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距今已有129年。

世易时移，百年过去，东亚三国都在发生巨大改变。

如今的中国，已非当年的大清。

日本也不再是那时的日本。

至于朝鲜，更是面目全非。

近些年，中日韩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频频发生纷争。如今再来审视甲午战争的缘起过程和教训，就具有很不一样的意义。

1868年，日本开启明治维新，成功实现转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随着国家实力渐渐强大，一个现实问题就摆在日本领导者面前——日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理论而言，日本有三个选项：

一是埋头发展，以自身的强大，给周边邻国做出示范。

二是与邻国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共同抵御西方侵略。

三是恃强凌弱，通过榨取周边国家的资源，发展自己。

但理论终究是理论。

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几乎是没有迟疑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为何如此呢？

因为日本是后发国家，在很多方面免不了受到先发国家的压榨。

如此一来，日本就只能是“失之欧美，补之东亚”。

通过压榨周边国家，解决自身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原始积累。

另外，由于明治维新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

而这些局限性，又使得当时的日本存在严重的内部矛盾。

什么矛盾呢？

一句话说，就是蛋糕不够大，中上层吃肉，底层连汤都喝不到。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下阶层武士长期受到压迫，生活不如意。

也正是由于这些下层武士对现状不满，所以倒幕运动才会成功。

可是扳倒德川幕府后，下阶层武士的生活水平依旧很寒酸。

当时的情况是，上阶层武士，也就是幕府将军、高层幕臣、地方大名这一类，被明治政府封为华族，享有特权，混得风生水起。

下阶层武士，虽然属于第三等的士族，名义上比平民高一等。

但他们没有爵位，也没有特权。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没有钱。

要知道，幕府时期的武士是享有当兵特权的。

而明治维新后，由于不打仗，不需要那么多常备武装了。明治政府便缩减了兵力规模。

并且，明治政府还下达《征兵诏书》，剥夺了武士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

就拿萨摩藩来说。

幕府时期，萨摩藩常备军共计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辎重、骑兵1190人。

明治时期，萨摩藩仅保留四个大队的常备军，兵员4620人。裁撤了将近70%的兵力。

没钱又没权，下层武士这下就很尴尬了。

这些人要想生活，只能是各凭本事。

当时，虽然也有不少下层武士靠着本事成功实现转型，跻身上流。

但大部分人没有这么幸运。可谓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也就是说，幕府时期，下层武士尽管俸禄少，但好歹还有个铁饭碗。而伴随着明治维新，原来的铁饭碗被打破，武士们的生活水平反而还不如从前了。

这就是政治最残酷的地方。虽然社会制度改变了，但被统治者依然被统治。

试想，几十万失业军人觉得生活不如意，社会秩序会乱成什么样？

在这种大背景下，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一批维新功臣，便大肆鼓吹“征韩论”。

主张侵略朝鲜，让武士们有事可做，转移国内矛盾。

这一幕，与昔日的壬辰倭乱可谓如出一辙。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国内蛋糕不够分。为了避免内战，只得打朝鲜的主意。

当然，考虑到日本历史上曾经被大明暴揍的深刻教训。

面对急于对外动武的征韩派，明治政府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理智。

毕竟朝鲜是大清属国，而日本此时还不够强大，无力挑战大清。

然而，就在日本当权派极力踩刹车，抑制征韩派时。

清政府却在一旁屡屡做出错误决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突然发现原先的宗藩体制，已经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

于是从1860年开始，清政府便渐渐放弃了对宗藩体制的维护，选择了一条只顾自身的孤立主义路径。

清朝不管藩属国死活了，这就给了日本试水的机会。

1872年，日本吞并琉球。

事后，日本担心清朝干涉，于是便借“牡丹社事件”，在台湾挑起争端。

当时，清军刚平定内乱，左宗棠正筹备收复新疆，而清朝的水师尚未建立起来。

于是，李鸿章就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军队撤出了台湾，而清朝在事实上也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占领，终止了琉球与清朝的宗藩关系。

后来，琉球国君臣派遣使者到清朝求救，但总理衙门不管不问。

成功吞并琉球，让日本看清了清朝的虚实，纸老虎罢了。

此后十余年，尽管明治政府依旧执行压制征韩派的策略。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权派压制征韩派，并不是反对侵略，而是反对没做好准备就侵略。

