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革命
二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也不管影响的深浅，大概都要面临爱情与革命这两道关。特别是爱情关即婚姻问题这一类，谁都难免的。我既进入"洋学堂"，不久就遇上了。在那盛行早婚年代，十六岁结婚已算是正常事，同学中丁季森和周万全都已结婚好几年，有的甚至早抱儿子了。所以在进成志中学的第二年，我的一位姨祖母﹣﹣她到底是我祖母的亲姊妹还是表姊妹，我说不清。但她嫁的是王家，所以全衔应称为"王四姨奶奶"。她是个孤寡老人，孑然一身，所以凡是我家谁的生日，都来住两三日，婚丧大事更不必说，是我家常客。有次，她和我母亲在聊天，我母亲问："这女家母亲正派不正派？"她佛然说："你买猪也不买圈！只要女孩标致嘛！"我母亲不以为然地"嗯"了一声。这时我正走进来，四姨奶奶便笑着对我说："跟四儿配不上的，我也不答应！"我明白是什么回事了，只说声："我不要！"走开了。那时，我对这位老人家颇有不敬之处，她吃斋念佛，我也不反对；但她吃的是"花斋"，即逢三、六、九日才吃；遇到有喜庆事了，可又能通融行事，改成二、五、八或一、四、七，这不是对佛开玩笑？
我走开，只算是对包办婚姻表示异议，并非对婚姻﹣﹣确切点说，不是对恋爱有什么禁忌之意。相反，倒是心向往之的。在姜氏私塾时，对于"潘人美"的恋慕，如果说是"情窦初开"，则十六岁的今日之我，还不知"慕少艾"，是自欺欺人了。可是，这一腔情怀，苦无吐处！
说来荒唐，我的满腔恋情，第一次喷射的对象，却是一位刚逝世的少女。在《小说世界》上，我读到一篇悼念文章，是位父亲哭其早逝之幼女的。文章写得哀婉沉痛，感人泪下，可算是篇至情文字，堪与韩愈《祭十二郎文》媲美。因为我看到那被悼念者的倩影形界在同期刊物上，她那美丽而淡雅的风姿，使我敬爱起来，不觉也泪如泉涌了。而且一连数日，精神恍惚，每每背人流泪。说我爱上这位少女么，自然荒唐可笑，因为她已死去；但说不是，又如何解释呢？多年来，我也只有用少年荒唐来解释自己。直到近年来看到张继青演的《牡丹亭》，我才感悟到汤显祖老先生笔下的杜丽娘，完全是个真实可信的人物！一个被封建礼教深深束缚在深闺里的少女，完全不可能与外界少年自由交往接触，更不可能与自己所理想的人物接触，被迫而在梦中寻求情投意合的伴侣。以我例彼，岂不是完全真实可信了吗？从反对封建礼教这一点上说，杜丽娘要比崔莺莺更大胆而彻底，而且也更美。
话扯远了。我到底是处在"五·四"以后的青年，自然不会像杜丽娘生活在梦幻里。十天半月以后，这种唐突美人幽灵的泪水，也许是滑稽可笑的泪水不再流了，我还得生活在现实里，但这段故事却深藏在记忆里达六十来年，我该对死者忏悔！
不久以后，我又大哭了一次，那是报载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时候。这位伟大人物，革命四十年，推翻了腐朽无能、丧权辱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百年的异族统治，却又功成不居，让位给国贼袁世凯；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改组了国民党，继续要推翻军阀统治，他是我那时唯一崇拜的人物！他的逝世消息，有如五雷轰顶，使我这个还处于浑浑噩噩之中的青年惊醒了：再不革命，中国必亡！在悲伤、激烈与内愧的交织中，我只有放声大哭。两个月后，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沸腾，我那朦胧的革命要求可找到突破口了。