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美]J.D.塞林格著，李文俊何上峰译，收录于《九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

对塞林格这篇小说标题里的“蓝色时期”，译者注里有如下解释，在毕加索二十至二十四岁期间所作的油画中，他使用了一种神秘的、深夜一般的蓝色调。他的这个创作阶段被称为“蓝色时期”。

这一时期的毕加索初至巴黎，带着对繁华都市格格不入的孤独陷入阴郁，忧伤的心绪。而这低沉的精神状态融入他的画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毕加索在艺术上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抛开毕加索的艺术实践不论，“蓝色时期”清晰地道出一个青年孤独、忧伤的心路历程。塞林格以此映照同样处于这一人生阶段的“我”，用“蓝色时期”为所有曾经初涉人世，热情满怀，希望凭借真诚做出一番作为，却在世间经受碰壁的绝望后，变得圆滑世故的人做一总结。

塞林格的总结化作一则故事，故事里的“我”十九岁。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龄，也是青年踏入世间横冲直撞的年龄。塞林格对“我”有欠完整的家庭背景的设置，给十九岁青年的朝气引入了偏执的个性色彩。“我”经历了父母离婚，母亲再婚后去世，同继父一起生活。这种家庭元素让“我”于成长中冲动，敏感，隐忍，执拗。它们共同托起青年人性格中真诚的因子，也是让“我”在人世间碰壁后陷入绝望的内因。

小说里具体情节的展开，一一对照出“我”的性格里那些从不作伪的东西。首先是冲动。它以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作为情节推进，把青年人冲动的一面曝露给读者。母亲去世后，“我”和继父回到纽约。纽约的一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我”用肮脏的语言辱骂了司机，只因他称“我”为“兄弟”。这个词惹火了“我”。虽然塞林格指出了“我”在这件事上冲动的原因，但这个原因并非它看上去的流于表面。“我”只是不想被人无礼的要求，哪怕司机用小心翼翼的声音对“我”说，让“我”把屁股挪一挪。性格上的冲动元素主导了“我”对他人的认识，司机不过是世间一种类型的人，他那一类人惯于用同礼貌无关的方式招呼他人，并非出于恶意。冲动让“我”误判他人的态度，却使得塞林格笔下这个青年人的真诚骨架初成。

其次，“我”的敏感在对抢座位游戏的想象下得到了宣泄。宣泄的如怨如泣，符合一个青年基于艺术感受力上忧愁的心性。“我”渴望安静，就算它走向死寂，也是“我”迫切的祈盼。纽约街上的人太多了，当“我”用抢座位游戏形容街上的嘈杂和喧闹，青年人的敏感经由塞林格的文字直白般的突显。“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抢座位游戏呼应“我”内心的渴望，“我”只想安静地坐下来，独自沉浸在这样的福分里。可纽约的街景带给“我”的是忙乱纷杂的气息，人人都在为了能有一张椅子坐下来而你争我抢。街头纷忙的一幕让一种受金钱主宰的残酷的意象冲击了读者的视线。“我”不适应纽约的生活，它那过于浓烈的铜臭味同“我”格格不入。这表现在“我”的画作里，一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被画成一个人的舌头，他去看牙医，牙医告诉他，那颗臼齿能保住，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画作，记载了“我”由油画转向漫画的作品类型演变轨迹。而它的背后，则是一颗敏感的心脏不失真诚的呼救之声。

呼救让逃离的选择急不可待，却于无路可逃之际只得暂且忍耐。塞林格对“我”的忍耐有着漫画式的描述，它聚焦于“我”和继父生活在一起时两人所保持的一种极为客气的相处关系。那种关系不会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却会在口是心非的面具遮挡下过着彼此讨厌，同时也自我讨厌的日子。这样的日子继父作为成年人早已习以为常，“我”却离那个阶段还有一段青春无畏的路要走。走在这段路上的“我”，不愿让每天同继父相处的日子都换上一张自我讨厌的面孔，“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招聘教师的广告时，逃离便顺理成章的成了“我”勇敢的决定。

为了能成功应聘到霊元先生的美术学校当一名教师，“我”做了大量的功课。一封长长的自荐信。编造同毕加索的关系。夸大自己的年龄。选了个能表明贵族血统的化名。它们在日后被证明纯属无用功。塞林格用了不厌其烦的文字列举它们，将它们同“我”应聘成功前的努力密切关联，意在传递出克制中的反讽意味。“我”应聘前的努力看似一个有为青年的本真面貌，实则，为了应聘成功，“我”已然开发出说谎的天赋。它暂时还未主导“我”的身心，还未对“我”性格上那些构建真诚的元素做出杀伤力巨大的威胁。

