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二号公馆成立于1941年，隶属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部及其第二课。二号公馆的主要情报任务是对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因为在日本人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阎锡山，都是反共的，馆内所使用的是中国籍职员和情报员，因此是基本安全的，不对日军产生威胁。 二号公馆的组织沿革复杂一些，前后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1941年春二号公馆建立始，至1943年夏止。1941年春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荐派嘱托洲之内彻来太原，接受山西派遣军参谋部领导。洲之内彻在日本国内系日共叛徒，随军侵华后一直专作侦察中共的情报工作，在日本军中被誉为“中共通”。洲之内彻来太原后，于精营街14号成立了“对共调查班”，直属日军参谋部。对共调查班内部不设科系，按人分担调查、整理、翻译、无线电讯、文书、事务等工作。其部下日籍特务七人，朝鲜籍特务二人，中国籍特务11人。其内部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日伪现役官兵。 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间，洲之内彻先后在榆次、潞安及河北保定等地设立了情报站（所），收罗亲信情报员，进行情报刺探活动。同时，又在太原市内东米市街22号（现开化市街102号）新辟联络站，以“中华旅社”的名义对外出现，既负责接待外地情报员来太原后的食宿，又负责转收各地来的情报。所有这些情报站都是隐秘的，情报人员少而精，一般为二、三人，有任务多是情报站负责人亲自出马，发展情报员极为小心。即使这样，这些情报站时间不长，就会被其它线上的日伪情报特务所侦知，并主动托人牵线送来情报，以多得一份情报奖酬为目的。 潞安情报站实质上是日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华北联合总部太原区本部潞安分部”的原班人马，当时那里的情报员最多，主要依靠伊斯兰教的关系，以阿訇和伊玛目（一种伊斯兰教内职务）的身份开展情报活动。 1943年春，对共调查班改称“洲之内公馆”，对外又称“地政学研究所”。其内部人员虽有调动，但其机构设置大体没变。 第二阶段是从1943年秋始，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止。这时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部为加强对我方的情报收集，将原洲之内公馆扩充为二号公馆，特派参谋部情报官佐藤繁兼任总负责人，以洲之内彻副之。这阶段二号公馆内仍不分设科系，但增加了中国籍雇员和现役士兵，以加强情报的转递、汇总、翻译工作及其他事务处理。同时，又在新城南街5号院内开辟办公室，由中国雇员（属正式职员）在这里抄写和整理情报。 1944年8月，二号公馆迁至精菅东二道街42号（现为50号）办公。迁移办公地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蒙人耳目常用的手法，甚至下属的一二人的情报联络点，也经常移换地点。与二号公馆移址的同时，洲之内彻又将新城南街的办公室撤出，带其全部人马和部分二号公馆的人员在上马街福民巷甲字一号（现福民巷一号）再辟新点，仍称洲之内公馆，属二号公馆的一部分。这个洲之内公馆，除洲之内彻本人和其妻洲之内芳子是日人外，其余全是中国人。 1943年秋到1944年春，洲之内内又在平遥、阳泉两地各设一情报联络所。至此，洲之内彻前后建立的六个秘密情报站（所），均归其个人领导。 日伪特务情报组织的扩大，是与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日伪统治力量的每况愈下密切联系的。1944年冬，二号公馆招收一批新的流氓、地痞，纳之为工作雇员和情报员。新招的情报员直接归日本人上野稔控制，在晋中一带疯狂搜集我抗日根据地情报和搜捕我抗日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 二号公馆搜集我方情报的方法和途径： 第一，战俘集中营——太原工程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洲之内彻和他的主要助手平田正则等常常亲自来到工程队提审俘虏，除利用诱供、逼供直接取得情报外，还新探其中的动摇分子，发现后加以拉拢、利用，以至收纳为特务情报员。 第二，除指使各情报站（所）在各地完成指定的情报探窃任务外，有时公馆还直接派出特务到我抗日根据地活动。