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0年起，日军在冀东地区兵力短缺，开始全力支持齐燮元组建伪军。齐燮元借此机会大肆扩充势力，招募了大量汉奸，最终组建了由31个团组成的华北治安军，并亲自担任总司令。乍一看，齐燮元手下的伪军人数确实不少，但说到实际战斗力，那就差得远了。抗日剧里那些情节还真没夸张。平时有日军主力在场时，他们还能勉强应付，可一旦日军撤走，立马就原形毕露。这支队伍不是被八路军追着跑，就是被围剿歼灭，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1946年，齐燮元在雨花台被处决，他在与八路军的对抗中从未占据上风。他的部队更是屡遭重创，士气低落。其中，李运昌的表现尤为突出，成为了伪军军官的克星，让对手闻风丧胆。

李运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虽然他的军衔并不算特别高，但在对付伪军方面却很有办法。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战术，有效打击了伪军势力，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1942年1月3日，李运昌率领的部队在伪满洲国地区展开行动。齐燮元指挥的伪治安军第十团奉命前去清剿，然而战斗仅持续两天，该团就遭受重创，损失了两个营的兵力，平均每天被消灭一个营。此外，团内的一名日本教官也在战斗中阵亡。经过这次交锋，伪十团几乎全军覆没。在李运昌的部队清理战场时，他们意外收集到了一些高质量的武器。李运昌心思细腻，他特别嘱咐士兵们仔细搜寻，看看是否能找到伪军的旗帜。起初，士兵们对此不太在意，有人甚至质疑找这样的旗帜有什么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真地在战场上多搜寻了几遍，最终真的发现了一面伪军的旗帜。李运昌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简单地命令将旗帜带走。伪十团的团长姓崔，他在溃败时逃得飞快，几乎什么都没带走。回到总部稍作休息后，副官向他报告，齐总司令在武庙当着冈村宁次的面，授予他们团的军旗被遗忘了。小崔气呼呼地给了副官脑袋一下，怒声说道：“我整整一个团的装备都丢了，难道还丢不起一面军旗？”小崔完全没料到，自己竟然真的无法承担后果。日本人把军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军旗象征着一支军队的精神，在部队即将被彻底消灭之前，旗手必须烧掉军旗，绝不能让它被敌人拿到。正因如此，在太平洋战争中，尽管美军打得日军溃不成军，但缴获的日军军旗却寥寥无几。小崔带着笑容去向齐燮元认错交差时，日军得知军旗被八路军夺走的消息，当场就把他拖出去执行了枪决。

