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的空间性的秘密也就是空间性自身的秘密，即分离。时间性可以和自身重合，那是在同时性中；但在空间中，两个物体不能占用相同的位置，于是延伸就成为分离的同义词。然而，动词分离自身内部包含了受欢迎的否定——我们正渐渐明白，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力量和创造性来自绕开肯定性或积极性——这个词也能积极地发生作用，如当我把行动者和行动方式分离开来时那样。

“分离”一词蕴涵的资源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异化理论在四重“分离”中得到了明确而详细的阐述，即劳动者与工具的分离、劳动者与产品的分离、劳动者与生产活动的分离、劳动者与人的类存在的分离(换言之，与让人成为人的生产活动的分离)。事实上，在这个研究阶段，分离可以说是一个空间概念，或是一个时间概念，怎么说都可以。此处讨论的异化是一个历史事件，但也是发生在空间中的事件，如土地和农民的空间、围场、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等等。同时，马克思对资本的描述的高潮——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也是空间的，因为机器大生产用将生产集中起来的工厂新空间垦殖了空间，并讲述那些工具和设备的命运的故事，最初劳动者如何与工具、设备分离开来，现在工具和设备如何成了某种自身就是目的的东西。卢德派也和他们的生产分离了，他们的抗议——攻击可恶的工业新机器——和一队中世纪士兵攻打坚固的城堡一样，也是空间的。

追踪动词“分离”在《资本论》中甚至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发展，乃至了解其在经济或哲学文献中的前历史，都是枯燥的，但也是有益的。[1]这个词尤其明显地和农业、土地相关：城镇和乡村的分离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出现之后，乡村对城市的罗马统治被决定性逆转的时候。在那时，土地彻底变为商品，农民变为农业工人，大地主变为资本家，这些转变都不可避免；名为地租的谜一样的资本主义现象的古怪特征突兀地显现出来，如同在倒像镜子中一样颠倒了商品的利润结构。从文化上说，空间的支配地位肯定了城市对自然的吞噬，并在后现代的中产阶级化和生态灾难(“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638页]，如同马克思在论机器的那一章最后说的那样)中找到了自己特有的表征。

然而，分离在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积极的空间现象中有一个对应物，那就是扩张。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它说明了资本主义从最初的本地商品生产到最终的世界市场疆域的不可抗拒的发展。因此，必须把分离和与它悖论性地一致的扩张动力结合起来思考，以便它的各个隔间不让里面的物品懒散地七零八落，而是把它们组合在大大地扩充了的、更有力的实体中。因此，在这里，贴切的比喻不是某种逻辑的或笛卡尔类型的没有生气的分析，而是转移和变异，是近乎科幻小说的重新结合，其最佳历史象征则是劳动过程和生产线的泰勒化。

诚然，自从激进地理学出现以后，有了大卫·哈维的成果和亨利·勒菲弗尔的哲学权威理论，人们恍然大悟般关注起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空间维度来，这已经成为我们学术传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我想揭示的在《资本论》中起作用的空间性表现出一些悖论性特征。每个人大概都会不假思索地赞同性质比数量具有更积极的价值这一习以为常的判断，几乎都会认为那是性质的应有之义。这个偏见，我们甚至必须归因于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的出现是通过以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也就是用数量代替性质——来描述的。然而，在《资本论》中，这一对立的后续结果即使不是诽谤性的或辩证的，也是让人吃惊的。

因为现在我想提出，随着论述的展开，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时间和数量重合，空间和性质重合。这话怎么理解?论工作日的那一章可以作为第一个相关证据，因为工作日斗争以工作小时数为中心，而合同写明了以工作时间为标准为购买者衡量出来的劳动力的数量。把性质问题牵扯进来的是工作条件：肮脏、危险、照明不足、不卫生的物件摆设和空气质量的污染——所有这些工作基础，都可以被认为应该置于性质的标题之下，而不是置于在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数量的标题之下。

