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根据情报判断，日军图谋发动中原大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由于美国参战，已丧失战略主动权和绝对制空权的日军，为摧毁美军在华空军主要基地，以制止其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和对日军海上交通的破坏，并打通在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同时摧毁重庆国民党当局继续抗战的决心，决定进行“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行动。

中国最高当局估计，大战将在3月中旬发动，已命令第一、第五战区做好战备。

位于河南临汝的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也在战役的范围之内，戴笠与文强多次研究后，授权文强在必要时全权作应变处理。

戴笠离开河南后一周，文强即拟定好撤退计划，并会同美方教官作了一些撤退演习。

有一次，他与当地驻军第13军军长石觉中将研究训练班安全问题，石觉认为，他们训练班有美国人，目标大，很可能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该军不但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妨碍其作战计划。

他还认为，训练班已得到美方的新式轻武器装备，已超过该军一个师的火力。

听他这样一说，文强感到到，依靠石觉的第13军保护不大可靠，相机脱离临战地带，才是万全之计。

4月中旬，日军以四个师团和一个战车师团、一个骑兵旅团为主力，首先在豫中发起进攻。

17日黄昏，日军趁着暮色掩护，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官渡之战”的开封以西中牟县一带偷渡黄河，向中国驻军河防阵地匍匐前进。

日军渡河攻击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零时左右，中国军队发现敌情，双方开始交火。日军一面猛烈进攻，一面扩大渡河正面攻势，继续强渡黄河，终于击溃中国军队防御。

凌晨2时半，日军第37师团官兵进抵中牟县城。

战火迅速燃遍豫中大地……

以往有一种说法是：

中国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下的40万官兵在这场大战中“一触即溃”“望风溃逃”。

说实话，这样的评价，对那些在战场上作过英勇抵抗，为国捐躯和流血的将士们是不公正的。

仅从日本军方的评价，就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多年后，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的《一号作战之河南会战》一书中，引用在当年4月25日第一期会战结束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报告中“敌军（指国民党军）值得注目的动向”一节里，有如下记述：

（1）敌军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易崩溃。

（2）高级指挥官的部署极为迅速，各部队的行动大致能按命令执行，部队彼此之间也能保持良好的联系，但初期受到我军突然袭击，似乎发生了混乱。

（3）敌军之撤退，特别是将重武器逐渐后撤阻止我军追击的方法均极巧妙。在撤退时一定要进行反攻或炮击。

（4）大量使用手榴弹……

豫中会战爆发消息传来后，临汝训练班的官兵群情激昂，纷纷请战，要求打过黄河去，美方官兵也纷纷向文强求见，同样也是摩拳擦掌。

作为训练班的全权负责人，文强深知自身的职责是训练人才，而不是指挥作战。但是，值此非常时期，却也不能以职责为由，袖手旁观。

他立即请来受训的别动军第五纵队司令廖宗泽，会同美方负责人，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计划由第五纵队实施两项对日大爆破。

一是日方在新乡至开封之间黄河故道沙沟纵横地带修建的汴新铁路大桥；二是焦作煤矿。

由于这一方案是经过班内中美负责人及调训部队部队长三方制订，一经上报，中美合作所立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对第五纵队司令部正式下达了执行命令，要求在班本部技术指导下，请美方人员作顾问，限期完成任务。

鉴于任务要派出小分队在敌占区执行，美方人员化装行动不易，只好定于夜间实施爆破计划。

于是，临汝训练班中的美方人员全部出动，经过周密侦察布置，先用武装部队封锁道路，再用软性炸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汴新铁路上的铁桥破坏，我方无一伤亡，安全撤退。

抗战时期，被破坏的铁路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座铁路大桥的破坏，阻滞了日军调动的速度，为我军政机关后撤争取了时间。为此，临汝训练班得到了传令嘉奖及实物和现金奖励。

对焦作煤矿的大爆破，则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

事后，廖宗泽向文强说明了原因：执行任务的小分队发现，日夜都有中国劳工在井下作业，如果实行大爆破，将不知要冤死多少同胞；

而且，别动军侦察人员与煤矿中的爱国工头会商，他们也反对进行大爆破，而提出由他们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以怠工的方式进行破坏。

尽管这一爆破任务未能完成，但各级长官得知实情后，也都表示理解，并未追究廖宗泽的责任。

4月下旬，中国军队连失郑州、洧川、新郑、广武、汜水、荥阳等地后，后在密县一带发起了反攻，激战数日，毙伤日军甚众。

奉命驻守密县迟滞敌军的第85军23师官兵血战五昼夜，牺牲过半。

不过，日军在坦克师团增援下，又在5月1日攻陷历史名城许昌。国军新编第29师师长兼许昌守备司令吕公良中将、副师长黄永淮（追赠少将）及团长杨尚武、李培芹，营长胡光耀、何景明等许多官兵壮烈殉国。