此时的“我”，还是一个满怀热情与期待的青年。收到录用通知后，带着逃离继父，开创新生活的干劲前往学校报到。这一情节，塞林格的文字极为欢快，渲染出“我”终于独立自主的兴奋心情。文字的渲染从霊元先生到火车站接“我”开始。一路上，“我”都在笑，都在说，都在炫耀和表现。“我”把编造出的谎言炫耀成了真实发生的事，“不仅反复重申我过去所说的谎话”，还表现出目空一切的态度，以此批评毕加索的毛病。这期间，“霊元先生有没有说满五个词，我看都大可怀疑。”少言寡语的霊元先生并非以敷衍草草应对“我”的谈笑，那是成年人对世事的一种淡漠。除了专注于自己，实在无心对他人，尤其一个青年的谈笑表现出虚耗心力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就这么牢牢地固定在了社会规则的层面，对还是青年的“我”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到了霊元先生的美术学校，人世间才正式为“我”展现出它犹如戏剧舞台般的特性，“我”将在这里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对世间的规则和世故一窥堂奥。它们（指规则和世故）就像一把剪刀的两片刀刃，对“我”性格中生成真诚的那些枝蔓进行修剪，剪去冲动和敏感，剔除执拗和容易让人误解成高傲的隐忍，直到变得如霊元先生那般沉默寡言，对一个青年人的改造才算彻底完成。

这种以经历人世间的摔打为特征的改造霊元先生也有过。在教员办公室的四壁上挂了许多配好框的画，只有一张画以及另一两张水平相近的画，使整个房间有了品位。其中，挂在霊元夫人书桌后上方的这张画有着蓝色的背景，淡蓝的天光映照出一只白雁从蓝灰色的天空中飞过。画面上呈现出的天蓝的神韵呼应了毕加索的“蓝色时期”，也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暗示。但凡在人世间摔打之后的艺术家，在其人于阴郁、忧伤的孤独中创作的作品，必定是水平极高之作。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毕加索，走出孤独中的艺术家，也走向了平庸。这个宿命逃不过规则和世故的困扰，逃不过像霊元先生那样，把过去引以为傲的艺术成就挂在墙上醒目的位置缅怀，把当下的日子过得妥协而圆滑。

妥协和圆滑是霊元先生过好当下日子的两张并不一致的面孔。妥协的一面在于，霊元先生的美术学校什么样的学生都可以收，那些水平低劣到根本就不适合画画的学生让年青的“我”大为光火。“我”还没有建立艺术不等于生活的这一根本认识，凭着真正的艺术眼光试图在毫无绘画天分的学生中发现可造之材，这就使得“我”终究难逃人世间的摔打。另一面，霊元先生的圆滑不是初涉人世的“我”能应对的。霊元先生会说法语，不会说英语。他把说英语的学生寄来的画作批改后，让“我”把他用法语写下的批改意见译成英语寄还学生。霊元先生最初不让“我”参与学生作业的批改，只把“我”当成翻译使用。在“我”没学会如何让自己变得世故之前，世故给初次面对它就束手无策的“我”一个冷漠的问候。

霊元先生终于分了三个学生的作业给“我”批改。那是在“我”去外面吃午饭用了约莫四十分钟，回到办公室，霊元夫妇已经在伏案工作之后。塞林格把细节描写的如此细腻，看似毫无必要，却有着意在言外的微妙所指。“我”不会明白，霊元先生把“我”吃午饭用去的较长时间理解成一个没有正事可干的青年教师无声的抗议。霊元先生的理解方式塞林格没有诉诸于具体的交谈，而是以一个沉默的场景指向能被读者感受到的尴尬。当“我”吃了午饭，回去时，见到伏案工作的霊元夫妇，塞林格写到，“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什么举动表示已听到我进来”。这个场景里的沉默表现出一种尴尬的对峙，它在读者的意会中阅读至此能感受到塞林格的文字里内在的声音。霊元先生在沉默中世故的权衡，如何安抚一个才入职的青年教师没有正事可干的不满。于是，一个小小的分出学生作业给“我”批改的决定，便让“我”在世故面前败下阵来。

接下来，便是“我”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我”发现天才学生的欣喜。天才学生是艾尔玛修女。在这之前，塞林格用了两大段文字描述“我”在面对两名蠢学生的作业时是如何的烦躁，以此铺垫出之后的欣喜。这两段文字对“我”批改蠢学生作业时的细节描写并不冗余，相反，它们刻画出一个没有既往工作经验的青年教师被水平低劣的作业逗的哭笑不得的抓狂心理，显得极为真实可信。这样的可信同时还反映出一个十九岁青年内在心理不加掩饰的喜恶程度。对水平低劣的作业，“我”会烦躁到失去耐心。对有着艺术天分的作业，“我”会将发现天才的喜悦形诸于色。这种未受过世故训练的心理，正是青年人成长过程中品尝苦涩的开始。当“我”欣喜地发现了艾尔玛修女的天分和才华，“我”已然站在了世故的对立面，被它视为一个需要加以改造的人。

世故为何要改造“我”，并且引入规则为援手。这全然在于青年人的无畏，在发现了一个天才学生后，用直接的方式侵入了她的生活，妄图让她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用艺术眼光来看，“我”的出发点值得肯定，却不曾看见人与人之间那条边界的存在。况且，在“我”和艾尔玛修女之间，还横亘着教会这个连世俗力量都无法撼动的庞然巨物。这就引出了规则对世故的援手，它们双管齐下，让“我”在无法抵御它们对“我”施加的打击的同时也迅速成长。