如果我们记住此处的空间意味着身体，记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更关注活的、工作的身体，记住他的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很有哲学意味的立场，这个观点就不会那么悖谬了。由此，消费是身体的、性质的、具体的，而交易是精神的，即拜物教的、数量的、货币的。抽象劳动是被买卖的数量，而具体劳动甚至很难通过一个普遍名词来覆盖，因为每个身体任务，每个动作与手势的组合，每个身体习惯和泥土的物质、组织及阻力的结合，都是那么特殊。

但这种等同进一步导致了《资本论》的另一个悖论：这本劳动阶级的圣经根本就不怎么关注劳动。存在主义的劳动经验不能被再生产，它总是把我们领出资本的疆域之外。资本对劳动的生存性质不感兴趣，而只对劳动的数量和从劳动中获取的剩余价值感兴趣。我们顶多能通过复杂社会需要吸收的熟练工人的多样性来领会一下这种性质的多样性，如同长长的惠特曼式名单和目录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名单和目录我们先前已经接触过了：

例如，机车是由5000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变成了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超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轮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超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圆柱形擒纵机构又有圆筒工、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461～462页)

但我们必须记住：逐渐淡化这些技能，消除技能需求，即，逐渐地、有意识地为获得抽象劳动而塑造大量的抽象劳动者——我们现在可以把工资普遍很低的妇女和儿童加入这群人了——是符合资本逻辑的。技术劳动是手工业的痕迹和残留，已经遭到集体劳动(“协作”)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基本原则的威胁。资本希望协作和劳动分工原则增加非技术劳动的生产率，直至机器对它的利用甚至淘汰那些有差别的任务。

如果劳动本身退到了再现的最深处的、不可接近的隐蔽地带，退到了身体的几乎不可命名的存在秘密之中，这些隐蔽地带和秘密，甚至小说在它对现实的此前一直不可再现、不可言说的维度所推行的不知疲倦的殖民中也停止了追索，那么，劳动者那边的故事怎么讲述呢?在马克思身上，我们也发现了此前曾有幸回顾过的现象学原则的运作，即，让一个行动进入意识的，与其说是行动的成功(因为那时它的痕迹和成就直接成了世界存在的一部分)，毋宁说是行动的失败、在半空中停住的手势、碎裂的工具、跌倒，以及身体的疲惫。

因此，“工作日”这一章(第十章)根本不是谈工作的：它谈的是工作在极端条件下的不可能性，是处于崩溃边缘的身体。它的深层主题不是具体的劳动，而是阶级斗争("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作用”[344页])；不是各个行业的满足，而是各个行业都允许和鼓励的种种剥削及虐待形式；不是对工厂工作的语言阐述，而是对滥用工厂工作(在官方的报告中)和不可能制定法律以阻止此滥用的说明。

《资本论》中篇幅很长的三章(分别论工作日、机器大生产和所谓的“一般规律”)，从表面上看是讨论劳动的，专门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阶级的经验提供长篇证词，但这三章不仅都是空间探讨，而且探讨的是主体性的空间，甚至是伤感情绪的空间和准人文主义情感流露的空间(与狄更斯的联系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资本家只是结构和系统的寓言人物，只是承担者，或载体(几个难忘的人物刻画除外：阿谀奉承的西尼耳、可恶的萨瑟兰公爵夫人、不幸的皮尔先生)，把他们抛给马克思令人难忘的讽刺和滑稽模仿是稳妥的。剩下的是机器、机构、系统和辩证矛盾。

然而，在这较长的三章中，人和身体开始再次出现。不过，我们需要留意这个事实：他们不是被马克思自己的语言召唤来的；唯独通过长篇引用工厂视察员的话，他们才出现——之间隔着其他人的声音。[2]对于个人化表达，对于激情，无论这激情是出于义愤还是出于怜悯和同情，防范都很严密，虽然这种训练有素的中立文风必然会在读者心中激起这些情感。至于探讨马克思自己的情感克制的原因，当然必须一方面考虑他对抽象辩证法的迷恋(抽象辩证法本身在从被称为《大纲》的笔记到《资本论》的最终阐述的转移过程中，是受到了控制和压抑的)，还要考虑到他进行讽刺刻画的志趣也同样受到了控制，以及我们已经在文中指出过的快速而恰到好处的高潮的有限数目。