到了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了内战。这便是“西南战争”。

当年9月，明治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拾了国内的旧武士集团。

待平定叛乱后，日本当权者也明白，这盖子是捂不住了。

若不能尽快对外扩张，转移矛盾，此类事情以后还会发生。

既然盖子捂不住，那干脆不捂了。

随即，日本便决心向朝鲜动刀子。

明清之际，朝鲜是中国的“模范藩属”，唯中国马首是瞻。

如此忠心耿耿的小弟，难道清政府也要放弃吗？

是的，清政府还真就把朝鲜卖了。

总理衙门当时对日本表示：“朝鲜虽隶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清朝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这意思就是说，大清同意朝鲜跟日本建交通商。

至于如何建交通商，大清不参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们两国自己谈去吧，别烦我。

宗主国做成晚清政府这个模样，说实话，也真的是没谁了。

清政府把朝鲜卖了，朝鲜又是什么反应呢？

当时朝鲜的情况很复杂。

1873年，朝鲜摄政王大院君退位，其子李熙亲政。

这位朝鲜新君，便是历史上的朝鲜高宗。

高宗即位后，由于性格软弱，所以朝政大权很快便被以王妃闵氏为首的外戚窃取。

闵氏这个人，号称是朝鲜版“慈禧”，极度迷恋权力。

见闵氏领导的外戚左右朝政，以大院君为首的“事大派”势力不干了。

两排人斗来斗去，朝鲜也陷入无休止的党争中。

而恰在此时，日本开始入侵朝鲜。

1875年，日本派遣云扬号等三艘军舰侵入朝鲜釜山港，引发“云扬号事件”。

事发后，日本也没有瞒着大清，公开遣使与清朝商谈。

一番周折下来，结果就是前面说的，清朝把朝鲜卖了，同意朝鲜跟日本建交通商。

大哥不给力，朝鲜很无奈，也只好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

这个条约第一款特别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跟日本国平等之权。”

这等于是承认朝鲜独立，不再是大清的藩属国。此后日本可以撇开大清，跟朝鲜自由交往。

日本轻松实现了侵朝的战略目标，为日后对朝鲜的进一步渗透，留下一道伏笔。

朝鲜闵妃

《江华条约》签订后，掌权的闵妃一派亲日，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编练新军。

清政府此时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貌似被撇在了一边。

略懂地缘政治的人都知道，朝鲜半岛是东北门户。一旦朝鲜倒向了日本，东北将永无宁日。

而东北又是清朝的龙兴之地。

眼看着走孤立主义路线，惹出了大麻烦，清廷上下十分后悔。

如此一来，这也为后来清朝出兵干涉朝鲜内政，埋下了伏笔。

1882年，驻守汉城的朝鲜旧军因为待遇问题，发动叛乱。

大院君趁机挑拨离间，鼓动叛军将矛头对准闵妃集团和日本。

这一事件，史称“壬午兵变”。

兵变发生后，叛军焚烧日本使馆，杀死多名日本派驻朝鲜的军事顾问和外交官，并且还冲入王宫，企图缉拿闵妃。

外交官被杀，日本自然要报复。

很快，日本海军的三艘军舰和两个陆军大队便开赴朝鲜，准备兴师问罪。

得知日本出兵，闵妃立即见风使舵，转头抱起了清朝大腿。

大清这边一看，既然是闵妃求救，那咱就可以合法出兵了。

于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便也带着三艘巡洋舰前往朝鲜。

随后，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又率六营淮军，进入朝鲜平叛。

那时候谁都想不到，在吴长庆军中效力的一个小参谋，日后会成为大清驻朝鲜的“太上皇”。

这个小参谋，就是袁世凯。

吴长庆率军进入朝鲜后，速战速决，赶在日军动手前，抢先诱捕大院君，随即又扶持高宗和闵妃。

大院君也是倒霉催的。

他是事大派领袖，也就是标准亲中派。

但由于慈禧太后最恨别人说她牝鸡司晨，最怕什么摄政王、太上王分她的权。

而闵妃，前面也说了，是朝鲜版的慈禧太后。

故而，慈禧便以个人喜好，授意前线清军将大院君逮捕，选择扶持闵妃。

事后，获得意外惊喜的闵妃和高宗两口子对清朝感激涕零。

由此，朝鲜宫廷便又倒向了清朝，而日本势力则靠边站，备受冷落。

眼见朝鲜又被清朝控制，日本不甘心失败，旋即开始暗中操作，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