上海的大学生派人到淮阴第六师范学校进行鼓动宣传，报告了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情况，要求淮阴学生起而响应。报告会是在第六师范的露天操场举行的，李更生校长要我们成志中学全体学生都去参加。那是我毕生难忘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海学生在报告顾正红之死和南京路上巡捕房枪杀群众的血腥场面时，都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全场学生更是群情愤激，不断高呼口号，我也涕泪交流，第一次跟着大家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第二天，全城学生都在第六师范露天操场上集合。除"六师"外，第三农业学校、成志中学、袁江中学以及"六师"附小等校学生不下一二千人，举行了大游行示威。队伍从西门里"六师"出发，横穿全城，经东门大街出城，由慈云寺转牛行街，过"洋桥"，然后沿河北十里长街西行，从北门船桥回到"六师"解散。我们都手持纸旗，高呼口号，全城市民，莫不动容。那天成志中学的学生虽然不多，但都全体穿了制服﹣﹣李更生校长设计的一种猎装式的制服，特别精神焕发。当经过我自家门前时，我喊的口号特别响，这是向我家庭表示：我已经是个参加革命行动的成年人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六师"和"三农"的学生上街募捐以接济上海罢工工人。他们的学生多，一上街把几条主要街道都包下了，我们"成志"的学生插不上手，只好照常上课。我可不服：国亡无日了，还上什么课？我们爱国绝不落后于人，淮阴城里既由他们包了，我们可到附近邻县去。就和上海学生到淮阴来一样，进行宣传并募捐。我在二年级同学中把这建议一提出，同学们都鼓掌赞成。我们又去找李校长，请求他的准许。李校长听了很高兴，同意我的计划，并多方鼓励，允许我们活动并用成志中学的名义，出外期间不作旷课论。但要求，由同学自愿组合，不必强求别人，我回到教室向同学报告后，又获得同学们一阵掌声。当时决定：每个同学回家争取家长同意，第二天正式报名。
可是第二天正式报名的，连我在内，只有五个人。其中有周万全和万长春，还有两个，我想不起了。万长春颇不高兴，嘀咕说："都是冷血动物！"周万全制止了他。我想，五个人一小组也可以了。于是五人开了个小会，决定了一些事务性的准备工作之外，还订了三条纪律：第一，出门上路，一律步行，不准坐车。因为我们认为坐人力车是不人道的。第二，出外只住公房，不住旅馆；伙食自理，不动公款。第三，所到之处，不接受地方任何人招待。后两条是表示，进行宣传募捐是革命行动，那我们的一行一动也得有个革命的样子。最后，互推组长。我提议由周万全担任，因为他年长；他反而推我，说我服众。其余的人不好开口，于是不分正副，凡事由我俩负责，并决定次日早晨五时出发。
第二天临出发之前，母亲还不同意我去："你身子骨不硬撑，吃得了苦么？"父亲依然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其实他们五个人在一起，也没什么。"我乘机撒个谎："我们坐黄包车！"挟个换洗衣服小包裹，拔开门栓就跑。在指定地点集合好，便上了去涟水的路。
从淮阴到涟水县城是六十华里，估计六个小时可到，但实际走了十二小时，这只能怨我把自己估计得太高。去年害淋巴结核，每天由西门外到水渡口求医，往返也十多里，这不过是四五倍么，能！谁知上午八时许，就遇以一场特大暴雨，谁也没带雨伞，只好逃进一个荒村躲避。这就耽搁一个多小时。雨过天晴，大家欣然上路，可是道路泥泞，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了。赶到中午打尖吃饭，一打听，才走了二十里，还有三分之二路程，周万全提议，说我年纪最小，身体最弱，应该允许破例，雇一辆独轮小车让我坐。众人也都同意。可我既不服输，更不愿违背自己订的纪律；还有爱国热情也不允许我退缩，断然拒绝了。并且以休息过来了的双腿迈步先行了。