马克思自己姗姗来迟的对这些骇人的揭露的评论，的确保持着他特有的中立态度：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章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住宿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807页)

一方面，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上面提到的两章并不总是在处理这项工作(诚然，马克思说过“环境”和“社会职能”)。生产——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而不是再生产。然而，在所有这些范畴之间仍然有一种滑动：面包和烘烤面包的长段跑题(“工作日”，358～361页)，必然过渡到“住宿”(在生产的晚上睡觉)，最后过渡到食品。食品被非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掺假了，于是，食品不再是生产的产品，而成了工人自己的营养(在这里马克思部分引用了一个官方报告):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数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个面袋枕在头下，再拿一个面袋盖在身上，睡几个钟头。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5个小时，把面揉好，分成一块一块，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温度达75度到90度，小烤炉房的温度还要高些。各种各样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炉房里干些别的活。根据季节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劳动在下午1点到6点之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359～360页)

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359页)

这样的“住宿”的高温在后来的阐述中也是存在的(同时存在的是它的反面，无暖气的房间和屋子的严寒)：但首要的是睡眠，这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尤其是在睡眠几乎是工作时间之外的全部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忘了，在工业发展早期的这些年中，骇人听闻的铁路事故大都是过度劳累和缺乏睡眠引起的(363页)。重要的是，夜晚本身也受到资本“‘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352页)的伤害；和时间范畴一起受到伤害的，还有年龄和性别范畴。在年龄和性别范畴上，马克思和他的英国视察员一样，也充满了道德感：“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390页)。在制砖工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一个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593页)。

最后，死亡，“睡眠”的弟弟，很难说和这些室内条件的有害影响没有关系：马克思为生命力量的加速消耗和扼杀提供了一个双连书写板。一方面，一个铁匠“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说50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1/4。他尽力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1/4的活，但是他活不到50岁，他37岁就死了”(366~367页)。时间就说到这里。现在谈谈“一个很有名的服装生产企业”的空间。这个企业的女工们在工作时：

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丝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医生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玛丽·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364～365页)

这时，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生产领域，尽管还没有到达再生产领域。

再生产包括的内容远远多于食物和住宿。在再生产中，空间被复制到很多层次上：从住房到个人房间，从住房紧张到工人正在建造的城市本身，从都市景观到乡村景观，从上班需要走的不断增加的路程到向殖民地的移民，此外还包括(很让人惊奇)那很容易被忽略的再生产的基本要素(精神上的，而非身体上的)，即教育。

马克思赞赏地提到罗伯特·欧文(除傅立叶外，唯一没有受到《共产党宣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称赞欧文“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635页，注46)。马克思支持“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的创办……和职业学校的建立，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618～619页)。除此之外，有迹象表明，我们此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分析出整个文化革命理论的因子。这个理论尚未成形，如果我们把其中有关教育的各种讨论仅仅看做经典狄更斯式的对童工的谴责，就很可能把它忽略了。[3]相反，我们值得思考这种可能性：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的工厂，资本主义之外的乌托邦生产空间，应该被看做也是生产、建构主体的空间，以及方方面面的教育的基本场所：

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14页)

这真是社会系统的效价的一个变化：不仅工业雇佣劳动可怖的禁闭空间被转变成为人类发展的水晶宫，而且把产业工人变成残疾人和怪物的劳动分工现在把他们送回到了“协作”和马克思早期的集体“人道主义”的广阔视域。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逆转，它可能让我们能够重新阐释列宁和葛兰西对泰勒制的热情——如果不经过重新阐释，这种热情就会显得不祥——很不幸，泰勒制的效价在斯大林那里没能发生改变。[4]同时，它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不断出现的想象：对人的多方面发展和活动的想象，对全面的傅立叶蝴蝶式性情或注意力不稳定综合征的想象，如同下面的传奇人物所体验的：

