了一大片。在这个解放区里，有着三千万人口，党决定组织华中分局，下有八个地委。分局由邓子恢、谭震林同志任正副书记，并建立苏皖边区政府，由李一氓同志任主席，刘瑞龙、季方、方毅等同志为副主席。华中军区由张鼎承、粟裕同志任正副司令。领导这个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分设在苏北的淮阴城(苏皖边区政府)、淮安城(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这两个城市均在京杭大运河线上，相距15公里。
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共华中局机关北移山东成立中共华东局。也撤销了原来的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在华中分局另设联络部，驻在淮阴城内，我被任命为联络部长，陈同生和任柏生同志任副部长，由谭震林同志领导。在我刚到任时，接受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三人小组(注)。国民党、美方各派来一个代表，我方代表是谭震林同志。美蒋代表来到两淮重地，名谓“军事调处”，实际怀有另外的政治目的。接待工作也避免不了复杂的斗争。后来军事调处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就不了了之地走了。我的接待任务也就告一段落。
华中分局联络部成立后，原华中局情报部的全部工作都移交了过来。日伪投降初期，国民党一时忙于抢夺胜利的成果，接收大员们热衷于争夺“五子登科”。〔注:所谓五子登科即位子(官位)、房子、条(金条)子、车子、女子(姨太太)〕。各方面的统治尚不严，我们当时首先就利用这暂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一批干部，也运用并发展了一批社会力量，开辟了几条通往南京、上海的秘密交通线，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曾护送了从延安、华中到上海、南京等敌占区去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如地下党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从延安到淮安后，由联络部护送到上海，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从淮阴出发护送到南京-等，保证了一路的安全。在交通联络较畅通的情况下，我们也加强了与上海、南京地下党原有情报工作的联系。整顿发展了一批我们直接掌握的工作关系。根据华中分局的指示，从各个部门又抽调了一批符合条件的干部，先后组织了六个工作委员会，选派人员分别去到蒋占区，以对军统、中统、国民党、军队、政府和“青红帮”等为目标，开展情报策反工作。为开展对敌业务，开辟交通线和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创办了“中和信托公司”，联络部下面还设置调查研究室，搜集蒋占区各种公开资料，办了一张谋略性小报“自由花”，供有关部门参考，同时还通过交通渠道，向蒋管区发送。同时，还向湘、鄂、赣地区开辟工作。在此期问，曾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如一九四六年春派到南京的情报干部林志远同志从蒋内部取得的国民党“全国整军方案”。对国民党原有多少部队、多少人、什么武器装备，整军后有多少部队、多少人、什么武器装备、部队驻地等内容全面而详细，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全面军事建制和整军动向很有用处。送来后，谭震林同念带去中央，对当时重庆谈判中先掌握国民党整军的底数很有用处，周恩来同志曾传令嘉奖。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前，我们又从国民党的国防部获得了“各战区战斗序列”和准备内战的各战区的具体战略部署的情报，这确实证明了蒋介石一面佯作和平谈判，一面积极准备进攻我们的证据材料。
日本投降后，暂时停止了枪声，但和平时期并没有延续多久，一九四六年的五月至七月，国民党军撕毁《双十协定》，在长江一线首先发动内战，相继向我苏中、淮南地区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反击，连续获得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华中联络部这时也积极部署从敌人后方和敌人内部来打击敌人，以配合自卫战争。首先我们从“交通警察总队”中下手，原驻在上海的交警十五纵队一大队长王一藩，在地下党员佟子君同志具体领导下，经徐中一同志通过李华朴(王的亲戚)向王进行工作，当知道王不愿意调到山东胶东去干“一面打共产党、一面监视其他国军”的思想后，便加紧对他进行教育，王表示:“刘善本由空中飞向延安，我王一藩就从陆地投奔共产党”。就这样在王一藩的部队调到青岛附近即墨的南泉车站后，李华朴等在佟子君陪同下专程到苏北淮阴来，谭震林同志亲自接见，我和沙文汉、陈同生等同志和他具体商量了王一藩在山东起义的整套计划。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王一藩亲率四百多人枪投向胶东解放区，这一行动对刚暴发内战不久的蒋介石是当头一棒，在蒋占区和蒋军中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九四六年冬，我军在先后获得苏中、宿北、涟水等战役歼灭蒋军大量有生力量的胜利后，主动撤出了两淮和涟水等县城，我也随军撤到山东。