可是路还泥泞，我只能五里一歇，三里一停，双脚沉重如铅。再后来，只好让周万全老大哥扶着我、架着我，一里一里地捱过去，等到看见涟水县城的宝塔，天已擦黑，而我的脚已起泡，腰也直不起来了。我惭愧自己充不了英雄好汉，却让别人为我受苦！
进城以后，我实在不能动弹了。周万全独自去县政府交涉住处，可无人接待；找了商会，推说无权处理。我们只好找到一所空庙宇去栖身。庙内，连稻草也找不到一捆，只好在冰冷的砖地上躺下。夜里又起了风，庭中一棵老树整夜呼啸不停，大家都感到凄凉。万长春忍不住大叫道："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还是周万全沉着，说明天要上街募捐，先好好休息吧。
第二天起身，倒天气晴朗了。我们小组先到商会，又去县政府，都碰了钉子。他们说，本地已经为上海罢工工人募过捐，本县学生也开过会，游过行了。不让我们在城里活动。但为了我们青年的爱国热情，像对付化缘和尚那样，施舍我们二十块大洋，算是全城商人的额外捐款。为了表示热情，并介绍我们到一个镇子上去走走，说那里其实比县城更富足。
我们果真奔赴那个镇子去了。镇上的执事人首先要请我们下馆子，我们以自订的纪律拒绝了。他笑了笑说："募捐是爱国嘛，自当赞助。但三天五天，十天八天也募不齐，诸位先到别处走走，到时候我把款子汇到你们贵校去。"然后又丢出十块大洋来，"以壮行色"。
再有个镇子，却建议我们先请客："摆上三桌酒，把镇上大人物请来痛痛快快玩上一天，这比上街化缘省事得多！"这个镇子赌风极盛，是要我们来个"抽头聚赌"了。我们便拂袖而去。
我们又走了两个镇子。一个县城，到处乌鸦一般黑，都以类似的手法打发我们，一共只搞到七十来块钱。我们知道，请我们吃饭的那镇子，如果愿意和他狼狈为奸，即和他平分捐款的话，他是可以使劲搞到二三百元的；要我们"抽头聚赌"的那镇子，如果舍得下本钱，也可以捞到加倍的"头钱"。但我们觉得那是对我们爱国行为的奇耻大辱。
我们小组奔波十来天，自认失败，便赋归去了。我哀叹于所准备的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什么顾正红如何壮烈牺牲，英租界巡捕如何屠杀我国同胞，上海工人如何进行英勇的罢工斗争等等，一次也没有用过。万长春更加愤愤然说："演说有屁用！对牛弹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回家讨老婆、抱儿子去！"我也激动了："不！要革命！"但如何革命，我当时也不知道。
这次募捐行动对我的最大收获，是练出了腿功。第一天到涟水，我狼狈不堪。但后来走个五六十里路，却不算一回事了。只是最后一天回淮阴，从早到晚奔了近九十华里，可弄得精疲力竭了。当从十里长街西头过摆渡以后，我全身骨架都散了似的，那最后回学校的半里路，几乎是弯着背爬回去的。
回到学校，已经天黑，谁也不愿、也不敢回家，便在教室里的课桌上躺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李校长听说我们回来，亲自来慰问我们。我们情绪低沉，向他报告了失败的经过。他却说，捐多捐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经过一场革命锻炼，是可贵的收获！几句话把我们精神和肉体上受的痛苦都消除了。下次周会上还大大表扬了我们一番。
