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丹，越军少将，1979年我军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时，先后担任第一军区谅山前线司令、第5军（后改称第14军）军长，1981年2月升任第一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是法卡山之战的越军指挥员。下面，就是其子黄南进对父亲在80年代初期参战经历的回忆。

越南和中国的边境战争不仅限于1979年2月至3月那一个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治外交战线上.虽然中国于1979年3月中旬撤军，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战争不会就此结束。我父亲仍然负责谅山前线的指挥。 1980年春节，我们全家去了边境，在战场上和父亲一起过节。我记得，那年除夕的鞭炮声是从边境附近传来的枪声。

在这样紧张军事对峙的历史背景下，黎笋发出了令一些人质疑其战略意义的指示：“军队必须在边境地区组织战场，必须在第一线与中国军队作战，要将所有边境地区建成战斗堡垒。” 父亲说，这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部署缺乏防御纵深，当中国军队进攻时，我们将没有时间组织纵深防御。因此，即使在军队将领中，有人质疑黎笋的这一指示也是可以理解的。

父亲的心态不一样。他说，如果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当然应该选择梯次部署，为整个作战态势创造防御纵深。但他仍然支持黎笋的这一决定，因为他理解黎笋的意图：千方百计使战争只发生在边境地区，而不是深入越南领土。经过30多年的战争，全国各地都需要一个宝贵的和平时期来建设和发展国家。因此，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将由军队来承担。作为军人，必须要有付出和牺牲的觉悟。

40多年的戎马生涯让父亲明白，在不同的位置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会有所不同，因此会做出不同的决定。1972年，父亲是第304师的师长。在广治战役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304师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可是第三阶段非常困难，每天都遭受炮兵火力和空中火力狂轰滥炸，部队损失惨重。当时，第304师不断被要求向1号公路进攻，每次都付出了很大伤亡，但进攻命令仍在不断下达。

父亲对各级指挥员说：“军令如山！但我必须说清楚两件事：作为在第一线指挥的师长，我反对进攻的命令。但我还是会执行命令，因为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可能缺乏宏观视野，无法判断是不是真的应该打。”直到后来父亲才明白，为了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我们必须战斗，即使我们知道这样做会付出很大损失。

父亲在边境战争期间的指挥的一场战斗，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评，那就是谅山省高禄县的400高地（即法卡山）战斗。400高地的面积不大，只有几百米宽，只能容纳连级规模的兵力，在军事上也不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但是我们和中国军队都怀着寸土必争的心态反复争夺。即使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只有营连规模，但越南必须进行师级规模（最多时达1万人）的动员。

后来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在400高地投入这么多兵力。其实这场战斗虽然在军事层面上并不重要，但是在心理层面上意义重大，这是对意志力的考验，对双方决心的考验，即使付出较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不爱惜他的士兵。北部边境战争爆发之后，广播电台经常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一句话：“所以，历史再一次考验了我们的国家。 ”有一天，我亲眼目睹父亲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句话后，猛然挥拳砸在桌子上：“是什么历史让我的士兵如此痛苦？” 我理解父亲！ 父亲作为一名将领，在他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参加了所有的战争，经历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从奠边府到胡志明，从广治到西南边境，再到北部边境。

父亲的许多士兵也是这样。即使在1975年春天国家统一之后，他们也几乎没有一天可以休息。就像第2军的士兵一样，上一周还在柬埔寨的丛林里战斗，下一周又奔赴北部边境准备与中国军队作战。 我们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之中，我们的士兵承受了太长时间的煎熬和痛苦。

父亲脾气暴躁，性格强硬。他很爱我，但是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被他拥抱过。爷爷去世的那天，父亲也没有哭。然而有一次，当我们站在长山公墓广治战役阵亡士兵的坟墓前时，父亲哭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