在淮阴时，我打听到原来在上海电影界工作的女朋友的下落，托人带信给她，并希望她能来解放区，但她表示不能来，因此我才下决心另外物色爱人。我在工作中和李琼同志有经常的接触，逐步建立了感情，她原是上海的工人党员，一九四四年又进根据地，思想很纯朴，是个好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冬天，我们到山东后结婚了，这年我三十五岁。
到山东后，我改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主要任务是密切配合军事斗争，围绕争取解放战争胜利这一总目标，一方面千方百计，继续进行华中联络部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山东沿海港口开辟新的交通线路，恢复南方蒋占城市的工作联系。一九四七年九月，又接受华东军区任命我为“华东区处理俘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抓战俘军官团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军在莱芜战役中俘虏了几百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华东军区将这些人集中起来，准备在产行教育后予以释放。当时全部集中在山东渤海区利津县，成立了一个军官团(营以上的俘虏军官)和一个军官总队(连排级俘虏军官)。军官团身份最高的战俘有战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七十三军军长韩濬。军官团里的战俘一律称学员。我们一面组织他们学习，给他们上课，我当时以联络部长的名义，经常给他们做报告，较多的是给营以上的俘虏军官讲课，一面要他们写材料，要他们把国民党军队的有关材料，如部队编制、番号、驻地、成员、装备以及部队沿革、内部矛盾等等，全部详细写出来。这些战俘写了不少材料，由材料科长钟望阳同志负贵保管、整理，供有关方面参考，对解放战争掌握分析敌情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一年时间的审查，教育，战俘对我党我军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了分化瓦解敌军，也为了减轻我们在战争环境中的负担，一九四七年冬决定将这批俘虏全部分批释放。释放前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给他们晓以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指明国家和民族前途及他们自身争取立功赎罪的出路等等。事后证明有些战俘释放回去后确实起了瓦解蒋军和为我方工作等作用。军官团的工作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到一九四八年春结束。这时华东局和社会部要我留在渤海参加区党委，兼任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参加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并奉命参加扭转执行政策上某些“左”的错误倾向。我们在公安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工作，提高思想业务水平。在渤海惠民县办了一期公安保卫干部训练班对外称为华东建大二分校，各县的公安保卫干部除留下必要的人维持日常工作外都参加了，有几百人。这个学校的校长李丰平同志，他是山东公安总局局长，我任校党委书记。我和李丰平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担任讲课，采用整风的方法，着重进行政策教育。我根据党多年来公安保卫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主要讲保卫工作的业务理论和政策教育。在渤海还由钟望阳同志编了《渤海公安》的刊物，经常有破案的实例，侦察工作经验等，很受公安干部欢迎，华东、华北各地也都来订阅。在一次渤海区公安会议上，我出了个题目:“大家答复”，请与会的各县公安局长介绍自己办案的典型经验，最后我归纳作了总结性发言，题目是《论犯罪与侦查》。，由于是自下而上总结实际工作经脸，于部感到有所提高。全国解放后，浙江省公安厅把它印成一本册子，作为业务学习材料。
一九四八年秋，华东局社会部要我去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我在河北西部的西柏坡见到了李克农同志，他要我今后“不要再当机动干部了”，要我回华东专搞情报工作，任华东情报部长，向我交代了工作方针和许多具体任务。我早知克农同志是我们党最早创建情报工作的前辈，机智多谋、建有殊勋，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我对他是很敬仰的。
一九四九年元旦，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我在华东局社会部又着手进行准备南下接管苏南、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和组建人民公安机关的准备工作。在二月下旬，我率领六十余干部携带电台先行南下到达淮阴，马上派出赵铮、王宁同志到扬州建立工作站，面向镇江一线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派李滁非、王济普同志到六合建站，面对南京工作，派王徵明等同志到靖江建站，参加策动国民党江阴要塞部队的工作;派刘大庸同志到南通建站，对上海开展工作，各工作站均配置电台。同时，又派原徐楚光同志下属栗群、周镐同志去策动孙良诚部的投诚。在这期间，还组织钟望阳同志为首的材料干部，日夜突击，将上海和江南地下党送来的、战争中缴获的、战俘写的以及长期积累的各种有关材料汇编了上海和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区的敌情、社会情况的系统资料。其中《上海概况》分门别类各行各业的调查资料就有三十六册。在华中工委陈玉显同志的支持下，经印刷厂工人同志日夜赶排，在四月渡江前即陆续印了出来，发给准备接管有关城市的负责干部参考，这些材料对南下同志是非常需要的。