至于那笔捐款，由学校汇到上海去了。汇到哪个单位，我没过问，因为我信任李校长。但第二年我到上海才明白，主持罢工的上海总工会在当年就被军阀查封了，而上海总商会则更早结束了罢海总工会在当年就被军阀查封了，而上海总商会则更早结束了罢市，和军阀、租界当局妥协，并且还传闻有一大笔捐款被人贪污中饱了。我们以十来天奔走乞讨来的那七十元钱，究竟是被胡匪奉军所掠夺，还是被资本家所中饱，无从断定。但上海罢工工人并未收到它，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五个人的那片爱国之心，被这些强盗们所践踏了！
人们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他们在情场失意时，会愤然去参加革命；但革命失败后，又每每去找爱情的避难所。我是否是这样人物，说不清。但在徒步募捐失败之后，我确实有点消沉。有一天，郁二奶奶在和我母亲谈心，哭哭啼啼，甚是伤心。我偷听了一阵，才知道她的女儿郁大姐出嫁了，女婿姓王，住在都司衙门对面，是个纨绔子弟，出嫁只三天，郁大姐却被赶回娘家。从此不让进门。郁大姐哭得死去活来，感到不明不白，申诉无门。我母亲也无计可施，只能陪她抹眼泪。这郁大姐是善良温驯的人，在姜氏私塾时每天都见过，是有好印象的。现在遭此不幸，顿然萌起同情之心。但我既不能向郁二奶奶进言，更不能找郁大姐当面劝告。思前想后，只好写了一封信，恳切陈词，劝她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诉。"否则，长此蒙不白之冤，将受精神上无期徒刑之苦，所为何来？他浪子无情，你何必守义？请痛下决心，便回头是岸了。"末署"不平人上"。第二天贴上四分邮票，投入邮筒。我想"绿衣人"饶大哥过去送惯了进彩巷的邮件，是不会遗失的。
过了几天，我放学回家。遇着我母亲替郁二奶奶"解恼"，陪她打牌。那郁二奶奶正在复述我写的信的内容，说："人家劝她的话倒是句句打动她，哭了一整天的……二万？碰！陈大奶奶，你说，话是好话，可我们这种人家能出头露面进法院打官司？那不是自家出乖露丑么？我闺女也不肯走这条路！"邻座的牌客追问道："你大小姐又怎么打算呢？"郁二奶奶打出一张牌，答道："她说，混一天是一天，混不下去再说吧！可她还是抱着那封信淌眼泪！"邻座的太太骂开了："这个写信的人也是害人！……"我听到这里走开了。
我很生气，对于郁大姐我充满同情，但绝非爱情。我的信是企图使她起来反抗旧礼教的压迫，结果反使她痛苦，我是干的好事还是蠢事？到底是害了人还是已经唤醒了她的灵魂？她不是抱住信在痛哭吗？
我没敢再写信。不久，我的三嫂，一个温静贤慧的年青妇女以肺结核病逝世了，留下一个两岁的男孩，我自己也有咯血现象，家中气氛低沉，我母亲不打牌了。郁二奶奶也少来，郁大姐的消息渺然了。
大概是1926年春末，一天晚饭后，我在大街上溜达，路过进彩巷口，看见巷里汽灯烁亮，便走进巷子，看个究竟，自然，我是有点狐疑：在这小城里，平常时候是不点汽灯的，莫非是郁大姐家有什么事？三步两步奔进去，才知道是郁家对门韩举人院子里哪家做喜事，我才放了心。但就在我向那院子里一瞥时，却在白炽的灯下和戴家二小姐打了个正照面，不由得心房一跳，两年多没见过这位曾使我颠倒过的姑娘，已经标致、成熟了！我走了两步，不禁回转来企图再看她一眼，谁知她已经踱出大门，向郁家大门前那钥匙湾里走去，等我到她面前，她已经在阴影里向我招手了。
过去从未交谈过一语的这位姑娘，却亲热地拉住我的手，劈口就问："你快毕业了？"我感到全身发热，向她点点头。她又紧接着问："毕业后还念书？"我又答应了一声，她愣了愣，突然搂着我的头，在我面颊上亲了一下，就像个大姐姐那样。我正不知所措，想找什么话说，她突然又问我："你知道吗？""什么？"她好像很高兴地说："有人提亲，要我嫁给你三哥。"轰的一声，我像触了电，她给我三哥填房？她将做我的嫂子？
这时对门那边传来送客之声，她警惕地掠了下乌发，向光影里走去。我在暗中看她进了大门，才慢慢踱出来，走回家去。一路上我在纳闷，她为什么对于将做我的嫂子那么高兴？
