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是东汉时期划分的十三个州之一，其范围主要涵盖现今江苏省长江以北区域以及山东省的南部地区。江苏的十三个地级市，人们总喜欢用“十三太保”来调侃。即便到了今天，苏南和苏北的差别依然显著，更别提将近两千年前的汉朝末年那会儿了。南北徐州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有着显著的区别。东汉末年，徐州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激化，其根源可追溯至陶谦主政时期。陶谦在徐州的施政举措，对当地士族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导致了南北两派势力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分裂局面并非偶然，而是与陶谦的统治策略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密切相关。具体而言，陶谦在任期间的政策偏向和人事安排，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使南北士族集团的利益诉求产生明显分歧，最终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对立格局。【陶谦的北徐州基本盘】公元188年十月，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记载，流窜至徐州的黄巾军残部，重新点燃了太平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信仰火种，使其迅速蔓延。徐州北部民众再次发动起义，效仿黄巾军反抗东汉政权。他们对朝廷的腐败统治表达了强烈不满，揭竿而起。这场起义延续了黄巾军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底层百姓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愤懑。参与者以黄巾军为榜样，试图通过武力手段改变现状，反映出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这场运动不仅是简单的民众暴动，更是对东汉统治体系的直接挑战，预示着王朝统治根基的动摇。陶谦被朝廷委任为徐州刺史后，迅速采取行动。他首先将臧霸等泰山一带的将领纳入麾下，增强了自身实力。随后，他率领军队将徐州境内的黄巾军赶到了青州。这一策略不仅消除了徐州本地的威胁，还间接削弱了青州的势力，实现了双重目的，最终成功稳定了徐州的局势。

192年12月，陶谦凭借其政治智慧，与驻守中牟的朱儁联手，成功组建了一支对抗李傕的军事同盟。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长官周乾、琅邪地区的阴德、东海郡的刘馗、彭城郡的汲廉、北海郡的孔融、沛郡的袁忠、太山郡的应劭、汝南郡的徐璆、前九江郡的服虔、学者郑玄等人，联名向河南尹、行车骑将军朱儁的幕府呈递了意见书。这段记录出自《后汉书》中关于皇甫嵩和朱儁的传记部分。这份联盟名单充分展现了陶谦当时的势力版图。仔细观察这份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北徐州的琅琊国、东海国、彭城国以及部分其他州的郡国都位列其中，然而徐州南部的下邳国和广陵郡却并未出现。到192年12月，陶谦在徐州的掌控范围仅限于北部的三个郡国，而南部的两个郡国并不服从他的管辖。在东汉时期，地方官员的薪酬等级差异明显。刺史作为地方监察官，年俸仅为六百石粮食，而太守和国相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的年俸则高达二千石。这种薪酬差距直接反映了官员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俸禄不仅是经济待遇的体现，更是权力等级的象征，清晰地划分了不同官职的级别差异。最初的刺史只负责监督一个州的事务，而太守和国相的职位更高，完全不需要理会刺史的指令。190年，袁绍联合关东诸侯起兵对抗董卓，这一行动直接影响了当时手握兵权的几位刺史，如陶谦、刘岱、孔伷等人。他们的权力性质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他们，逐渐转变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权力结构也随之调整。他们凭借掌握的军事力量，实际控制了州内的一些郡国。

陶谦通过迫使彭城相薛礼离开，实际掌控了彭城国的政权。然而，在当时的过渡阶段，许多太守和国相尚未完全受刺史管辖，他们自然不愿意轻易交出权力。毕竟，东汉的旧有制度依然存在，这让他们有了继续独立的理由。在兖州地区，太守桥瑁和刺史刘岱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地方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两位地方行政长官不仅没有合作，反而各自率领军队对抗，形成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这种地方官员之间的直接武力对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充分暴露了东汉末年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以及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力的日渐衰弱。这种内部纷争不仅削弱了地方行政效率，也为后来更大的动荡埋下了隐患。陶谦花了几年时间把黄巾军赶走，逐渐在当地树立了权威。他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利用徐州刺史的身份，成功控制了北徐州的三块地盘——东海、彭城和琅琊，这些地方成了他的主要势力范围。永和五年的统计显示，徐州地区的五个郡国中，东海国人口最多，达到70万；彭城国紧随其后，有50万人；琅琊国人口为57万；下邳国略高，为61万；广陵郡人口最少，仅有41万。各地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其中东海郡和下邳郡经济较为发达。基于这一情况，陶谦沿袭了先前的做法，将州级行政中心定在东海郡的郯城，即现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所在地。董卓在洛阳引发动乱，导致大批民众向东逃离，最终在彭城国地区定居。这一人口迁移促进了彭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陶谦对南徐州的短暂控制】陶谦虽然算不上是那种特别厉害的人物，但他还是挺聪明的。他迅速调整策略，成功地将南徐州收入囊中。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他灵活的政治手腕，还巩固了他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通过一系列精明的行动，他有效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年初，在徐州别驾赵昱和治中王朗的劝说下，陶谦改变了对李傕的态度，决定采取“寻求诸侯支持不如直接效忠皇帝”的策略。这一决策在《三国志·王朗传》中有详细记载。