四月下旬，我渡江南下，随华东局驻在丹阳。扬州、六合、南通三个站工作干部和一室干部大部也均集中在丹阳城外，积极为进上海担负接管和肃反工作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带了何荦、郭曼果等几个同志驻在丹阳城里，还带着一部电台搞情报工作，这时我们已从上海方面获得了国民党汤恩伯在上海的工事设防的具体材料，对我军进攻上海非常有用。渡江后的胜利形势更促成国民党内部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我的接待工作应接不暇。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兼预备干部总队长贾亦斌，在我地下党上海局干部策动下，于四月七日率四千人在嘉兴起义，向天目山挺进。沿途遭到蒋军围追截击，贾亦斌同志在吴兴以南突围后进入浙西，后辗转来到解放后的丹阳。我接待了他，并和他研究了工作和人员安排等问题。所谓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实是蒋经国培养嫡系干部的机构，局长由蒋经国亲自兼任，贾亦斌同志率部起义，对当时蒋介石内部心理影响是很大的。过去一些作恶多端的特务分子这时也动摇了，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投诚，还有不少情报关系也纷纷来找我。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分子，在苏州要找潘汉年同志未找到(那时潘汉年同志在北平尚未南下)。后经驻在苏州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保卫部陆政同志介绍，到丹阳来找饶漱石，并报告了一重要的潜伏特务为“见面礼”，表示愿立功赎罪，为我工作。饶漱石认为他接见此人不适当，但不接见又不好，因此要我出场接见，并预约在接见时饶借故来找我，作为偶然相遇，顺便和他谈几句。饶与此人见面后，即打电报给康生、李克农，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是副部长。康生回电饶漱石，说:“可以带xxx去上海协助搞肃反工作”。我事后知道此人早年原是我方人员，被捕后叛变，当了蒋特，以后被日伪逮捕，又为汪伪特务机构工作，一九四一年秘密与潘汉年同志有了联系，供给我们情报，中央有关部是了解此人情况的。在得到康生回电批准后，饶把此人交给我，以后在上游，对肃清隐蔽特务、反革命的工作中起了一些作用。
我和李士英、梁国斌等同志离开丹阳是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分批乘火车到南翔，再改乘汽车进入上海。很快和上海地下党的沙文汉、吴克坚同志以及长期潜伏在伪警察局内的党的组织——警察委员会的邵健、刘峰等同志胜利会师了，我感到兴奋不已。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时，还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租界，经过十年，现在上海已回到中国人民怀抱。但我在沉思中也缅怀许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特别是隐蔽战线上的战友们。如南京的徐楚光、张冰、周镐同志，上海的卢涛等同志，他们多年来在蒋介石统治区奋不顾身，出生入死默默地工作着，为解放战争立过大功，解放前夕在进行情报策反工作时，不幸被敌人察觉遭到杀害。他们应是人民永远纪念的光荣战士。
一九四九年五月进入上海后，我担任公安局的副局长，分工主管肃清隐蔽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的工作。一九五〇年，我任公安局长后，仍侧重于肃特工作。
当时的上海，这个号称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真是十里洋场，五方杂处，情况非常复杂。上海历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统庞大，机构林立，除了核心机构以外，还有不少外围组织。在国民党败逃前，他们早已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原有的反动党、团、特组织人员逃的逃、转移的转移，潜伏的隐藏下来，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杭州以及北方一些城市解放时潜逃来沪的特务、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的头目等。这些数字加起来何止几千?另外还有美英帝国主义埋伏下来的间谍分子以及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他们利用我们对上海情况的不熟悉，干部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采取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曾嚣张地向我们的市军管会送恐吓信，信封里还附有两粒子弹。