这年暑假后我去上海读书。三哥续弦了，但是张氏女，并非戴二姐，我又宽慰又失望。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有着一双水灵眼睛的姑娘。
几年以后，我回忆起她问我的两句话："你快毕业了？""毕业后还念书？"才感到温存中似乎带点苦涩。我仿佛才理解到姑娘内心的搏斗……
这也该算是我的初恋吧？
毕业前后
临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是在愁云惨雾中度过的。威胁着我的家庭的是那具"痨蛾子"。民间传说，害肺痨病的人肚里有个"痨蛾子"，临死前它飞出来，钻进谁的肚里，谁就得病。我的大嫂死于肺痨，大哥续弦的第二位嫂子，又死于肺痨。年初，三嫂又遭它的毒害！她们都留下一个孩子，但夭折的幼婴更倍于此数。特别是我二嫂，她虽然没有遭"痨蛾"之害，但连生三胎都没成活！第四胎是个男孩，宝贝似的，又很聪明。但后来长到十二岁上依然早殇，使她一度精神失常，这是后话。近十年中，我父亲为三个儿子娶过六次媳妇，送过三次丧，小口不计，每年都平均搞一次婚丧大事！他虽然外号"迷妈"，乐天得很，也不能不在眼角和眉头上留下皱纹。1926年春，我也出现了咯血现象，父亲和母亲都暗地恐慌了。
其实，在1924年我就患过凛病，即淋巴结核，当时不懂就是了。先是左刻下肿痛，后来逐渐肿大，有个饭碗大小。连咽喉都被挤歪，食不下咽，只靠喝流汁和吞银丝挂面维持生命。最重时，患处发烧，疼痛难忍，无法入睡，我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前前后后乱转。夜深了，只有母亲陪着我。我前边跑，她挪动着一双小脚在后面跟，而且不断地问长问短。她企图安慰我，但那些不能止我疼痛的空言安慰能有什么用？我烦躁地呵斥她，冲撞她，她还是耐心地挪动着小脚跟我跑，问这，问那，仍然都是空话。我更大声冲她发脾气。她急得哭了，这更使我厌烦，气得坐下来。她以为我累了，又问吃这吃那吧？一气，我又来回乱转。前后两进房子，到处点了灯，整整折腾了一夜，不曾合眼。六十年过去了，每想起这情景我都揪心地难过，除了慈母谁能那样体贴我，更那么千依百顺、忍气吞声地受我呵斥？
第二天，请了二哥的朋友、西医孙龙翔来出诊，他说不要紧，要一碗棒子面和水，做成个大烧饼模样，贴在我左腮帮上，但烧饼当中留了个铜钱大小的洞，说是让脓血出来。说也怪，疼痛减轻了许多。第三天下午，孙龙翔摸摸这块棒子面饼，说是熟了。于是就用刀子在脓血出头处，像剜生梨上的虫斑那样一剜，然后便用手指在四周挤出脓血，足足装满一小搪瓷盆。我侧眼看去，都觉得可怕。
这位孙龙翔大夫，是淮阴城内外妇孺皆知的人物，因为他和他夫人是所谓两对"童男女"之一。淮阴人很守旧，对于穿西装的人看不惯，大概也跟阿 Q 一样，是认为"假洋鬼子"的。穿着西装还跟夫人一路而行，便赐以"童男女"雅号了。因为在我们城里，只有出殡行列里那纸扎的童男童女才并肩而行。除了孙龙翔这一对，另一对便是"六师"、也是"成志"的体育教员吴乐天和夫人了。吴夫人喜欢打扮，涂脂抹粉，衣服艳丽，那就更令路人侧目了。如今全国城乡到处可见"童男女"，而且搂腰挎脖子的也随处可见，自不足奇了。但哪里知道这是经过六十年才改革过来的！中国的进步真像蜗牛样慢！不过话说回来，服装改革较之某些观念，其速度是最快的了！
孙龙翔的医术的确使我佩服，脓血挤出后，便若无其事了。但遗憾的是，颏下这个刀口面却很难愈合。我得每天从西门外奔到水渡口他的医所去换药捻子，一连两三个月总收不了口！来回十多里路，而药捻子愈来愈长，就在下巴这方寸之地，却要塞进五六尺长的纱布！这如何是了呢？最后找了个江湖医生，左摁右摁，才勉强收了口，但那伤口却像没动过针线的男人缝的补钉，高低不平。我那"绿衣人"朋友老饶见到了，不禁失声叫出来："哎呀！你破了相啦！"这使我很难过，不由地对孙龙翔愤恨起来，连他那副大胡子都感到讨厌。后来才知道，他那胡子和恩格斯的极其相似，是很美的！不过在背后我也叫他们一对是"童男女"。