十天后，齐燮元麾下的第三团、第四团和炮兵第一团联合行动，再次与李运昌部交锋。这次李运昌并未亲自指挥，而是派副司令员包森带领八路军十三团应战。包森抓住敌军渡河时的漏洞，将敌方三个团分割开来，随后集中兵力歼灭炮兵团的一个营。伪军第三团见状畏缩不前，只剩第四团独自抵抗。在激烈的战斗中，伪军第四团的一名日军顾问阵亡，团长汪古岳独自一人侥幸逃脱。回到驻地后，部下询问他是否带回了军旗。汪古岳懊恼地拍着大腿，心中暗自责怪自己疏忽。然而，在枪林弹雨中能保住性命已属不易，谁还能顾得上一面军旗？他立刻派人返回战场寻找，但一无所获。实际上，包森早已将旗子妥善保管。汪团长显然没吸取教训，小崔团长的牺牲算是白费了。不出所料，日本人再次举枪将他击毙。短短十来天，一面军旗竟引发了两条人命，这之后伪军上战场都不敢再带军旗装腔作势了。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哪有什么军魂可言，保命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从照片上看，李运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儒雅。许多人认为他性格柔软，缺乏决断力，甚至有人觉得他不够果断。节振国，这位从矿工成长为冀东抗日英雄的人物，初到李运昌麾下时，也抱着同样的看法。毕竟，李运昌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表面上看确实不像是那种能够狠下心的人。节振国在一次行动中抓获了十名汉奸，经过审讯确认他们罪该处死，但他迟迟不敢下令执行。考虑到自己刚加入八路军不久，对量刑标准把握不准，担心在执行政策时出现偏差。他想到上级李运昌可能是个严格遵守规矩的人，为了避免擅自行动可能带来的错误，节振国决定将这十名汉奸长途押解一百多里，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上级做出最终决定。李运昌正在用餐时，接到了一份关于罪行的报告。他立即将报告展开放在桌上，仔细阅读完毕。吃完饭后，他猛地放下筷子，果断下令：“所有涉案人员，立即执行死刑。”目睹地上鲜血横流，头颅滚落，节振国一时愣住，心中不禁发寒，低声自语：“若是我来判决，顶多枪决了事，没想到李司令手段如此严厉，竟效仿古法惩治这些不肖之徒。”自此，节振国对李运昌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觉得他既有学者的温文尔雅，又不失军人的刚直正义。在榛子镇的战役中，李运昌充分展现了作为一名战士的英勇与果断。1943年8月，李运昌带领部队到达丰滦迁一带，主要任务是消灭当地的日伪军，夺回我方失去的根据地。考虑到八路军的装备相对简陋，作战时通常优先针对伪军。如果遇到装备先进的日军，无论是正面交锋还是埋伏突袭，都必须格外小心，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就在那个月的16号，侦察兵传来消息，说有一百多个日本兵正朝利弊再决定，可一听到这股日军的部队编号，他二话不说，立刻下令布置埋伏，坚决要把他们全部消灭。两天后，也就是18号上午10点刚过，敌人果然踏进了我们设好的埋伏圈。这支队伍是日本兵和伪军混编的，打头阵和断后的都是伪军一个营的兵力，中间夹着一百八十个日本兵，押着几十辆装满粮食的大车。这种行军方式，明显是让汉奸当替死鬼。李运昌指挥的十二团五连和六连首先对伪军发起了进攻，先解决了敌前和敌后的伪军部队，而最棘手的日军则被留到最后对付。战斗发生在村庄内，我军在成功发动一次伏击后，迅速与两个营的伪军展开了巷战。巷战一直是八路军的强项，伪军在这种战斗中完全乱了阵脚，我军灵活机动，敌人在白刃战中根本摸不清我军的动向。伪军战斗力薄弱，一触即溃，大部分要么投降，要么四散逃跑。残存的日军迅速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并未选择进入村落与我军展开近距离巷战，而是利用道路两侧的天然地形作为掩护，形成密集的火力网。我军在敌方猛烈的射击下陷入被动，第五连队的进攻多次受挫。正值炎炎夏日，烈日当空，持续的战斗导致大量士兵因高温而失去战斗力。在紧要关头，老百姓的支持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军将士在战场上拼死抵抗，这一举动感动了周边的村民。他们不顾危险，穿过密集的炮火，协助运送受伤的士兵，还特意准备了降暑的凉水和绿豆汤。这份来自群众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我军在兵力上占据上风，团长下令第二营正面突击，同时派遣特务连迂回敌后，用手榴弹摧毁了对方的机枪阵地。失去重火力支援的日军很快被我军前锋逼近，双方随即陷入近距离的刺刀拼杀。

战后统计显示，日军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根据日方记录，有58人阵亡，超过百人受伤。我军同样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按照八路军惯用的战术，李运昌的部队在消灭伪军后通常会迅速撤离，以最小化伤亡并缴获一些装备。然而，这次战斗为何选择与日军正面交锋，并且打得异常坚决和激烈，难道仅仅是为了夺取日军的那批物资车吗？显然不是。在识别敌军番号时，李运昌的部队立刻确认了这些日军就是1941年潘家峪大屠杀的凶手。那次事件中，日军用机枪残酷杀害了上千名无辜村民，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一暴行激起了我军强烈的复仇情绪，恨不得将他们彻底消灭。若不彻底消灭敌人，怎能告慰那些无辜死去的乡亲？如果因为畏惧伤亡就错失复仇的良机，又怎能配得上军人这个称号？作为战士，我们必须坚守责任，不能退缩。只有果断行动，才能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也才能彰显我们应有的勇气和担当。这不仅是为了正义，更是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