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请相信我的忠诚!——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里我先后做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628页，注31)

两个发展意象：一个是主体潜能在一次近乎空间性的变形中的乌托邦拓展，这是一次发生在资本主义贪婪的帝国扩张和推动力上的效价的变化；另一个是教育工厂的集体乌托邦，是为新型的劳动分工服务的旧式劳动分工的重新运用。

不过，我们还没有讨论资本主义的内部教育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童工的教育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教育——甚至在孩子们被限制了自由，被要求在工作空间中睡觉，要不就得走太远的路去工作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教育——是空间的?事实上，这个特征将成为马克思教给我们的另一个训诫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改良主义的东西——在这个事例上就是那些工厂视察员英雄主义的努力，他们的报告提供的证词超越了现实主义作品或自然主义作品所能传达的任何东西——是无用的。很不幸，这些努力的结果将是“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621页)。马克思的另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立法会加速资本积聚，让参与竞争的小企业倒闭，并导致让整个系统达到崩溃点的那些矛盾最终成熟：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从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635页)

不管怎么说，工厂视察员还是试图保证童工至少有最短的学习和接受指导的时间，否则，他们就被彻底剥削，彻底劳动过度了。童工的蒙昧无以复加：

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像他们和一位调查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12岁，他说：“4的4倍是8，而4个4是16……国王是有一切金钱和黄金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他是个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得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利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特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把God〔上帝〕拼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370页，注66)

但他们的“学校老师”的无知也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

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高明。'”(523页)

缺乏合格教师甚至也不是立法的主要问题，因为时间和空间都被完全填满了，学生不仅没有空闲念书，也没有地方念书：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份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523页)

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15英尺宽10英尺，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524页)

这个评论可以更概括地用一篇更长的记述童工经历的文字来结尾：

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证词中提到的9—12岁儿童所担负的劳动量，都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能容许父母和雇主这样滥用权力。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

有一个压延厂，名义上的工作日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5点半。有一个儿童，每星期有4个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8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6个月。

另一个儿童，9岁时，有时一连做3班，每班12小时，10岁时，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10岁，每星期有3天都是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夜间12点，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9点。第四个儿童，今年13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6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有时接连做3班，例如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12岁，在斯泰夫利铸铁厂做工，他一连14天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夜间12点，他已经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9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英里。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6点来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6点上工，到晚上6点或者7点下工。”如此等等。(369～370页)

需要补充一点，这个片段中说的儿童“不能上工接班的原因”包括应该用于教育的必需时间(此外还有针对特定年龄群体的工作时间的法律限制)。英国资本家想出的规避这个立法的巧妙办法，只有多瑙河各大公国里极力用雇佣劳动代替封建劳役的对现代化立法的规避能与之媲美，“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独眼巨人塞克洛普在2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347页)。

应马克思的邀请，我们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场所的内部状况，积累了关于生产和再生产的真实材料。但我们还需要抽身出来，审视资本主义系统为自己创造的地貌。马克思的控诉的生态特征我们已经提过了。[5]但我们也应记住：尽管马克思的吸血鬼意象常常引起学者的兴趣，但最常用来和雇佣劳动比较的是奴隶制，其次是监狱的禁锢(当然，二者经常重合)。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关于罗马金矿的报告实际上开了这种比较的先河(在详细分析那些贵重金属之后，非常自然地引出了这个话题)；这显然是打算证明雇佣劳动比奴隶制更为人道(只有一个例外，古代对不幸的监工是严苛的：“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蒙森语，275页，注6])。不过，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论》末尾恶作剧似的建议在“资本发展的规律”尚未完全移植过来的移民殖民地重新实行奴隶制。