本来，我在医学上是个"国粹派"，很相信中医中药。据母亲说，当我两三岁还住在河北时，斜对门住的老中医沙指春老先生很喜欢我。他是回教徒，有天他炖了牛肉，抱我去吃，母亲不答应，因为我正感冒。沙老先生说："怕什么？吃出病来我给治！"几块肥牛肉下肚，果然发高烧了。他喂了我两帖药，没事了。八九岁上，我头上传染了秃疮，成了个喇痢头，而且已经获得个"四秃子"的雅号，好不懊丧！远房亲戚廖四先生（老中医）说不要紧，有法治。除了服中药，他让我每天去剃头，用毛姜在光头皮上擦，擦出毛孔方休。如此十多日，毛孔都露了出来，又长了一头乌发，至今都未谢顶。这次患瘰疬，实在是病急乱投医，才找了孙龙翔，却落个破相！后悔得很。"五·卅"运动下乡募捐以后，我的身体更虚弱了，孙龙翔这一刀似乎并未根除我的病，父亲母亲都要我去南京过暑假散散心。我姑母家的二表姐嫁在南京竺桥侯家，他家房屋宽敞，可以住在那里。二表姐非常喜欢我，我当然高兴去。
但到了南京，才发现二表姐的公公是个疯子，见了生人就骂，住不得。正好东南大学办的暑期学习班正在招生，虽说是招的高中生，并不考试，我便报名混了进去。有些课我听不懂，也不在乎，我横竖是养病来的。但有些讲座，如某些名教授讲的宇宙观之类专题，倒是很吸引人，而且知道了一个人在宇宙之中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只可惜次数不多。在宿舍里，那些同学似乎不大瞧得起我这个乡下来的初中生，我也不去理睬他们……我感到无端的哀愁，在东南大学两个月，我染上了忧郁症。
有一次，我独自去逛燕子矶和三台洞。确是坐了一辆黄包车去的，我走不动，破戒了，而且是包的来回车。不知为什么，这位四十来岁的车夫，我逛到哪儿，他都丢下车子尾随着我，像是怕我中途逃走似的。特别是在燕子矶，他也跟上来作浏览风景状，这使我很不愉快。我不愿意有人打扰，我爱孤独。
到了回校的路上，这位车夫大哥却盘问起我来了：你是哪儿人啦？家乡还有谁？弟兄几个？成亲了没有？为什么单身一人出来逛燕子矶呀？我随口回答他。但最后这个问题有点古怪，我反问他：单身一人为什么不能来？他回头看看我，笑了。他说："这不是好地方。你没看见那个警告牌子么？"我想了想，想起矶上是有个牌子的。那时候，长江水位没有北移，燕子矶正面临滚滚东流水。情场失意的，忧愤爱国的，以及走投无路的青年人，每每都在此纵身一跳，我是听说过的。至此我才恍悟于他为什么尾随着我了。我不免周身发热，脸上发起烧来，自己也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感激和抱歉的话。
这也是"一件小事"，它使我认识到劳动人民身上的高贵品质，而且使我联想起"五卅"运动募捐时那些富有而奸诈的人！
暑假两个月，单凭这件小事，就使我终身难忘了。
回淮阴新入"成志"三年级的时候，母亲每天给我更多的零用钱，嘱咐我在外边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问为什么，她说："除了你大哥是个褦襶人，那两个谁不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对这答复我不能深信。但从三年级起，我是讲究点吃喝了，曾一度成为小小的"美食家"。
