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原本位于德胜门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早期主要功能是向贫困人群提供免费粥食。到了清朝末期，该建筑被重新规划，转变为一座监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座建筑再次转型，成为“北京战犯管理处”，直接隶属于公安部管理。这处设施曾容纳过数百名"学员"，包括许多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针对这些曾经犯下历史过错的战犯，我们始终坚持教育感化的方针，以挽救和改造为宗旨。只要他们诚心悔过、积极改造，都能得到宽大处理和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功德林，许多愿意改正错误的人都能找到安宁的生活。以杜聿明为例，这位前国军将领在被捕后，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这让他深受触动，也促使他反思并悔悟自己的过去。然而，并非所有战犯都选择认罪伏法。部分人顽固抵抗，拒不悔改，最终自食恶果。在1950年到1951年期间，五名国民党高级军官因拒不认罪被执行枪决。这些将领坚持错误立场，最终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结局，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他们自身错误决策的必然结果。陆荫楫是蒋介石的学长，两人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

陆荫楫出身贵州，早年就读于贵州陆军学堂。他与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私交甚笃，凭借这层关系迅速跻身桂系高层，成为该派系的重要成员。在桂系内部，陆荫楫不仅站稳了脚跟，还逐渐掌握了实权，其地位与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蒋桂战争期间，陆荫楫与蒋介石交锋后失利，最终被迫撤退至广西。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削弱桂系的力量，积极争取陆荫楫的支持，并承诺给予他显赫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因此，尽管陆荫楫在抗战中多次遭遇挫败，他的官职却不断攀升。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一度掌控整个大西南地区，拥有极大的权力。陆荫楫在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对我党成员的迫害行动，通过向蒋介石报告其所谓“功绩”来谋求个人利益。他的行为导致了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罪行深重。最终，在我军将其捕获后，陆荫楫被执行枪决。这一结局正如俗语所说，恶有恶报，不可逃避。接下来被处决的是邓子超。他在功德林监狱中成为唯一一名遭此厄运的黄埔军校毕业生。

在国共内战初期，邓子超频繁与江西和安徽交界地带的红军部队发生冲突，导致众多革命同志牺牲。随着战局发展，在南昌即将解放的关键时刻，他负责指挥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转移工作。然而，最终他未能逃脱，被解放军抓获，随后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我党最初并未打算对邓子超执行死刑，而是与他达成了三项协议：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判决、不处以死刑。邓子超毫无悔改之意。他不仅抗拒改造教育，还在监狱中散布消极言论，甚至以自杀行为对抗管教人员。对于那些愿意接受改造的战犯，邓子超还进行讥讽和嘲笑。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依然心怀不轨，与外部潜伏的特务勾结，密谋在功德林发动叛乱。这种人显然毫无悔改之意，也谈不上有任何统战价值。1951年1月，邓子超在公开审判后被处决。张卓是第三位被提及的人。

张卓来自贵州，年轻时曾到日本学习。回国后，他先加入了湘军，后来又转到了滇军。张卓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但他却凭借极佳的机遇在中原大战后连续获得提拔，最终晋升为陆军中将。到了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张卓意识到局势已不可逆转，便选择躲藏在遵义，试图逃避即将到来的审判。最终，正义还是到来了。他被群众揭发并举报，随后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并于1951年被执行枪决。第四位参与此事的是杨清海。

杨清海的经历颇为曲折。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选择背叛国家，加入了日本扶持的伪军组织，成为了被民众唾弃的"皇协军"成员。1940年，杨清海投身东北民主抗联，成为抗日勇士。战争结束后，他被任命为三江自治军依兰总队长。然而，他逐渐腐化，行为放荡，与妓女辛爱玉的丑闻传遍四方。杨清海年轻时的行为就暴露了他摇摆不定的本质，惯于见风使舵，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者。不出所料，到了1946年，他再次背弃了自己的组织，转而投靠国民党，并对曾经的战友进行残酷迫害。在淮海战役期间，杨清海不幸被捕。由于他背叛了组织，最终被执行枪决。张国勋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被执行枪决的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案，作为死刑执行的终点。这一事件标志着某种法律制度的终结。张国勋的案件细节至今仍被保存，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他的故事提醒人们法律变迁的过程，以及社会对刑罚态度的转变。这个历史事件对于理解现代司法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曾是复兴社（军统的前身）的成员，在土地革命阶段，他指挥特务队伍，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杀害。在解放战争时期，张国勋被任命为川滇黔地区的剿总司令，在此期间，他多次策划并执行了对进步民主人士的暗杀行动。即便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的形势下，他仍未放弃抵抗，试图组织游击战以图反扑。最终，张国勋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捕获，结束了他的抵抗行动。张国勋因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于1950年被执行枪决。他的恶行多到无法一一列举，最终落得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