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5日，由五台和盂县派出的南下干部队伍抵达岳阳，随即岳阳县人民政府正式组建。8月初，区政府正式成立。除了城关区，只划分了四个区。第一区设在新开塘，由郝湘基担任区委书记，栗书清任区长；第二区设在新墙镇，赵建德任区委书记，禄书田任区长；第三区设在公田，毛天顺任区委书记，王运听任区长；第四区设在广兴洲，韩本全任区委书记，罗宗文任区长。每个区配备了大约十五六名干部。县委委员中，罗西芳被派往第四区，王三金到第一区，李满全则负责第二区和第三区的工作。新区的各项工作迅速步入正轨。虽然部分地区遭遇了敌人的破坏行动，但都被我军迅速控制。在朱公桥举行的开明绅士会议上，之前被我军击溃的李高峰部队的一个连队，从平江方向流窜到渭洞地区。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恐慌，各种谣言四起，甚至传言有上千人准备袭击区公所等机构。驻扎在岳阳的部队属于铁道兵团的一个加强连。区委认可了县委宣传部长李满全和部队高教导员的判断，认为敌人数量不会太多，很可能是从平江溃散的小股土匪。新政府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动员群众筹集粮食，全力支援前线。岳阳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既是水路又是陆路的交通要道，在我军向江南和西南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民众肩负的后勤支援任务非常艰巨。除了原本驻扎的475团、铁道兵团护桥部队和解放军十四医院等16个单位的7000多人，还有超过3万人的过境部队需要补给。要按时完成物资转运和供应，必须准备充足的粮草和运输工具。岳阳县委为了提升支前指挥部的效率，专门设立了后勤部。支前指挥部主要负责部队的运输和粮草供应，而后勤部则全面负责各单位和驻军的物资、住房等后勤保障。城陵矶港共配备了16个船队，随时待命。每个船队由10到15艘小船组成，确保任务随叫随到。这些船队成功运送了益阳、常德、长沙、荆州等地的3万多人以及1100多头骡马，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了上级和相关单位的高度评价。

10月24日，县委召集各区委书记和区长开会，主要讨论粮食征购工作。会议参考了试点经验和袁家大屋的调查数据，制定了具体的征粮计划。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值自然灾害频发的困难时期，全县要完成5000万斤的粮食征收任务，难度可想而知。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单靠一支征粮队伍根本不可能按期完成任务。为此，县委召开专题会议，经过深入研讨，明确指出领导干部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关键所在。全县动员了近400名小学教师，加上建设学院派来的100多名学生以及县区干部，总共800多人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他们按照公平分担的原则，将任务层层分解到各个区乡。通过发动群众推选代表，召开区级代表会议，进行民主评议，最终将具体任务落实到保甲一级。在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群众大会，鼓励大家自愿申报并公开评议。对于那些积极配合的地主，我们进行了公开表扬，并在公告栏上公布名单。同时，对那些隐瞒不报的地主，我们也给予了适度的批评。这一系列措施迅速激发了全县的交粮热情，大量粮食通过人力和车辆被迅速运送到铁路沿线车站。自十月底以来，短短不到30天，全县便成功完成了超过4300万斤的粮食征收任务，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无论是普通干部、群众，还是部分开明的地主富户，都一致认为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为此感到自豪。岳阳县在完成征粮和支援前线任务方面表现出色，这主要归功于县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有效领导。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战士，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深知这些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推翻蒋介石政权，消灭国民党军队，实现全国解放。这种认识不仅限于正规部队，就连临时动员的船工和民工也对此有着清晰的理解。这支水上队伍不仅出色完成了支援前线的任务，还肩负起洞庭湖区域清剿匪患的职责，始终保持着安全无事故的记录。秋征结束后，全县迅速投入减租减息的宣传工作中，核心任务是贯彻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与，并对大地主展开必要的理论斗争。经过数月的努力，普通群众逐渐敢于发声，农村面貌发生了显著转变。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人民主导的乡村政权。这一系列变革不仅增强了群众的信心，也为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政权的公信力在民众中逐步建立，社会治安状况趋于平稳。政府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使得社会运转更加有序。各级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切实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治理能力的提升，群众对政府的认可度不断提高，社会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基层干部短缺，县委迅速启动本地人才培养计划。李满全牵头组织了两期农民骨干培训班，分别在秋季和冬季进行，每期招收数十人，培训周期为30天。首期培训地点设在岳阳楼，第二期则安排在湖滨中学。培训结束后，学员主要被派往各区工作，只有一小部分留在县级部门任职。培训课程主要涵盖当前局势、任务目标以及土地改革法规等内容，重点在于解决学员参与革命的初衷问题，帮助他们树立起全心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通过培训，学员们深刻认识到，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不能以官僚自居，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不能讨价还价。经过系统学习，两批学员都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和积极的工作态度。一名新入职的学员收到妻子的来信，信中表达了对他的工作安排的失望。妻子原本期待他能成为政府部门的正式职员，没想到却被安排做勤杂工作，日常饮食也很简单，只有粗粮和清淡的汤。学员认为妻子的想法有误，便将信件提交给县委处理。这些新入职的干部普遍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许多人迅速成长为重要岗位的骨干。整个区域的干部队伍也因此得到了显著加强。1950年1月，岳阳县的行政区划经过地委的批准，首次调整为六个农村区，并新增了筻口和荣家湾两个区。到了同年6月，区划进一步细分为九个区。1951年7月，岳阳县的区划再次调整，这次扩展到了十六个区。这些区包括：一区新开塘，二区城陵矶，三区长安桥，四区筻口，五区新墙，六区荣家湾，七区黄沙街，八区段塘傅，九区公田，十区毛田，十一区步仙桥，十二区渭洞，十三区黄岸市，十四区广兴洲，十五区殷家铺，以及十六区杨林所。县委对下属各区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重新安排，这波人事调动旨在强化对乡村事务的管控力度。