陶谦派遣赵昱和王朗前往长安，向李傕掌控的朝廷进献贡品。通过这一举动，他的官职从刺史提升为徐州牧，同时被授予安东将军的头衔。由于这一功绩，赵昱被任命为广陵地区的行政长官。这一记载来源于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陶谦传》时引用的谢承所著《后汉书》中的内容。从职权划分来看，刺史的权限无法直接干预太守，但州牧则具备这种管理职能。赵昱和陶谦都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虽然赵昱曾是陶谦的部下，后来因陶谦误信谗言而与其关系疏远，但赵昱在广陵地区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孙策和家人在广陵江都生活时，陶谦试图除掉他。之后，孙策迁至寿春，并派遣吕范去接母亲。陶谦得知后，命令江都县令逮捕吕范，并对其施以酷刑。再举个例子，许劭，也就是主持“月旦评”的那位，同样逃难到了广陵。陶谦对他十分尊重，以礼相待。然而，后来陶谦却对许多寄居广陵的外地士人下了狠手。治理下邳地区时，统治者可能使用了一些高压措施。他指派同乡笮融担任下邳的行政长官，并让笮融全面负责下邳、广陵、彭城三个地区的物资运输事务。这表明笮融在当地建立了稳固的势力，成功掌控了下邳地区。陶谦接手徐州的过程相当顺利，没费多大力气就坐上了州牧的位置。这次升迁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直接让他掌握了整个徐州的实权，可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上位的过程不算艰难，但这次机会确实让他在地方治理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后续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假如命运能再多给他一些时日，南北徐州之间的分裂局面或许就能避免。

曹操和笮融的碰面，结果出人意料，事情发展得也特别迅速。【南徐州的蝴蝶效应】公元193年秋季，曹操率军从兖州出发，向南进军徐州。陶谦接手南徐州大约只有半年光景，跟广陵太守赵昱关系不太对付，所以在广陵这块地盘上，他说话的分量自然就没那么重了。曹操的战略重点放在了北徐州，那里的局势相当混乱，各个势力只顾着自己的利益，缺乏统一的领导。根据《三国志·荀彧传》的记载，徐州的各方势力在面对外敌时，往往选择自保而非团结一致，这为曹操的进攻提供了可乘之机。陶谦在彭城失守后，由于未能获得徐州各郡国的有效支援，被迫撤退至郯城固守。陶谦因为轻信了身边小人的挑拨离间，导致内部人心涣散，上下之间失去了信任和凝聚力。徐州地区已经变得四分五裂，尤其是南北两地的士族之间，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陶谦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对立。194年春天，曹操在率军返回的途中，对彭国东南部和下邳国北部的五个县发动了极其残酷的屠杀，导致这些地区的城池和堡垒全部被摧毁。这一事件在《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中有详细记载。下邳相笮融，一位佛教界的知名人物，原本正沉浸在戏剧的享受中，突然发现战火波及到了自己的领地。惊慌之下，他立即带领着上万名追随者和三千匹马，紧急向南逃往广陵郡。

广陵太守赵昱对笮融十分礼遇，以贵宾之礼相待。然而笮融觊觎广陵的财富，在一次宴会上趁机杀害了赵昱，随后在城中大肆劫掠，之后便渡江南逃，投奔了当时在丹阳郡秣陵县的前彭城相薛礼。曹操攻打徐州时，连续攻陷下邳、彭城等五县，这一举动让他意外地发现，南徐州的两郡国竟因此陷入混乱，完全失去了有效的统治。这一局面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这场战斗出人意料地大幅削弱了陶谦的军事实力。原本预期的战果远不及实际造成的打击，陶谦的部队遭受了远超预想的损失。这种意外的战果扩大，使得陶谦在后续的军事行动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假如曹操有机会发表获奖致辞，他除了要感谢电视台，肯定还会特别提到笮融。这个人在曹操的成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被铭记。曹操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地位，笮融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曹操必然会向笮融表达由衷的谢意。笮融的存在对曹操来说意义重大，他的帮助让曹操在事业上更加顺利。所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曹操的感谢名单上，笮融必定会占据一席之地。【下邳陈氏对南徐州的权力填补】194年夏天，曹操又一次带兵攻打陶谦的徐州，这次交战的地点依然选在北徐州地区。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这是曹操对徐州展开的又一轮军事行动。曹操接连发动两次进攻，中间几乎没有喘息时间。陶谦的北徐州还没从上一轮打击中缓过劲来，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曹操的猛烈攻势。这种情况下，陶谦根本顾不上南徐州的事务，只能集中所有力量应付眼前的危机。袁术趁此机会，对南徐州发动了进攻。