接着，日军相继攻陷临颍、襄城。

5月4日，日军攻占临汝……

临汝失陷前夕，文强已经率训练班全体官兵经通往豫南的公路转移。40辆美式大道吉运输卡车将他们连同风穴寺不愿落入敌手的青壮年与尚一起，用一夜半天的时间，平安撤退到河南省西南部伏牛山南麓的镇平县菩提寺。

该寺也是一座有名的古刹。文强在不久前本已计划在这里办一个训练班的分班，没想到，此时这里即成了他们撤入陕西的中途站。

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因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长期明争暗斗，互相掣肘，以至在日军大举进攻时，难以组织有效抵抗，加上机动力量不足，尽管官兵不惜牺牲顽强奋战，数十万大军仍在半月之内即被打得一败涂地。

5月8日，日军终于打通了平汉铁路。

次日，日军七个师团从东、南、北三面完成了对豫中重镇洛阳的外围包围。外围中国军队奉命突围撤退……

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自大战爆发之初，即已从洛阳撤退到豫陕交界处之卢氏县，原以为此处是较安全的地带，孰料，短短时间内国军连遭失败，连这里也很快暴露在日军进攻的目标之下。

5月中旬，临汝训练班冒着初夏的阵雨，沿泥泞的豫陕公路撤退到豫陕交界的西坪镇，正当他们稍作休息之际，忽传日军已沿卢洛公路进军，卢氏旦夕不保。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如不再撤退到陕西境内，亦将有陷于敌围的可能。

而一战区原先运存于这一地带的辎重、粮食等军用物资堆积如山，无车可运。许多非战斗人员、军官眷属等等，也猬集于豫陕公路两旁，欲搭车西撤而无车可搭……

文强见到这样的紧急情况，乃急电已在卢氏县的第一战区蒋鼎文长官，及驻西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提出两条建议:

一是由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速派能员驻守武关，成立临时警备司令部，维持交通秩序，稳定人心，抢运物资入陕；

二是等到物资抢运完毕，眷属疏散之后，将卢氏通往西坪之公路及豫陕公路上两座公路桥彻底破坏，以阻日军西进。

文强的建议得到了同意。但是，由于西安副长官部派来的一个工兵营，难以同时完成几处爆破任务，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参谋长范汉杰即向胡宗南副长官建议，将这项紧急爆破任务交给文强，以美方人员协助，先行做好爆破两座公路桥的一切准备，待令引爆。

对于公路的破坏，则交给八战区派来的工兵营，并由地方上动员壮丁协助，亦待令行动。

训练班中的美方人员接受任务后，一致感到光荣。他们向文强表示，虽然没有上前线杀敌，只要完成这次大爆破，也可引为骄傲。

于是，文强处在两个战区之间的联络地位上，经五昼夜的奔忙，如期完成了任务。

后来，蒋、胡两长官为文强请功，文强则表示，完成任务应归之于盟友的协助和训练班全体官兵的努力。

于是，训练班受到了集体嘉奖。美方人员的功勋，则由中美合作所正副主任分别上报请功，皆大欢喜。

1944年5月19日至24日，被包围在洛阳城中的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三次击退突入城中的日军。

24日13时，日军发起总攻，很快就从城西北角和东北角撕开了缺口。黄昏时分，敌坦克师团冲进城内扫荡，中国守军与强大的敌军展开了逐街逐屋争夺的巷战。

当晚，伤亡惨重的中国守军奉命突围。次日晨，洛阳沦陷。

至此，历时30余天的豫中会战结束。中国军队伤亡20万人，失城38座，第36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后卫总指挥李家钰中将等殉国。

李家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河南全省沦陷。

6月上旬，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自西坪镇出发，沿豫陕公路转移，经过武关、龙驹寨等险要关卡，平安撤到了坐落于秦岭万山丛中的陕西东南重镇商县。

这时适逢暑假期间，各中小学都已放假，文强与美方人员商洽后，决定在商县恢复训练。经电报请示中美合作所，得到批准。于是全班才结束了战备行军的辛苦生活。

正当此时，传来了6月18日长沙沦陷的噩耗。

当年日本军舰在水陆洲耀武扬威，如今却更以血腥的铁蹄践踏自己的家乡了。文强满怀家仇国恨，更加忘我地投入到训练工作中去。

抗战形势此时已发生了变化。因郑、洛之失，西安在战略上已处于大西北的最前线。以蒋鼎文为首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即宣告撤销，由陈诚上将新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于汉中。胡宗南中将原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则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仍设副长官部于西安。