按照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朝鲜驻扎一千人的军队，负责保护侨民和公使馆。

这个条约签订后，清朝意见很大。

一些大臣就此开始呼吁：咱大清也得跟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

大臣们的呼吁，很快有了回应。

慈禧授意李鸿章具体操办，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和《仁川华商租界章程》两个不平等条约。

根据这两个条约，清朝在仁川、釜山、元山设立“清租界”；在朝鲜的黄海、对马海峡及日本海海岸，设立军事据点；清朝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等特权。

很明显，李鸿章这是把西方列强迫使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直接复制、粘贴在了朝鲜身上。

另外在签订条约时，李鸿章还特别加了一条，就是让袁世凯常驻朝鲜，帮助朝鲜编练新军。

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袁世凯呢？

因为他勇啊。

1882年，正好为乡试年。

当时在吴长庆军中担任帮办营务处的袁世凯本打算应举，考取功名。

但“壬午兵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镇压“壬午兵变”期间，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斩杀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

战后，吴长庆在写给朝廷的呈报中，毫不吝啬的将袁世凯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

李鸿章见到呈报，心想这是个人才啊，于是便让当时仅有23岁的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的身份，留驻汉城。

当然，仅靠袁世凯一个人，也办不成什么大事。

所以李鸿章当时还从国内调来了三千兵马常驻朝鲜。

这一手操作，等于把朝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全部控制起来。

见清朝出手比自己还狠，向来不吃亏的日本人又开始暗箱操作了。

1883年，日本政府扶持了一批朝鲜亲日派分子，向他们灌输民族主义思想，鼓动这些人在汉城发动叛乱。

这个药方很见效，朝鲜国内很快出现一批立志仿效日本改革维新的“开化党”。

1884年，趁着中法战争爆发，清朝陷入战争泥潭难以自拔之际，朝鲜“开化党”借助日本军队，发动政变，挟持高宗。并宣布废除朝鲜与清朝的宗属国关系。

这一事件史称“甲申政变”。

听闻政变，袁世凯力排众议，果断出手，指挥清军击退日军，镇压了“开化党”叛乱。

事后，李鸿章见袁世凯有本事，能搞定日本人，便进一步重用袁世凯，授权他在朝鲜监国。

当然，考虑到要朝鲜王室的颜面，袁世凯的正式职务也不是监国，而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袁世凯可以随意出入朝鲜王宫，享有重大事情决策权，这不就是朝鲜王室的太上皇嘛。

朝鲜高宗

从1884年开始，在袁世凯的打理下，朝鲜局势渐渐稳定了下来。

日本政府见捞不着便宜，就派遣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商谈。

1885年4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

签订条约前，清朝在朝鲜其实拥有绝对主导权。

但李鸿章怕事，极力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

因而在谈判中，李鸿章便做出让步，同意将来假如朝鲜再发生叛乱，大清向朝鲜出兵时，须事先行文知照日本。

李鸿章做出的这个让步，等于是又把朝鲜卖了。导致日本和大清对朝鲜拥有“共同宗主权”。

这就为后来的甲午战争，日本出兵朝鲜，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朝鲜只是大国的角力之地。

中日博弈的关键，还在于双方的军事实力。

清朝此前奉行孤立主义，主要原因是实力不行。连自保都困难，当然就顾不上小弟。

日本也一样，试图吞并朝鲜，却屡屡受挫，也是因为实力不行。没有信心打赢清朝。

既然双方都觉得实力不行，那么在朝鲜之外，清朝和日本自然就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积蓄实力上。