史书对袁术的评价似乎格外苛刻，几乎不留任何正面描述，将他刻画成一个毫无可取之处的人物。公元193年，陶谦借助下邳陈氏的力量，将袁术的军队困在了淮南地区。袁术在驱逐了反叛的扬州刺史陈瑀，将其赶回原籍后，随即自封为“徐州伯”，公开宣称对徐州拥有主权。此举直接向陶谦和下邳的陈氏家族发出挑战，标志着双方正式进入敌对状态，袁术此举意在报复。这一事件在《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中有详细记载。196年6月，袁术和刘备在广陵郡淮河沿岸的盱眙（现江苏盱眙东北）至淮阴（现江苏淮安淮阴区）一带展开激战。这说明袁术那时已经控制了徐州淮河南边的大部分广陵郡地区。

袁术在196年并非迅速占领这些土地，当时的刘备实力不容小觑。193年后的几年里，袁术不仅派遣沛相舒仲应等人进攻陶谦手下的沛相陈珪，还调兵攻打广陵郡，但进展并不顺利。在194年夏天，曹操第二次攻打徐州，导致南徐州的两个郡国失去了控制。这种情况下，位于南方的袁术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他肯定会趁机对徐州发动攻击，以便从中渔利。曹操又一次在琅琊国和东海国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陶谦被逼得只能躲在郯城不敢出来。他曾派刘备和曹豹出城迎战一次，但之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陶谦当时自身难保，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根本无暇顾及南徐州的安危。南徐州正面临权力真空，局势危急。如果此时无人挺身而出，带领军民抵御袁术的强势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袁术军队必将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攻占此地。下邳陈氏这个家族，实力确实不容小觑。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力，在当地乃至更大范围内都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家族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人才辈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显著建树。可以说，下邳陈氏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对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陈珪在沛国与舒仲应展开激战时，他的儿子陈瑀留在南徐州老家。作为徐州典农校尉，陈登也采取了防守策略，率领军队保护家乡。下邳陈氏财力雄厚，粮食充足，更有陈瑀从扬州带回的私人军队。在危急关头，这个家族挺身而出，率领两郡的军民，奋力抵御袁术的军队，大大延缓了敌人的推进速度。

历史潮流推动南徐州最终选择了下邳陈氏。下邳陈氏凭借其责任感与领导力，成功赢得了南徐州的主导地位。这一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陈氏家族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卓越能力和坚定立场。他们的担当精神和对地方事务的深入参与，使他们在众多家族中脱颖而出，成为南徐州的领导者。陈氏家族的成功，不仅体现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也反映了南徐州社会对稳定与发展的迫切需求。【南北徐州士族的矛盾】尽管下邳国三个县被曹操军队摧毁，南徐州也遭遇了笮融带来的灾难，但与北徐州被曹操破坏得一片狼藉相比，南徐州所受的影响要小得多。北徐州的惨状更为严重，而南徐州的损失相对较轻。因此，下邳陈氏率领的南徐州士族集团，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其政治地位也随之上升。北徐州的名门望族遭遇重创，势力大幅削弱。这些昔日显赫的家族，面对突如其来的地位下滑，一时之间难以适应。他们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生活，如今却不得不面对现实，这种落差让他们倍感失落。尽管实力不如从前，但他们的骄傲和自尊仍在，无法轻易接受这种改变。公元194年12月，徐州刺史陶谦因病去世。这一历史事件记载于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先主传》中。陶谦的离世发生在东汉末年，正值群雄割据的动荡时期。作为徐州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去世对当地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间节点恰逢刘备势力在徐州地区逐渐崛起，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陶谦的去世标志着徐州权力格局的重大转变，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刘备在徐州获得了当地南北士族的广泛拥护，顺利掌控了徐州。北徐州遭受了巨大破坏，与此同时，曹操和吕布在兖州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因此，当前徐州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方的袁术势力。刘备把州政府的办公地点从郯城搬到了下邳国的下邳城，也就是现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的东北部。徐州的发展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过去的北部区域逐渐转移到了南部地区。这一转变标志着徐州在地理和经济上的重新定位，南徐州因此成为了新的核心地带。