在这些矿场上，奴隶的身体只有死了以后才能重见天日。[6]此类矿场的奴隶制空间，与资本主义在乡下制造的结果形成奇怪的辩证对比。在那些农村地区，森林被无情地成片砍伐，农民的房屋被全部推倒，造成大量荒地，留待种植商品作物，或养牛——如果不是养鹿、养狐狸的话。(也许可以说救济院或济贫院[823～824页]是某种介乎奴隶制和消灭之间的案例。)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这些新的劳动人口的辛劳，一个全新的工业地貌出现了。人们不仅建造了将在其中居住和工作的工厂(以及里面的“塞克洛普机器”)，而且建造了“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设施”(573页)，即使这些东西“可能只在遥远的将来才会起作用”。那个遥远的将来却是我们的时代，大城市(从巴西利亚到昌迪加尔，还包括像圣保罗这样的老牌都市中心的新发展区域)把不断增多的建造者们排斥在市中心之外，这些人聚居在城市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工人阶级贫民窟圈或失业人员棚户区圈，这样的现象不计其数。[7]因此，后来被称作中产阶级化的东西就是对农业的驱赶和清除的城市对应物(837～842页)，甚至传统城市的工人阶级居住区本身也被拆除了，重建为富裕阶层的居住区，以前的劳动阶层居住者被赶到城市边缘之外或彻底沦为无家可归者。在这里，马克思的繁荣与贫困的统一的辩证法预见到了全球化语境下艰难得多的世界城市困境。

带着这种辩证法的最新形式——对工业生产会同时导致超负荷工作和失业的“一般规律”的揭示——我们最后一次巡览了这些资本主义终极空间。在这些空间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赤裸的生活”，这生活比阿甘本的集中营中绝望的居民所面对的还要更深地植根于经济系统。[8]例如，这里有一份关于农场工人的绝望的证据：

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计算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834页)

空间形式是以许诺展示原始场景为基础的，在这个场景中，归根结底无法再现的东西如同在某个外部边缘上一样被接近了。这些终归无法再现的现象——劳动、疲惫、人类时间的彻底消耗，以及被永远排斥在不可能属于我的空间之外(实实在在的被异化)——没有哪一个比饥饿更加不可再现，剥离了所有文化形式，变得难以名状地空虚、衰弱的饥饿。如何最终看待这种饥饿，这种不仅仅是那为饥饿提供了表现渠道的身体上的饥饿?马克思的空间形式——通过他的耳闻目睹和那些害怕或同情，但尽量让自己冷静的证人的声音传达出来——在于对空间的耐心探索，由对这种不可再现事物的终极现实的搜寻构成。这种搜寻越来越小心地从统计数字和大地区向小城镇、街道、屋子、房间移动，最终达到屋子最里间的徒然四壁，这里让人眩晕，痛楚难当，以致再也看不下去：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的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像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824～825页)

注

释

[1]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问题。迈克尔·莱波维兹以突出的、创造性的理论思考，证明了分离概念包含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政治策略。参阅《追随马克思》，346～368页；以及本书第七章。

[2]参阅埃格朗蒂纳·科隆：《马克思的声音》(Eglantine Colon,“Marx's Voices”)，即出。

[3]参阅拙著《辩证法的效价》中的“文化革命”一章。

[47]J.G.Scoville,“The Taylorization of Vladimir Ilich Lenin,”Industrial Relations,October 2001,40:4;and V.G.Devinatz,“Lenin as Scientific Manager,”Industrial Relations,July 2003,42:3.

[5]也可参阅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

[6]“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像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补偿。但是，‘尽管乔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死去’。”(377页)

[7]参阅詹姆斯·霍尔斯顿：《现代城市》(James Holston,The Modernist C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8]阿甘本《神圣人》(Agamben,Homo Sacer)中的拟生物学概念被证明实际上吸收了统治的范畴，就像福柯的概念一样(考虑到使用了集中营的例子，这个概念很难采用其他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失业的贫困是更根本、更具体的形式。从这个形式衍生出了后来这些观念：具体的东西是社会的，是生产方式，是人类创造的、历史的；涉及自然或死亡的形而上学概念是更基础的现实的意识形态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