特别是发展海军。

1875年，日本拿出90%的海军预算，从英国订购了福桑、金刚和比睿三艘军舰。

别看这三艘军舰都不到4000吨，用欧洲的标准来看，也就是大号巡洋舰。

但这可是1870年代，日本政府的这笔投资，让日本海军至少在东亚这一块，拥有了10年的海上优势。

见日本大力发展海军，清朝不甘落后，也大力发展海军。

1879年，李鸿章从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

1881年，李鸿章又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购买了排水量超过7300吨的定远、镇远号。

清朝的海防、塞防之争，虽然以左宗棠获胜告终。

但慈禧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不等于她就不支持李鸿章发展海军了。

事实上，清朝是海防、塞防并重，两头都在砸钱。

至于你问钱从哪来，这还不简单，借嘛。

胡雪岩可以帮助左宗棠从洋商手上借到1300万两巨款，李鸿章本身就精通洋务，他自然也有能力搞到钱。

而随着左宗棠去世，塞防的战略地位下降，海防经费就更宽裕了。

1885年10月，定远、镇远两艘巨舰正式交付。

当时一同交付给北洋水师的，还有济远号穹甲巡洋舰。

随着舰队初见规模，在实力上又超过了日本海军。李鸿章便命令丁汝昌以保养之名，率定远、镇远、济远等六艘军舰前往日本长崎军港示威。

当时日本还没有与定远、镇远同级别的铁甲舰。

而清军上岸后，又与当地警察械斗，闹出了“长崎事件”。

这两起事件叠加，促使日本开始加紧建设海军。也造成日本反中情绪严重，日本参谋部随即制定了《征讨清国策》。

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清朝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

日本人此时决定与清朝赌国运，并非无脑蛮干，而是在充分获取情报后，做出的理智决策。

比如在《策案》中，日本情报人员就对清朝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事无巨细的阐述：“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有余，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万元，但多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好救助贫民，于军备之上，不见利益，只是养活海陆军之防勇、练军四十万之兵力而已。”

在日方无孔不入的情报收集下，清朝的虚实一览无遗，毫无秘密可言。

不过，清朝毕竟体量巨大，所以北洋水师的建设速度也快于日本海军。

1888年，北洋水师新添四艘巡洋舰，分别是2300吨的穹甲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2900吨的装甲巡洋舰经远号、来远号。

自此，北洋水师成军。

但是，从成军之日到甲午战争爆发间的6年时间里，北洋水师就再未添一舰一船，未购一炮一弹。

而同时期的日本海军，则是抓紧时间扩军备战。

1890年，日本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在考察了海军后，向明治天皇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

即日本相对于清朝而言，应该更重视海军。因为日本是岛国，即便陆战失利，只要海军能守住防线，本土也依旧是安全的。因此，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建议明治天皇应该优先考虑发展海军，而不是优先扩充陆军。

其后，明治天皇认同其论述，决心专注发展海军规模和力量，旨在一举击溃北洋水师。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预期十年的扩军计划，建立起了一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近代陆军和海军。

这其中，陆军拥有常备兵63000人，预备兵23万人；

海军拥有各种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

随着日本摩拳擦掌，大战渐渐逼近。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认怂，主动放弃朝鲜，能不能避免这一战？

答案是不能。

因为从1870年代开始，日本在中日贸易中，就始终处于贸易逆差。

而更要命的是，作为日本经济支柱的棉纺织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市场，都在中国。

日本商人从中国进口原材料，需要看中国供货商的脸色。

日本商人把货物拿到中国卖，也需要看中国海关的脸色。

中国海关若是给日货加几个点的税，日本货之于欧美货，将毫无竞争力。

形势如此，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国内所谓的“征韩论”，本质上就是“征清论”。

朝鲜才多大啊，日本真正想要的是，其实是中国市场。

而日本要想像西方列强一样，获得在华的诸多特权，就得先打败清政府。

所以说，中日这一战，无法避免！

其实，作为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也知道大战无法避免。

早在《中日天津条约》签订时，他就说过：“十年之内，日本必将成为强国，现虽不甚堪虞，但必将为我国之大患。”