曹豹当时驻扎在郯城，按照陶谦的指示，与刘备共同阻击曹操。因此，他和麋竺一样，都是北徐州地区士族中的重要人物。196年夏天，在吕布进攻下邳之前，张飞和曹豹之间关于下邳的争斗，其实反映了当时南徐州和北徐州士族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这一事件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冲突，更是地区间势力矛盾的集中爆发。北徐州的上层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派系对立。麋竺所带领的群体坚定地站在刘备这边，然而曹豹那边的人则另有想法，他们对于自身影响力减弱和被压制感到不满，不愿意接受现状。南北徐州的士族表面上团结一致，邀请刘备接管徐州，但内部的深层矛盾并未消除。这种暂时的统一掩盖不了双方的对立，冲突迟早会爆发。张飞恰巧在这个节骨眼上撞上了这场危机。吕布攻打下邳城时，如果张飞和曹豹能够团结一致，再加上城内丹阳兵的支持，吕布想要攻入城内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刘备接管徐州后最终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妥善处理当地南北士族之间的对立。这两股势力长期不和，导致内部纷争不断，削弱了刘备的统治基础。尽管刘备试图调和双方矛盾，但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使得徐州局势失控，为失败埋下伏笔。【下邳陈氏核心盘在广陵郡】不少人一听到下邳陈氏，就以为这个家族的起源地是下邳国，甚至具体到下邳城。并非如此。

下邳陈氏的老家，不在下邳城里，而是位于淮河北边的下邳国淮浦县。这个地方西边、南边和东边都和广陵郡挨着。陈瑀和陈登这对叔侄主要在广陵地区与袁术展开对抗。他们与当地军民紧密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广陵郡的民众支持度明显高于下邳国，尤其是在下邳陈氏家族的影响力方面。广陵郡的百姓对当地政权更为认同，这使得下邳陈氏在广陵郡的根基更为稳固。相比之下，下邳国的群众基础则显得较为薄弱，难以与广陵郡相提并论。这种差异直接反映了两地在民众凝聚力上的差距，也进一步凸显了广陵郡在下邳陈氏发展中的重要性。根据历史记载，陈瑀驻扎的海西县位于广陵郡的东北角；与此同时，陈登驻守的射阳县同样坐落在广陵郡的东北区域。这两处地方距离他们的故乡淮浦都很近。陈登驻扎在射阳地区，修建了匡琦城，同时将邗沟的北段向西改道，大规模开展水利和土木工程建设。陈登在率军收复广陵郡后，被任命为该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继续沿用射阳县作为广陵郡的行政中心，维持了原有的治理格局。这一决定体现了陈登对当地地理优势的认可，也显示了他对区域治理的延续性考量。作为新上任的太守，陈登的这一举措既保持了行政管理的稳定性，又为后续的治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袁术攻打广陵时，邗沟西段被开凿。陈登从射阳撤军后，重新归来时修筑了匡琦城。关于这些事件的具体经过，后文会进一步展开说明。

下邳国受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特别是淮浦周边和淮河南岸一带，包括鲁肃的故乡东城及其邻近区域。作为州府所在地，下邳陈氏自然要在城中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陈珪与陈登的三位胞弟曾现身于下邳城内。刘备选择在下邳设立州治，这一决策背后可能蕴含着调和南北徐州士族关系的意图。下邳地处北徐州附近，作为行政中心，有助于平衡两地士族势力，避免因地域差异引发的矛盾。这种安排既考虑了地理位置的优势，也体现了刘备在政治上的审慎态度，通过合理布局来维护徐州内部的稳定与和谐。【总结】陶谦联合下邳的陈氏家族，暗中策划对付袁术，这一举动引发了连锁反应。与此同时，陶谦的决策还招致了曹操的两次徐州征讨，使得徐州陷入南北夹击的困境。陶谦因实力不足，无法有效控制南方地区。与此同时，下邳相笮融在南徐州制造混乱，局势动荡。在此背景下，下邳陈氏抓住机会，迅速崛起，最终成为南徐州的实际掌权者。鉴于北徐州遭受重创，而袁术又对徐州虎视眈眈，刘备决定将徐州的行政中心从北部迁移到南部。这一战略调整主要是为了应对当前的主要威胁，同时减少北部的压力，确保更有效的管理和防御。通过这一举措，刘备希望加强徐州的整体稳定，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下邳陈氏在徐州的地位逐渐提升，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一家族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更为关键的位置，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氏家族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其成员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徐州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