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志（1915—1966），平鲁县宋红沟村人。高小毕业后，先后入山阴畜牧学校、宁武山西省立第五中学、右玉山西省立第七中学学习，均因家贫不济，中途辍学。七七事变后，在父母支持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春，到岢岚县八路军政治训练班受训3个月，被派任牺盟会特派员。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任指导员和雁北农救会秘书。1940年12月，受中共雁北地委选派，打入驻朔县的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收集情报，做敌伪策反工作，使不少伪军弃暗投明或逃脱敌军。 1941年2月，王尚志在朔县城活动时，被日军发现，敌人紧闭城门，严密搜捕，他在群众掩护下脱险。重返根据地后，任平鲁县委组织部部长、代理县委书记等职。后又专做敌工工作。一次，他入岱岳城搞策反，被汉奸孟翻译发现。王尚志先发制人，潜入孟家，逼孟私下签约，将自己安全护送出城。1945年，王尚志孤身潜入敌据点周围，将日伪派驻乱道沟（今朝阳湾）据点的特务队长吴贵擒获，就地处决。 抗日战争胜利后，朔县光复，王尚志历任中共朔县县委书记、军区科长等职。1946年后，先后被调到绥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工作。 1964年12月干部交流时，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盟委书记的王尚志，调任山西晋东南地委书记。到任不久，就赶上全地区大批干部集中在长子县进行农村四清大会战。他依例兼任长子县社教工作团政委，亲自到基层蹲点调查研究。长子四清大会战结束后，晋东南地区又在长治县、沁县、武乡等5个县铺开第二批农村四清运动。 王尚志在晋东南地委主政时间不长，但他的诚实谦逊和放手使用干部在晋东南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当地委书记时，副手是原任共青团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长子四清大会战时任社教工作团团长的仝云。王尚志书记性格沉稳，遇事不愿意多出头，仝云则年轻气盛，善于言词。地委每次召开大会部署工作，王尚志总是先讲上几十分钟就让仝云补充。而仝云一补充就是一两个小时。为此还引起了一部分人误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部分造反派因怀疑仝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物，就对王尚志重用仝云提出责难。在地区大礼堂召开的一次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参加的名为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有的造反派当场质问王尚志：“你为什么要重用仝云，事事让仝云出头？”王尚志坦然说：“我认为他年轻能干，他比我强。所以，我就放手让他干。” 第二批四清运动进入后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尚志先是忙于应付，接见群众，解答问题，不久自己也受到冲击，被反复批斗。1966年12月19日，他在襄垣县开完全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返回长治时，被晋东南医专和潞安中学3个学生和1个教师揪到地专礼堂回答问题，一直延续到深夜12点。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据说是被红卫兵代表送回办公室，但从此失踪。地委派人四处找寻，7天后在长治南门外的一口深井中发现其尸体。地区公安处经现场侦察和验尸，发现王尚志尸体上用床单包着33.65公斤石头、砖块。经化验和检查，死者胃内有冰，证明是生前入水而非移尸井中，而死者身上和现场周边又无任何搏斗痕迹，就连当时来说算是比较贵重的物品——手表也完好地戴在其左腕上。据此被认定是落井而死。 因为当时王尚志还未受到很大冲击，社会上人们不理解、不相信，认为他实在没有自杀的理由。于是，便出现了“他杀”的怀疑。王尚志之死，是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大事件，并引发了山西上层和晋东南地委正在经受空前打击的干部们的深切同情，疑为造反派所害的怨声骂声呼声连成一片。而失踪当晚最后一批纠缠斗争王尚志的造反派，正是潞安中学联字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字号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极力洗刷自己。后来，长治、太原和从雁北内蒙古来的一些造反派，又借王尚志之死大做文章，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华北地区为王尚志同志复仇大军”的造反组织，这个造反组织还把仝云的爱人李兰和原地直党委副书记徐士兴等人由长治抓到太原，用假枪毙、假活埋和往室内扔炸药包等形式，逼他们交代所谓杀害王尚志的真相。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对王尚志予以平反昭雪。山西省委为他在长治市召开悼念大会，遗像安放于太行太岳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