有的冒充我地下党或民主党派去接管单位，进行抢劫勒索，有的制造政治谣言，恐吓扰乱人心，有的用秘密电台和台湾及当时尚未解放的浙江省沿海岛屿舟山等地通讯联络，发送情报。舟山、台湾的特务机关还派遣特务潜入上海，有的组织进行武装骚扰破坏活动，有的专搞暗害活动，图谋暗杀党政领导干部。敌情严重而复杂，而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怎样发现敌人，抓住敌人?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许多人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如何来打扫这个政治垃圾成堆的城市，帝国主义分子也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话我们管不好上海。
陈毅市长非常重视建设上海首先要建立革命秩序的重要性，向全市人民明确提出:“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任务，并由潘汉年副市长具体领导公安肃反工作。潘副市长由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对情况很熟悉，他作风细致，又勇于负责，掌握政策很稳，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他在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辛勤劳动，为我们做好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既认识到上海治安反特任务的艰巨性，同时又有一定要搞好上海公安、肃反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特别强调依靠政策，依靠群众，努力学习来做好公安工作。
我们遵照党的指示，十分重视依靠党的正确的肃反政策和策略来打击、分化、瓦解敌人，坚决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原则执行，对主动来投诚的允许他们立功赎罪，要他们提供敌特分子的下落和活动情况，对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则坚决镇压。由于充分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威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有不少的特务前来找我们要求立功，从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敌人的线索。
我们还依靠党(特别是原地下党员)和群众的广泛联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特务情况和线索。 广大的公安干警不怕艰苦，忘我地工作，努力学习不懂不会的业务知识和城市知识，并保持自觉遵守纪律的好风气、好传统。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夜以继日的奋战，对上海的敌情基本上有所了解，眼睛明亮了，逐步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性。
隐蔽战线第一个大的战役是集中力量侦破蒋特各个系统的潜伏组织和电台，清除蒋特准备长期埋伏的骨干性的战略布置。上海解放初期，这些潜伏配组织和电台开始隐藏不动，在窥测形势，使我一时难以发现。我们经过严密侦察，特别是从解放前夕起义的人员或解放后向我自首立功人员中找到了一大批线索。在解放上海到一九五〇年期间，我们侦破的潜伏组织和电台总数超过三位数，其中有一位在解放前夕向我地下党同志联系秘密起义，解放后任社会处技研组长的厉培明，通过他直接提供的潜特组织和电台线索(包括外地)即达二十六起之多，厉培明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蒋特苦心经营的潜特组织和电台被一一挖出来了，掐断了和台湾之间通讯的空中联系，退使蒋特机关不得不重新再派潜合进来。保密局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从合湾经舟山派来上海的“独立台”台长兼情报员罗炳乾就是一例。罗特潜来上海后，找了一个女子做妻子，利用妻子家开起瓷器店作掩护，我们经过严密侦察，从投诚的蒋特报务人员中证实罗确曾受过特务技术训练。有一天，我们派人包围了福佑路罗特的住所，冲进去时罗特正在阁楼上戴着耳机操作发报机，一下子人证俱获。罗炳乾供认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间，台湾特务机关就布置他着重调查上海重要工厂的生产情况，为蒋介石空军提供轰炸目标和报告轰炸结果。他曾先后将江南造船厂、英联船厂等许多生产单位的情况电报了台湾。上海在遭轰炸中民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罗犯是上海“二·六”轰炸的真正罪犯，在二月七日就判处罗死刑，上海人民拍手称快。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从十月开始又不断从台湾和沿海的舟山、大陈等岛屿以及大陆上残敌盘踞地，对上海派遣特务，进行行动暗杀和武装骚抚等破坏活动。这些对我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危害甚大，因此迎头痛击蒋特新的派遣活动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战役。