过去早餐是在家里热一碗烫饭和一个馒头的，此后便去水门街上淮园的楼座里要两碗馄饨﹣-﹣汤一炝，外加两块插酥烧饼。街上淮园的楼座里要两碗馄饨﹣-﹣汤一炝，外加两块插酥烧饼。淮安的馄饨有名，皮子小而薄，馅肉细茸，掺上点笋丁，味道鲜美无比。由于皮子薄，外面可以看到肉馅的淡红色，配上熬的浓汤，真是色香味俱佳。至于炝馄饨，是煮熟了干捞起，加上小磨麻油和少许酱油、葱花，更是扑鼻香！这家淮园是地道的淮安风味。到冬天，我便去回民食堂吃牛肉汤，一碟水辣椒，另上五只刚出笼的牛肉包子，吃了可以使全身出汗，抗御严寒。再后来，发展到三五同学在星期日早晨进大馆子聚餐吃早茶了，"炒软兜长鱼"或"炝虎尾"，是必不可少的。这都是鳝鱼脊背下半截最嫩的部分；遇巧，还来份炝虾，那是用大曲酒和作料炝过的，要活蹦乱跳，味道才崭！殿后，是蟹黄汤包。说是包子，用手捏起来，却像长口袋，里面是蟹肉，而更多的是汤﹣﹣其实可以说是油。你得小心咬个口子吸了吃；否则大口一吞，准烫破舌头。再后来，发展到晚上聚餐也豁拳赌酒起来了。但到最后一学期开始，我突然惊觉，停止了这种吃喝，我们都面临着毕业后的升学问题了。而且，母亲说，她发现我早晨痰中有血，这就意味着我已染上肺结核﹣﹣有了"痨蛾子"了！其实，父母早就有所觉察，让我去南京、吃馆子都由于此，只我蒙在鼓里。如今向我"挑明"，是说明颇为严重了。
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也不无紧张。我不是怕病，是怕因病升不了学。于是由父亲伴着我，赶到淮安城里找到那位一流名医求治。这名医的派头不小，他左右两手同时把两个病人的脉，两个学生帮他开方子。一边问这个病人的情况，一边吩咐另一个病人的用药和分量。单凭这架势就得相信他是位名医。我的病自不在他话下，开个方子，说先吃十剂，吃完再来。后来又去了两趟，再后来，他开了个膏方，要我长期服用。似乎不愿意为我这轻病号多浪费他时间了。说也怪，病也居然好了。我想，男尊女卑，如果我三嫂她们及早请名医诊治，也许不至于死吧。
我自己最担心的还是升学问题。
同班同学中，家庭情况较好的，比如"大吹"孙光宇、"二吹"万长春、"肉丝子"丁季森、六哥周万全，以及刘绍忠、石抗鼎、程忠法、厉国桢、裴锡恒兄弟、王年官等等，都打算考淮安九中或扬州八中的高中班，有的还准备将来考大学。我能不继续升学？特别是我这个全班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能中途辍学吗？好胜心不容我，那个刘绍忠更会瞧不起我！刘绍忠，原是春季班的学生中的佼佼者，由于那班学生不多，从二年级起便和我们班合并了。他们原以为比我们早入学半年，感到委屈。但合并以后，他们的程度也不过尔尔。只有刘绍忠一个人还可以和我比个上下。我知道他也不服气。他家住西坝，可能是盐商家子弟；他比我还大两岁，衣着讲究，也可能是结过婚了。在班上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单凭他，我能不升学？
我考虑的升学问题，其实并不在于高中。我知道，仅凭三年初中的成绩，还有那张商务印书馆的十元大洋书券，会使父亲和母亲都点头的。问题是三年高中以后，我还能进大学么？这不决定于父亲的意旨，而决定于家运盛衰。十次婚丧大事，固然使这个小康之家受了亏损，这仅是外伤。更重要的是这爿商店日趋衰落了。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稍稍抬头的时期中开设的这爿店铺，曾有蒸蒸日上之势。特别是淮阴以北的淮海地区均以淮阴为中心，一些小商店都来转批货物。但欧战结束了，陇海路又通车，客商不再来淮阴，营业额逐年下降了。父亲是看到这趋势了，但两位老兄却有些糊涂。起先，是二哥管账，店铺正在上升期，他由于婚姻不满意而嫖赌逍遥起来。近年营业衰退，更加捐税日重，军阀统治下天灾人祸纷至，三老兄便归罪于二老兄，并夺取了"政权"。三嫂逝世了，他也有理由走上二老兄的旧路，照样挥霍了。这爿以单打一只出售袜子的店铺，眼看要垮下来了，我心里是有预感的。再想到父亲年近花甲，行将"退居二线"了，三年以后，家庭的经济能力还能支持我读大学吗？即使可能，三老兄不比二老兄宽厚，又能肯于支持我吗？那时我父亲还有多少发言权？……我不寒而栗了。