“我”怀着一腔热情给艾尔玛修女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毫不掩饰“我”对她的才华真诚的肯定。塞林格模仿青年人的口吻作了这封信里的部分文字，它们情感充沛，语言饱满，于狂放的文采下有着一个青年教师急欲将学生提携上进的祈盼。这么一封信在不谙世事的“我”看来实属平常，但却极易遭致世故者的误解。世故者不会仔细衡量信里的真诚，只会根据浮华的文字判断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图。

在情节的推进中，“我”给艾尔玛修女写的信是否让什么得以发生，塞林格没有交代。塞林格留下了一个隐笔，这个隐笔交由读者在想象中补充故事情节完整性的同时，对这篇小说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有限视角并未产生作者介入的痕迹。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不然，艾尔玛修女所在的那个修道院的首席嬷嬷不会给霊元先生来信，以教会的名义通知霊元先生，给艾尔玛修女办理退学手续并退还学费。这里，“我”并不知道艾尔玛修女发生了什么让隐笔的运用调动了读者的参与热情，读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参与到情节中，对后续的故事构建出欲罢不能的阅读欲望。

后续的故事即是“我”的转变。在承受了世故与规则的双重打击后，“我”失去了一个天才学生。如何把突如其来的变故写得与众不同，写出一个青年在变故面前有违常理的表现。塞林格让“我”给蠢学生们写信，告诉他们别指望当什么艺术家了。那些信里充斥着贬斥的话语，所释放出的满足让“我”感到非常受用。这令人失魂落魄的冲动显然是受意气的驱使，它所展现出的那种悲愤的力量因此显得厚重，加深了个人悲剧色彩浓烈的底蕴。

通过以上表述，“我”开始变得忧伤，从而使得随之而来的阴郁迅速占领了“我”的精神高地。忧伤与阴郁中的“我”体验到了一种隔绝人世的状态，“我”不想搭理任何人，用谎言推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没去和霊元夫妇一起吃晚饭。这种状态即是孤独，引发了低沉失落的心绪。孤独中，“我”给艾尔玛修女写下了一封从未寄出的信。这封信言辞恳切，情感真挚，流露出对一个天才从此止步的惋惜以及作为伯乐的“我”对天才做出的希望她坚持绘画的最后的忠告。这封没寄出的信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分水岭，没写下它之前，“我”是一个性格真诚的青年，这个青年不对规则妥协，不知世故为何物；写下这封信后不久，从前那个勇敢无畏的年轻的面孔便从“我”身上隐去。

这里的隐去生成性格上的转变，塞林格用关于一个神秘事件的追述，以独特记忆的方式表现“我”的顿悟。这可能深具禅意，用来解释“我”的性格在不做其他铺垫下转变的过于激烈时，合理地展现突兀。

一个矫形器械商店的橱窗外，“我”站在那里，看见橱窗里一个女子正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她不小心趺倒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跌倒的女子重新站起来，继续她的工作。“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塞林格用夸张的文字对“那种体验”的描述正是这个青年性格转变的顿悟状态。通过“我”观看商店橱窗里女子的工作一系列物象的指引，“我”懂得了什么是顺其自然。当“我”想伸出手，把跌倒在地的女子扶起来，玻璃成了横亘在“我”和女子之间的障碍。这个障碍象征了边界，也揭示出，即使“我”无法跨越它，对边界另一头的女子表达善意，她也会自己站起来。而“那种体验”正是对世间规则的明确认识，“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修女。”引号里的两句话，一是遵守规则，尊重边界的总结。一是在前者总结的基础上，变得世故的标志。

“全世界的人都是修女”，是“我”对世间放弃抵抗的开始。从世故的层面来解释它，无疑指出了世间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一条看不见的边界，它以橱窗玻璃、教会这些物象的形式固化了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应该世故地加以维护的距离。“我”明白了世间的真相，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又回到了继父身边。“我”的这一选择在小说结尾同霊元先生的美术学校因为没有正式的注册手续，不到一周就关门了有着本质上相似的内因。过了自己艺术创作上的“蓝色时期”，原本优秀的艺术家霊元先生选择当个世故的绘画老师。绕过注册手续，先把学校办起来，不论学生的资质如何，只为学费授教，霊元先生远远走在了“我”的前面。“我”才丢掉真诚，变得世故，失去了美术学校教师的工作，只好又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从逃离到返回，“我”不觉得有何脸面需要顾及。当构建真诚的元素（诸如冲动、敏感等等）被修剪掉，换上一副世故面孔的“我”越过了自己的“蓝色时期”。

“我”也会像霊元先生那样，缅怀曾经的自己。霊元先生把他早年的得意之作挂在妻子书桌的后上方，用这一具体可感的物象表达艺术家精神的消逝。而“我”在十三年之后，还能清晰的记得艾尔玛修女的作业。这样的回忆容易破坏心境的宁静，却也是通过物象传递心声这一显著的表达方式成功地运用。

202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