然而这时的大清，没有正常人。

李鸿章的眼界不差，可这位“东方俾斯麦”，从未在外交上展现过铁血的一面。

他一直都害怕和外国开战。

就算开战了，也是尽量避免主动进攻，每每都将先发制人的机会拱手让人。

而朝中的大臣，则是完全相反。

当时许多大臣认为，以大清的实力，对付小小日本，是稳操胜券。

过分的自信，使得开战之前的清廷上下，不仅没有重视对手。反而还有闲工夫为慈禧太后筹办60岁生日庆典。

1894年3月，就在慈禧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为自己准备寿辰之际，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4月，朝鲜政府无力平息起义。不得已，只好请求清政府给予援助。

而日本在获悉这一消息后，格外积极鼓励清政府向朝鲜派兵。

这时的清政府，没有意识到日本的用意。

或者说，没人用恶意猜测日本人的目的。

清政府自认为只是在履行宗主国责任，向朝鲜派兵平息动荡罢了。

但不料，这个看似简单的行动，却中了日本人的奸计。

5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令率军驰赴朝鲜，清军驻屯于牙山。

当日本得知清朝向朝鲜派兵后，立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向朝鲜派出七千陆军。

6月13日，朝鲜政府洞悉了日本人的不怀好意。立即致信袁世凯，要求清朝撤离，避免日本军事入侵。

袁世凯收到来信，火速上报。

李鸿章得报，电令叶志超，将入朝清军集结于牙山，准备回国。

同时命令袁世凯，向驻朝日军发出照会：我们已经撤兵了，你们也撤兵吧。

日本方面，伊藤博文收到照会后，本打算撤兵。

可军方此时不同意，又向前线加派了三千兵力。

见内阁已经被军方架空，自己无力阻止战争爆发。伊藤博文索性转变立场，支持开战，并提出了“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张，试图将一场侵略战争合法化。

伊藤博文的这一手操作，简直绝了。

原本日军是侵略者。但伊藤博文打出“改革朝鲜内政，帮助朝鲜获得独立地位”的大旗后，日军可以借着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国际社会。

而清政府此时此刻，显然不可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

如此一来，日军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解放朝鲜人民的“正义之师”。

日本祭出神操作，而清朝这边则是一步错，步步错。

6月底，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可慈禧的“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依旧按部就班的在筹备中。

主张对日强硬的光绪皇帝认为这时候还把国家重心放在给老佛爷过生日上，未免太离谱了。

于是，光绪便授意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请停工程”。

随后，一些主战派廷臣亦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

然而，慈禧闻言后，却怒不可遏，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意思就是说，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过生日！谁敢让我不高兴，我弄死他！

见慈禧暴怒，光绪不敢背负不孝骂名。只好授意翁同龢改口，表示：“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

前线的清军做梦也想不到，本该用来购买炮弹打小日本的军费，现如今却被老佛爷拿去办寿辰了。

日本咄咄逼人，而朝廷又不干正事。

李鸿章的脑子，被时局搞得有点乱。

不过再怎么乱，李鸿章心里也知道，朝鲜局势危如累卵，总得想办法解决才好。

怎么解决呢？李鸿章的办法是以夷制夷，极力避免开战。

很快，李鸿章便找到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希望沙俄政府能出面调停中日纠纷，迫使日本从朝鲜退兵。

为了调动沙俄参与调停的积极性，李鸿章还抬出了英国政府。

声称英国已经主动提出要调停，但大清“认为俄国在此次事件中有优先权”。

从李鸿章和喀西尼的交涉上，不难看出，老李是典型的“战术党”。

只是很可惜，他的面对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是“战略党”。

古人云，战略为主，战术为辅。

战术和战略，显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6月30日，沙俄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声称朝鲜内乱已平，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要求，从朝鲜撤兵。如果日方一意孤行，将负全部责任。

沙俄的照会，措辞强硬。

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收到照会后，判断沙俄只是虚张声势，便委婉的拒绝了。

事实证明，陆奥宗光的判断没错，沙俄就是虚张声势。

7月13日，见日本拒不退兵，沙俄政府只好自己找台阶下，照会日本政府，说什么大家都是邻居，俄国对于朝鲜事变自不能袖手旁观，然今日之事，完全出于希望预防清日两国之冲突，希为谅解。

俄国怂了，李鸿章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

英国出面，效果还是有的。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奕劻商谈。

可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日本铁了心要开战。因而会谈不了了之。

见调停无果，英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向日本摊派：“今后清日两国若发生战争，清国的上海，为英国的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及附近作战的保证。”