由于“胡、戴不分家”的特殊关系，文强所主持的训练班一到商县，胡宗南即对他们特别关照，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被服有被服，可说是有求必应了。

训练班在商县恢复训练后，除了对在临汝风穴寺拟定的训练计划和进度表重新审订外，文强又向美方人员提出了一项设置“模拟敌”进行训练的设想，得到美方人员的支持。于是他们以日军对训练班基地的袭击破坏为“模拟敌”，制订出了一套应变计划。

在讨论中，有人提到《三国演义》中魏延向诸葛亮建议出子午谷偷袭长安的计划末被诸葛亮采用，认为是大失策。美方人员对中国的历史故事大感兴趣，要求循商县越秦岭的一条子午谷线通到汉中的羊肠鸟道侦察一番，于必要时作为安全撤退的大后方。

文强为这些训练内容很费了一些脑筋。

后因形势变化，班本部又要迁移，新的训练计划尚未讲授完毕，文强便为搬迁事宜又去了西安。

训练班在商县停留约四个月里，完成了第二批调训的任务。第二批调训的部队是配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别动军第六纵队全部。

纵队司令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徐志道，他因病住在湖北老河口，派遣他的代理司令岳烛远少将与班本部经常联系。凡该部经过调训的部队，与以前调训过的别动军第五纵队一样，由美方发给美械轻装备后，返回原部队归还建制。

第二批调训结业后，文强即率美方人员及随身工作人员赴西安，面见胡宗南解决训练班搬迁到西安的营房等问题。

胡宗南亲笔写了一张手谕，要文强去王曲中央军校七分校找办公厅主任洪士奇面洽解决。

当时，七分校处于停办状态，所有十多个总队的营房几乎都空着。文强选择了西安西郊约20公里处的牛东镇。

牛东依山面水，当时居民不足2000户，他们平日与军队及军事学校的官兵相处不错，只是这次迁来的训练班有美国人，他们听了既感好奇又有些不安，待训练班搬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关系还是不错。

班址选定后，文强率班于当年11月初搬迁。

训练班搬定不久，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调升军政部长，遗缺由胡宗南接任，西安的副长官部相应改成了长官部。

戴笠在西安设立的军统局机构，也相应随之改组，原晋陕区区长张严佛调重庆任军统局副秘书长。文强被任命为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将原有的晋陕区、华北办事处以及军统局其他机构进行撤并调整。

在给文强的调令中，命其暂兼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

文强率训练班撤到西安牛东后不久，汤恩伯被召往重庆，路过西安，胡宗南为他开了一个既是欢迎又是欢送的会。文强也应邀与会。

胡宗南首先在会上讲话，表示对汤恩伯的欢迎和欢送，又提出，为了总结中原战役失败的教训，请大家来谈谈。

他的开场白之后，到会人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好启齿。汤恩伯在这样尴尬的气氛中，竟控制不住地痛哭起来，以嘶哑的声音说：

“胡先生刚才的话，是对我期望之殷。我太不争气了，才有这次中原之败。这是由于轻敌和失民心而造成的。

我虽然是一战区的副长官，但中央的部队都归我掌握，因此全部责任都应归之于我。

这次奉召到重庆去，不论最高统帅部如何处分我，都是没有怨言的。胡先生及诸位对我的欢迎欢送，实在感激不尽，对于一个有罪于国于民的人，只有万分惭愧与请罪了……”

他越说越泣不成声。在座的人都只有默然相对。为了打破这尴尬局面，胡宗南以眼光扫到亲信、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少将参议周天僇身上。

周天僇立即会意地发言，只字不提汤恩伯的讲话，而将话题转引到对付苏联和延安的问题上去，他说：

“兄弟认为中原战役失败，在强敌面前受挫，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从整个世界战局来看，轴心国必败之局已成，日寇只不过是强弩之末。迟早必败。

我国今日的问题，是对付苏联和对付延安的问题。真正的敌人在此，不可轻视的问题在此。”

这样一来，就把话题从检讨中原战役上转移开了，会场上的气氛才扭转过来，才使汤恩伯得以下台。

国民党当局尚未从河南会战中总结出失利的教训，日本侵略军却在“豫湘桂战役”中继续向前推进了。

1944年冬，日军相继攻占桂林、柳州、南宁等地。

文强想到自己的家乡长沙短时间内难以收复，不禁忧心如焚。一夜，他辗转不能成眠，吟成小诗一首：

寒月窥窗照我颜，意中如隔万重山。

乡思一夜难安枕，归雁衡阳不见还。

1945年春节前夕，戴笠与梅乐斯一行来到牛东训练班视察，正式任命杨蔚少将为训练班副主任，文强不再兼任训练班职务，专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不过，杨蔚仍然和文强有不少联系，因为戴笠平时远在重庆，凡是与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接洽，都少不了文强从中穿针引线。