当我们获得军统有名的打手刘全德将要派遣来上海的情报后，就立即布置张网以待。我们从投诚的蒋特人员中了解到，刘全德是江西人，曾经参加红军一军团保卫局当警卫员，枪法很准，一九三六年因派赴武昌执行任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刘贪生怕死成了一名可耻的叛徒，并当了军统特务，受过特种训练，心狠手毒，抗战时期在上海执行过暗杀行动数十起，多次得到特务上级的重赏。这次刘特是受蒋介石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头子任命为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率领同伙携带大量活动经费和电台、凶器，从台湾飞到舟山，而后分别乘渔船在浙江乍浦和吴淞口登陆。刘特到上海后，行动十分诡秘，每天换一个地方落脚。我们物色了曾和刘特共过事但已向我投诚的高激云等人，协助寻找刘特的下落。有一天，高激云在刘特的一个社会关系家里碰上了他，刘特非常警觉，一再盘问高的来意，并用酒想灌醉他。高激云佯装酒醉，乘隙跑出报告了马路上的解放军，当即将刘特捕获，同伙八人也被一网打尽。刘特承认他这次潜来的主要任务是要刺杀陈毅市长和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台湾选中他来就是因为他在江西时曾见过陈毅和罗瑞卿有这一便利条件。没有想到立足未稳就陷入罗网，束手就擒。刘犯后被解到北京审讯，判处了死刑。公安部对上海连续破获重大的行动特务案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在这同时或以后，还捕获台湾派来的邱信、朱山猿等儿批行动特务和一大批纠合武装匪特的案件，缴获了不少电台、报话机、轻机枪、冲锋枪等罪证，迫使蒋特不得不有所收敛。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留在上海的间谍也逃脱不了被揭露的命运。一九四九年十月，我们侦破了美国海军情报处维克多等人的间谍案，缴获收发报机、手枪等罪证，这是我国建国后对潜伏的帝国主义间谍第一次的打击。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又侦破了美国海军情报处下属的“四十四海外观察队”（ESD）间谍案，主犯雷德蒙等多人被捕，缴获收发报机五部及武器等罪证。美帝国主义布置在上海直接搜集情报的如意打算也破灭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全市又开展了对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等反动骨干分子的限期登记工作，在同年四月对拒不登记的顽固分子又进行了清理和逮捕，对违害治安的分子也分批打击。经过一年多时间中，采取这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措施，上海人民不仅没有引起波动，而且赢得了社会同情，治安情况迅速好转，对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恢复生产，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都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工作的劳累，到一九五二年冬，我的身体健康情况已显著下降，特别感到视力不佳。经华山医院检查，视野缺损，诊断为脑垂体瘤，但当时国内医院医治无把握，经中央卫生部向中央请示，同意我去苏联治病。
我在一九五三年一月，暂离工作去苏联治病，我首先到了北京，作了短期的出国准备工作，月底起程。
从北京去莫斯科坐火车花了七天七夜，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密密的森林和白雪皑皑的原野，到达莫斯科。这是我平生最长的一次旅程。在莫斯科神经外科研究院的诊断和上海医生的诊断是一致的。手术时医生看到这个肿瘤是良性的液体的，他们没有把瘤摘除，只是用针筒把液体吸出，手术后视觉有部分恢复，但治疗不彻底，为以后复发留有隐患。我在苏联共住四个月，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初我回到上海家里休养了。
【扬帆（1912年-1999年），原名石蕴华，曾名殷扬，1912年出生，江苏常熟人。1924年去上海读书，1932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北大的学生领袖，曾先后参加北京民族解放先锋队、北京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平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参加一二九运动。后任上海《译报》国际编辑和记者。1939年初率领上海人民慰问第3战区将士演剧团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后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秘书，新四军军法处科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处长，兼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1944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4月因“潘(汉年)扬(帆)案件”，被错误逮捕判刑。1980年4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