1934年我读了茅盾同志的《林家铺子》。他对小城市商人的破产没落，了解得很深。那时，我家的店铺已经倒闭，便有感而发，写了个多幕剧《除夕》，可以说是我家没落的写照。虽然我只写了外因，没敢如实地写出内因，仅这也已"为亲者讳"了。
于是我决定了：不再按部就班地读高中，就在这父亲还能掌点实权的时候，直接考大学或专科。我只能走这条"终南捷径"。只要能熬上三年，有张大学或专科毕业文凭，我便可以自立，摆脱这封建家庭的牢笼了。但我这条捷径，不适用于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负有声望的私立大学，它们需要高中毕业文凭，我只能寻找那时上海所谓的"野鸡大学"，即私人牟利的"学店"。
可我对上海大学的情况并不熟悉，我知道哪家是"野鸡大学"呢？看《申报》的招生广告，广告上自然也不标上"野鸡"字样的，只能从入学条件上去比较。而且只能找文科的大学来比较。这并非因为我对文学有什么自负之处，因为"野鸡大学"很少办理科的。
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叫"上海文科专科学校"的，还在招生，而且说可以随到随考。此时其他专科和大学的报名期已经迫近截止、或已过期了，我便下决心报考它。自然，这学校吸引我的最大原因，还在于它有我所熟知的一些人物当教员。比如胡寄尘，是新改版的《小说世界》的主编，又是胡朴安先生的老弟，该是有学问的。另外有"礼拜六派"的作家闻野鹤，也有创造社的作家滕固，国学家蒋梅笙、即徐悲鸿先生的夫人蒋碧微的父亲等等，校长则是自称"文字学家"的汤济沧。如此阵容，可算相当满意的了。于是立刻写信去报了名。至于考试，它既说随到随考，那我就索性推迟到开学之前三四天去考。如此可以免得花两次路费。考取了就入学，考不取就拉倒，我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这次考试是父亲陪我去的，他是"老上海"，路途熟、门槛精，不会上当受骗。母亲则为我准备了行李和冬衣，连服用的药膏都带了两大瓶，她更相信自己的儿子会考中。可她还是抹了许多眼泪。
到了上海，住在民国路的泰安栈。这是父亲住惯的老旅馆，在法租界爱多亚路南边的一条路上，虽属华界，但交通方便。次日早晨，父子俩找到新闸路北侧的成都路上这所学校，由一个红鼻子的教务员出面接待。问明来意，马上就邀我到教务室里坐下，又马上拿出一份考卷来要我当场写一篇作文，他自己则陪我父亲去外间闲谈。作文么，自不在话下，一个多小时，我一挥而就，交卷了。再问他还考什么？他笑一笑说："不用了。是否录取吗，明天，后天，后天的早晨来听通知吧。"并送我们出了门。
回旅馆的路上，我父亲对于那红鼻子的印象很好，说他能体谅远道而来学生的痛苦。我可纳闷了：当年我考"成志"初中时候是那么严肃认真，而考一个专科学校，怎能只考一篇作文就算了？再说，那位红鼻子起码算个教务员吧，怎么像个商人那样和气？我联想到"和气生财"这句当时商店的格言来，便顿然领悟到这所学校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学店"了。而且我预感到用不着等到后天，就已知道我一定会被录取。
后来我才知道，上海还有一所大学，是我可以考的，那就是上海大学。它才是革命青年应该去的地方，但后悔已经迟了。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94年5月28日病逝，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