如1942年春，在日军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扫荡”时，洲之内彻亲自随军前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地理环境，搜集共产党八路军的军事、经济情报。1943年春，平田正则奉派潜入解放区，化装行动，收集情报。在日军占领区，二号公馆也经常派人前去，通过当地的日伪组织和特务机关及其属下的情报站（所），以“社会调查”、“民政调查”等方式搜集各种可用资料，包括书刊杂志、传单、旧文件等。这期间，洲之内彻本人曾到过潞安、榆次、汾阳、繁峙等30多个县搜集有关我方的军政情报。 第三，在日军“大扫荡”中，凡获得的我方的书刊、文件、报纸、传单、油印小册子等，均转送到二号公馆。有时二号公馆及其下属情报站（所）还花钱收买这些资料，得手后均汇集于二号公馆内。上述资料拿到二号公馆后，大都作如下处理：一是按原文复写（印）或译成日文复写（印），上报参谋部，作为情报通告；重要情报或一般看不懂的情报还要加注释和按语。另一种是由专人综合整理的专题性情报资料。凡上述处理的情报，都属二号公馆的机密文件。情报的上报下达范围都是由参谋部明令规定的。作为公开散发的情报材料大多是反共的。 第四，二号公馆还派专人专设电台，以窃收我延安新华社的电讯。得来的情报经记录整理后，也大都作上述方法处理了。1945年夏季，日军即将投降之前，参谋部又指使二号公馆纳入了两个外围组织，其中一个是“治安调查局”，一个是“烽火杂志社”。外围组织有公开的活动职业，不易被外间人识察。这种收集情报的方法是二号公馆的新招术。 二号公馆整理的情报，报送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部及其第二课后，由参谋部转发山西日军各师团参谋部；报送驻北平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部及其所属的主要情报机关；抄送山西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太原宪兵队本部、临汾宪兵队本部（此部后来撤销）、特别警备队，以及山东、河北、蒙疆、上海各省市日本派遣军的特务机关和情报机关。有些情报还抄送给驻太原的日本总领事馆、伪山西省政府参事室、伪山西省政府宣传处、警务厅、剿共委员会、新民会、保安司令部等机关和治安情报部队。对战略性强的情报，还邮寄或电传给日本、台湾、朝鲜、印度支那、南洋群岛等日本军队占领区的日伪军政机关。许多一般性的情报还成了日军宣传班出版的《大众报》及传单的稿件。 前述二号公馆的情报对象，主要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所以，二号公馆窃取和整理的情报，便成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军事大“扫荡”、经济大封锁和政治上离间国共关系的重要依据；所以二号公馆的情报活动对我抗日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极大，对维护日军在山西的侵略利益，维持日伪在山西的军事统治也有极大意义。据档案资料所知，1943年秋季，日军对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的“扫荡”（日军内部称“十八秋太岳作战”），就是日军司令部根据洲之内彻事前赴晋东南侦察后写成的《太岳地区的情况》报告，决定后发动的。在这次日军“扫荡”中，日伪情报人员随军散发了大量反共传单，在“扫荡”结束后，由二号公馆派员对传单散发所起的效果作了一番调查。二号公馆是日军对共产党八路军情报剌探最得力的机关。 二号公馆的经费来源是由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部拨发。洲之内彻每月从参谋部为二号公馆领取伪联币8000至10000元，然后按情报员人数下发各联络站（所）。潞安联络站的情报人员多，所以下发潞安的经费也最多。此外，作为二号公馆的职员、和官兵的固定薪水，也是从这些经费内开支。馆内职员，按级别领薪。洲之内彻的月薪是300元（相当于日军界的佐官待遇），中国籍雇员嘱托（比雇员高级的职员）的月薪为60元至100元（相当于日军界的尉官待遇）不等。但这些人由于可以享受免费食宿和日军廉价配售商品的优待，所以其实际收入远比薪水面值为多。其余临时雇佣人员，如誉写员、杂务员等，除免费供给伙食外，每月发薪二、三十元。至于外勤情报员，是按个人的具体活动情况和报告的情报价值配发奖酬。用于为刺探情报所必须的实物费用也是在馆内经费中开支。 任何一个独立的日伪特务机关，都对其所属成员发有职业证件。二号公馆的职员、情报员，领有“乙第3500部队参谋部对共调查班”名称的身份证（一说除此之外，二号公馆还有其他身份证件）。其长度为15公分，宽10公分，内中贴有本人照片，盖有对共调查班的图章和情报参谋的名章。同时，二号公馆还要求情报员在胸前佩戴布质二寸见方、白底黑边、上有红色樱花和本人编号的“略章”，以便在被盘查时核对和在公开场合行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