至于训练班上上下下的人事关系，与美方人员的关系，杨蔚自然也少不了向文强求教。

戴笠与梅乐斯这次到训练班视察二十多天，主要是主持第三批学员轮训结业和第四批轮训开学。

按轮训计划，第五、第六两个别动军纵队的轮训到第三批已基本上完成。第四批轮训的学员是由敌后敌前调回的三个爆破队：

军统局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中的残余部队约200余人，豫南爆破大队全部约400余人，平汉路南段爆破大队的一部分约200余人。

这批受训的另外的两个大队，则是新招收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当时，在西安、宝鸡、汉中、渭南等地报纸上都刊登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的招生启事，大批愿以青春热血报效祖国的流亡青年和当地失学失业青年踊跃前来报考，招生很快满额。

欧洲战场的胜利，给亚洲战场带来了喜兆；日本军国主义者已处于强弩之末。不过，戴笠、梅乐斯来视察时，人们虽已感到抗日必胜，但并没有料到日本很快就会投降。

当时，普遍认为欧洲战场结束，亚洲战场的胜利，还得有一段时间。

文强鉴于爆破汴新铁路大桥的成效，提议组成同蒲铁路爆破队。戴笠十分赞成，批准急调兰州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学员杜富（又名杜长城），在牛东训练班中挑选出300名爆破手，组成三个小队进行强化训练，并在临潼附近山地举行了美军教官指导下的爆破技术演习。

戴笠和梅乐斯也一起出席观看。后来，训练结束，杜富被任命为同蒲铁路爆破大队长。限期率队出发，经韩城潜入中条山区，要求务必达成对同蒲铁路的彻底破坏。

——遗憾的是，当这个爆破队斗志昂扬渡过黄河正待进入中条山区时，却已传来日本投降消息。

更令人叹息的是，当他们正返回黄河边寻找渡口准备返回时，却被美军陈纳德航空队飞机发现，误认为是日军要偷渡，进行了轰炸扫射，不少热血青年竟如此无辜丧命……

这次，梅乐斯与文强见面后，还将随身佩戴的特制白朗宁自卫手枪解下来赠送给文强，在枪套上用英文写了“赠给文将军留念”。

返渝前夕，戴笠叮嘱文强和杨蔚及美方负责人，要督促杜富完成任务。

临别时，戴笠私下告诫文强，对日作战，“要谨防美国人缩回去”，要能迅速制服日寇，争取盟军开辟第三战场是最善之策。

戴笠这次视察，还兼有一个附带的任务：

奉蒋介石之命，到西安与胡宗南商洽为蒋纬国完婚之事作出安排。

当时，在西安驻军中服役的蒋纬国，新婚夫人是西安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大华纺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石风翔的女儿石静宜。

两人的相识，有说是在火车上，有说是在舞会上，也有说是在防空洞里，总之是偶然相遇中颇为浪漫的一见钟情。

据当年军统局西安交通检查处工作人员赵广庆回忆，石静宜有一令人惊服之处，即不爱修饰，除去烫发外，她不穿高跟鞋，不涂脂抹粉，不描眉，不抹口红，保留着皮肤微黑的本来面目。

赵广庆认为：

……她艰苦朴素，大有乃父之风。我想这是小蒋对她所取的重点之一。

石凤翔与文强也是好友，他曾向文强谈过，对这门亲事很满意。

蒋纬国结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戴笠事后告诉文强，在婚礼安排上，他和胡宗南秉承蒋介石“鉴于战时国难声中，抗倭尚未凯旋，切勿铺张浪费，一切从简”的指示，没有大摆宴席，只准备了一桌酒席，在王曲七分校的一座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

胡宗南让出了他自己久居的东阊门1号，作为蒋纬国的燕尔新婚之居，胡宗南则搬到了不远的下马陵。

对于此事，唐纵在1945年1月22日日记中有一则记载：

纬国将与石静宜结婚，委座不准请客，也不准送礼，闻只发二十万元，恐不足以为纬国做衣服之用，纬国颇表不满。

文强因公务繁忙，加之蒋介石“不准请客”的规定，没有前去祝贺婚礼，只托人送去了一首贺诗。

但因笔记丢失，年代已久，他晚年回忆时只记得“东仓门外雪如金，儿女英雄共一心”，“神仙伴侣永双星”这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