通过这次调整，不仅从干部思想上统一了认识，也在组织架构上做好了充分铺垫，为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和打击反革命势力等重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岳阳县在建立人民政权过程中，大力推行勤政廉洁教育。当地政府不仅注重政权建设，还特别强调干部要吃苦耐劳、廉洁自律。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岳阳县培养了一批作风正派、工作踏实的干部队伍，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教育措施有效地提升了干部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了当地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在战争时期，干部们实行的是供给制度，每人每月能领到25斤粮食和15元的菜钱。对于南下干部来说，在北方时，本地干部穿的是自家带来的衣物，而外地干部每年冬天会得到不到两丈的土布和一斤半的棉花。尽管物资有限，干部们的士气却一直很高。当他们南下时，上级发放了新衣服，这让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干部们培养了高度的奉献精神，始终主动为他人着想，自己承担困难。到达岳阳后，县委持续强化党的优良作风，定期对干部进行艰苦奋斗和廉洁自律的教育。这使得新加入的干部也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以节俭为荣，反对浪费。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全县所有科长及以上干部均未涉及任何经济问题，顺利通过了审查。尽管如此，岳阳县委并未停滞不前。县委书记赵冰岩反复强调，斗争是持久且复杂的，干部们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严防腐败侵蚀。他以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的案例为例，提醒大家深刻吸取教训，时刻警醒。人民政府的财政管理非常规范，无论是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都得按照统一的标准领取物资和津贴。石家庄培训期间，晋中区党委领导特别强调，大家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谨防进城后被资产阶级的诱惑所腐蚀。关键在于明确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后来，在实际工作中，大家真切感受到这一警示的重要性。干部进入城市后，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可能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情况。然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宗旨，保持艰苦奋斗和廉洁自律的优良传统。这些基本原则是干部工作的基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忽视或放弃。在稳定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并维护革命成果的过程中，岳阳县委在完成区乡政权建设后，结合当地具体情况，重点开展了剿灭土匪和打击恶霸势力的行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阶级对立十分尖锐，这一现象在岳阳地区尤为突出。当地不仅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三青团成员、军统特工，还有各类反动组织以及湖区匪帮。虽然人民政府已发布通告，承诺对主动投诚者从宽处理，但仍有一小撮顽固分子伺机而动，公然对抗共产党政权，甚至残忍杀害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1949年底，当地政府接收的国民党军火库发生爆炸。次年4月3日清晨，县委副书记李六平从一区前往二区参加工作会议，刚离开不久，一区政府就遭到土匪突袭。到了1953年，城陵矶的一条街道被敌方特务纵火焚毁。1950年4月3日，以胡坤、胡春台为首的土匪势力再次崛起，制造了极为严重的混乱局面。胡坤和胡春台曾是国民党县自卫大队的营长，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投降。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悔改，很快又召集了20多名旧部，与内奸刘湘涛串通一气。他们内外配合，先突袭了一区区中队，随后又袭击了一区政府，制造了“四三”惨案，导致一区干部遭受严重损失。4月5日，匪首黄菊秋、周利和、胡友元、赵伯银在康王桥被处决。五天后，土匪李长汉、陈国海及叛徒任笃初、刘湘涛在岳阳城接受公审后伏法。匪徒胡坤试图逃脱，被当地农民发现，众人闻讯赶来，将其抓获并移交政府，最终在岳阳被处决。这些顽固的匪徒被彻底清除，无一逃脱，极大地鼓舞了岳阳县群众的士气，弘扬了正义。这一事件对当地的土地改革和反镇压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它也教育了全县的干部和群众：面对敌人时绝不能掉以轻心，对那些死硬的反动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任何软弱都是对人民的背叛。从1950年底到1951年初，岳阳县展开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和打击反革命势力的行动，主要匪患被彻底清除。在当地解放军的协助下，成立了地方人民武装力量，其中县大队有300多名成员，区中队则有20多人。政工干部由主力部队及地、县武装部统一调配，班排级干部则根据实际情况选拔任用。在第三区（长安桥），杨贞泮领导的游击队经过整编后，成为该区中队的主要力量。杨贞泮后来晋升为岳阳县的副县长。在开展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岳阳县委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县、区两级组织对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骨干进行了系统培训，旨在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培训内容包括深入学习土改相关法规政策，确保这些政策能够准确传达给干部和积极分子。同时，县委特别强调要借鉴北方土改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在实施过程中要维护中农的合法权益，保护基层干部的安全，警惕敌对分子借机制造混乱，破坏阶级团结。各分队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获取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工作组深入群众，了解困难家庭情况，建立密切联系，团结基层力量。运动逐步从局部扩展到全局，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对剥削阶级进行批判，通过讲道理、诉苦难的方式教育群众。同时，针对敌对分子采取分化策略，只要他们认罪悔过，政府就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岳阳县的土地改革进行得相当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到了1951年，土改复查的工作量不大，省里的土改委员会还特意表扬了他们。同时，镇压反革命的行动也做得不错。中南局特别指示岳阳县委书记赵冰岩，让他亲自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