搞了半天，英国的要求这么低。

陆奥宗光答复得很痛快，放心吧，多大个事，保证不打上海。

陆续搞定英俄，陆奥宗光随即电令驻朝日军：“调停已告失败，现在必须断然处置。”

意思就是说，外交上已无障碍，你们可以动手了。

1894年6月至7月，日本无论在外交，还是军事方面，都有大作为。

而大清这边，除了李鸿章在6月派兵入朝外，就再也没什么动作了。

当然，李鸿章不作为，也有他的道理。

这时候的大清，外强中干。六年未添一舰一船的北洋水师就不说了。

陆军方面，虽然清朝号称拥兵百万。但沿海的可战之兵不过两万人。

就这么点兵力，还要分布在直隶、山东、奉天三省。

在兵力本就不够用的情况下，如果李鸿章再派出大军援朝抗倭，清朝必然是处处空虚，随时有被日军偷家的可能。

所以，李鸿章才一直主张不要轻启边衅，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一定与日本开战，也该在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后再打。

然而，人家都已经准备到位，李鸿章还在盘算积蓄实力。

早干嘛去了？

见清朝不增兵，而驻朝清军既不进汉城，又不守仁川，把所有军事要地都拱手相让。日本决定动手。

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在3天内，废除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

此时的朝鲜政府是亲中的，所以便选择继续敷衍日本。

7月23日凌晨，最后通牒到期，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推翻闵妃集团，并挟持高宗，将朝鲜国家大权转交给大院君。

随后，日本还成立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内阁，并唆使金弘集政府废除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委托日本驱逐清军。

清朝得知此事后，光绪命令李鸿章派兵入朝。

李鸿章不敢抗旨，只得调总兵卫汝贵、提督马玉崑等人，率军火速由大东沟登陆，进驻于平壤。

与之同时，李鸿章又另调北洋陆军十余营，分梯次渡海驰援朝鲜。

命令下达后，北洋水师的济远和广乙两舰前往朝鲜，掩护运送清军的运兵船在朝鲜牙山登陆。

7月25日拂晓，两舰完成任务，由牙山返航。

但在返航途中，突然在朝鲜丰岛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及秋津洲等三舰的伏击。

日军不宣而战，济远和广乙两舰被打得措手不及。

经过一番激烈后，广乙受到重创，船身倾斜，无力再战。

济远以一敌三，无力坚持，只能逃跑。

恰在此时，载有增援朝鲜清军1200余人的英国高升号商轮和满载军械的操江舰先后驶来，日舰浪速及秋津洲见状，改为攻击高升和操江两舰。

高升和操江没有战斗力，但在面对日本海军威胁时，决绝投降。

最终，高升号被浪速击沉，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操江号则被日舰俘虏。

此役，史称“丰岛海战”。

战后，清政府一面炮制战果，吹嘘击沉日舰、击毙日本司令；一面通过总理衙门，照会世界各国，说日本首先开衅，宣布与日本断交。

可是，就在清政府还在自欺欺人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动武了。

7月28日夜，日军进攻驻守牙山的清军。

这一战，清军本来是以逸待劳，握有主动权。

但糟糕的战斗力，让五五开的战斗，变成了一边倒的溃败。

由于无法抵御日军攻击，牙山清军只得放弃阵地，退向平壤。

7月31日，见时机成熟，日本向各国公使递交交战通告书，向清朝宣战。

不过由于宣战诏书的措辞有问题，日本内阁前后修改六次了才通过，所以直到8月2日，日本天皇才正式签发宣战诏书。

就在日本正式宣战的前一天，光绪皇帝也下发圣旨，向日本宣战。

但让人无语的是，由于情报滞后，光绪在宣战时，竟然还不知道牙山之战的消息。

因而在诏文中，光绪特别强调，说日本不守国际法，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希望借此能引起欧洲各国同情大清。

正所谓，不看广告看疗效，战场上的胜利者，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枪杆子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

临战之前，清政府上下不务正业。慈禧为了不影响过生日，求和心切。

光绪虽然主战，但也不敢亮剑，竟然还在幻想列强调停。

如此荒唐之举，无疑是给即将爆发的大战，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