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北方的陈寅恪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絪，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也钻入了湖底。
躺在南国的病床上，在当时狂潮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史学大师陈寅恪，自是难逃。
中山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66年初，当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风潮遍及神州之时，目盲足膑但心灵极其敏感的陈寅恪，预感到自己将大难临头，难逃罗网。
这年3月，他在《丙午春分作》一诗中，道出了自己末日来临的心境：
洋菊有情含泪重，木棉无力斗身轻。
雨晴多变朝昏异，昼夜均分岁序更。
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
鄣羞茹苦成何事，怅望千秋意未平。
后世对于此诗的解释，多有不同，按余英时的释读：
“这首诗写于‘文革’风暴的前夕，总结了他……十七年的心路历程，悔恨之情溢于言表。……第七句则回顾十七年来的生活，以‘鄣羞茹苦’四字概括之，尤凄惋沉痛之至。这四个字，是典型的遗民语言，其中‘鄣羞’两字最能表现他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志节。”
余氏之解，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陈诗的真实寓意与个中况味究竟如何？或许，只有“留赠来者”能够做出明确的判断。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有云：
“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
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心路历程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
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
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
“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
1965年，垂垂老矣的陈寅恪于中山大学寓所，时骨折已三年
在他生命的晚年，大师与非大师，都不重要了，唯让他引以为荣和自豪的，就是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也是垂范千古的警世名言和不朽碑铭。
至于陈氏谓求学数万里而终无所成，除了他的自谦，更多的是对生平未能尽其所有精力，实现远大的治史抱负的遗憾，以及汾水之曲、先哲遗范，皆成为方丈蓬莱，邈不可寻的无奈，以及内心迸发的愤懑和哀鸣。
事实上，《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一个伟大史学家的雄心大愿与辉煌梦想。
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做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后来学者所诟病。
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后辈出……
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的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于《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未能用直接史料也。”
而第三代代表人物陈寅恪“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于‘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日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
……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
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1966年7月，在文革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
霎时，整个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侮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
而随着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
在中山大学南区康乐园一号楼陈宅的床侧，面对来势凶猛的征讨攻伐和加在自己头上的一连串罪名，有一天，陈寅恪突然问助手黄萱“反动”二字如何解释，黄无以回答。
接着，黄萱也被迫离开，尽管她是已跟随陈寅恪多年的助手。
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也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个人一点儿存款被冻结，并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之罪被批斗。
陈家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原在医院工作的陈流求，被从四川发配到西昌一个干校劳动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发配到广东一个叫英德的茶场干校劳改，所以，家中只有陈寅恪夫妇相依为命。
这两位，一个目盲足髌，一个体弱多病，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艰难图存。因工资停发、存款被封，陈氏夫妇生活无着，只得写“申请书”上呈学校。
这份被保留下来的“申请书”大意有二：
一是陈寅恪心脏病加重，为维持残弱的病体，在粗食已经难进，只能进流食的情况下，请求用自己被冻结的一点儿积蓄，每日购买四支牛奶喝，“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
二是请求保留一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申请还是没能得到批准，以致因不能提取存蓄偿付工友薪水，在陈氏夫妇死去之后，劫后余存的家具，被人抬去抵了工资。
陈寅恪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托命之人”，自然知道自己的分量和生存的意义。
据中山大学留存的有关材料显示，早在1959年，陈寅恪就与校方有过数次严重冲突，在致校方的抗议信中，有“走或死皆不甘心”之语。
1963年，陈寅恪更向家人表示：他死后要把骨灰撒到珠江黄埔港外。
广州珠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许多年后，据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回忆说：“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
何氏所言当符合历史实情。或许，这一切，也正是陈寅恪《广州赠别蒋秉南》诗“骨化成灰恨未休”的一个隐喻吧。
随后，造反派按既定方针加大了对陈寅恪的折磨与攻伐力度，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很快被大字报覆盖。
面对如此场面，陈氏夫妇预感到死神已逼近门前，悲愤交织中，唐筼将房门和阳台上的小门关闭。
造反派们见状，认为是“负隅顽抗”，少顷，人群蜂拥而入，控制了整个局面。
据说，当年陈寅恪在这个楼道里讲授白居易《琵琶行》时，只一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就讲了两个课时，且绘声绘色，眼前似真的出现了刀响马鸣之场景，令同学们听得入神着迷。
在阵阵口号声中，一张张大字报很快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直至糊到陈寅恪的衣服和头上。
造反派们为做到名副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凡屋内可拿之物，大至落地收音机，小至茶杯瓷瓶，无所不拿，无所不夺，拿不走的盆盆罐罐便摔碎砸烂。
不到一天工夫，家中完整的日用品荡然无存。有几个造反头目在翻箱倒柜中美人发现了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儿纪念性首饰，开始哄抢起来。
陈夫人见状，想到此为先祖遗留之物，意义重大，不可轻失，遂以孱弱之躯冲上前去制止。
造反的头目们转过身来，一顿乱拳将唐筼打倒在地，将饰物抢劫一空。
尽管，此前陈寅恪以悲愤决绝的态度告诉回家探望双亲的女儿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但他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查封，手稿被掠。
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经过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20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
最后的结局是，陈氏所有藏书全部落入中山大学与中大造反派某些人之手，甚至连当年陈寅恪为撰写《柳如是别传》向蒋天枢借阅的珍贵抄本《有学外集》12册，亦被劫去，蒋氏后来数次函索竟不得。
经过几次这样的经历，陈家财物尽失，后来，又想命人把陈氏抬到学校大礼堂，让革命群众揭发批斗。
唐筼见状上前阻止，复被打倒在地。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及时赶到，冒死劝阻，以自己代替老师挨斗的条件，换得陈寅恪没有被强行抬走。
而且，为验证在中大校园空气中流动不息的“陈寅恪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学识”的真伪，造反派进入陈宅，将其拖下床来，强迫其下跪背诵《语录》。
未过几天，造反派们又心生奇计，先是把几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耳边吱吱作响、嗷叫不止，当即抱着脑袋在床上打起滚来。
造反分子见以如此方法对陈氏的“洗脑”收效不大，乃加大力度与强度，索性将高音喇叭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上。
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身不起，世间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了……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原居住的一号楼，成为当权者的指挥部。
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进一点儿汤水之类的“流食”都已困难，偶有亲友躲过监视，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有浑浊的泪水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看着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夫人唐筼，认为其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
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困厄，天道不还，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6点三刻，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做“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因伤感太甚，刺激太深，加之环境极度恶劣，遂于病中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更是自己一生追求和坚守的永恒信念。
只是，当年王国维沉湖而去时，陈寅恪尚能以诗文，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陈氏本人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华夏大地已没有人再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没有人为他撰写挽联和碑文。
在海外孤独行步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但是，作为当年清华“四大导师”中唯一一位健在者，除了望洋兴叹，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