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拆散了“英日同盟”，但同时也承认了日本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时期，经济高速发展。

江户时代的矮小木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西式建筑。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游历日本期间，在见到日本惊人的进步后，不禁感叹：“十年不见，日本建设猛进。谓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于此耳”。

1920年代初期的日本

然而，大政时代经济繁荣的背后，日本社会也存在隐忧。

比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分配制度不完善，贫富悬殊较大；政府无法掌控军队等。

少部分大资本家和贵族垄断了资源，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平民精英没有出路。同时军队还不受政客控制。

渐渐地，日本社会便出现了一股不安分势力。

内部出现统治危机的同时，日本政府在中国利益，因大革命影响，也遭到沉重打击。

用时任日本陆相宇垣一成的话说：“帝国在长江流域培植多年的利益和企业已全部萎缩，日侨长年努力而获得的权利和资产也被迫放弃。”

对内无法解决社会矛盾，对外又无法保障殖民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面组阁。

田中上台后，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并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在奏折中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这个《田中奏折》，虽然日本官方一直未予承认，史学界也众说纷纭。

但从日本后来的扩张过程来看，显然与东方会议的决策是对应的。

也就是说，讨论《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讨论奏折是否是田中义一的作品，还是另一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的作品，根本不重要。

因为《田中奏折》中所表达的政策，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

日本决定征服中国，具体该如何操作呢？

日本军方想的很简单，简单点，直接杀过去就好了。

但这显然不现实。

英美不可能坐视日本独霸中国。

于是，日本的政客便决心继续扶持代理人。

北洋时代，日本在中国扶持了两股势力。

一是皖系军阀，二是奉系军阀。

此时此刻，皖系已经瓦解。张作霖在原则问题上，一直装糊涂推脱，不太配合。

见张作霖不听话，日本政客随即又开始寻找新代理人。

很快，日本人盯上了下野的吴佩孚。

1927年7月，全军覆灭的吴佩孚逃入重庆，得到了四川军阀杨森的庇护。

见吴佩孚寄人篱下，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秘密前往重庆白帝城，专程拜访落魄潦倒的吴大帅。

佐藤秀表示：只要吴亲日，日本便借款一百万，赠送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两千挺。

面对巨大诱惑，吴佩孚果断拒绝。

吴义正词严地对佐藤秀说：“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我们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拉拢吴佩孚不成，日本只好把工作重点再次放到张作霖身上。

当时的张作霖，日子不好过。

南方的国民政府铁了心要打倒他，同时奉系内部又暗流涌动。

不过即便如此，张作霖在原则问题上也不打算让步。

由此，张与日本渐渐产生裂痕。

1928年1月，下野四个月的蒋介石宣布复出。

随后，蒋与冯、阎、桂达成共识——北伐大业尚未完成，吾辈还需继续努力。

于是，国民党各派势力也暂时停止了内斗，决定二次北伐，先打倒奉系再说。

北伐需要花很多很多钱。

为了搞钱，蒋介石下野前，曾用上了绑架、扣上“通匪”帽子等下三滥招数，迫使江浙财阀捐款。

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这次复出，蒋吸取教训，让财政部长宋子文牵头，让江浙财阀的几家大银行买下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然后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

作为回报，蒋介石将大批财阀领袖吸纳入国民政府担任公职。

如“棉纱大王”荣宗敬出任中央银行理事，虞洽卿出任中央银行监事，大盐商徐静仁出任财政部盐政处处长。

通过种种措施，蒋介石在二次北伐前夕将自己与江浙财阀的利益牢牢绑定。

4月7日，解决了军费问题的蒋介石誓师北伐。

随即，北伐大军沿津浦、京汉、正太三条铁路北上，首先向盘踞于山东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发起总攻。

这场战斗，没什么好说的。

北伐军的第一、二集团军，总计兵力六十万。

而张宗昌所部，纯属杂牌拼凑，虽然人数不少，但编制紊乱，战斗力低的莫名其妙。

至于孙传芳，龙潭之战后，他又拼凑了五个师，不过这些新拉来的壮丁，士气低落。

面对这俩弱鸡，北伐军轻松取胜。

4月10日，北伐攻占台儿庄。

14日，又占领临城。

孙传芳率部反扑，结果他的老巢济宁反倒被北伐军袭取。

张宗昌派兵增援，被北伐军击退。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战，率残兵向济南方向撤退。

失败情绪是会传染的，孙传芳这一退，张宗昌也无心恋战。

5月1日，张、孙放弃济南，向德州撤退，北伐军遂攻占济南。

济南往北，过了黄河就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

眼看奉军节节败退，北伐军就要一统全国，日本人坐不住了，决定亲自下场干涉。

4月19日，田中义一通过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国民政府：“如果在济南附近战争，日本便会出兵”。

面对日本的威胁，白崇禧态度坚决，主张强硬还击。他在发给蒋的电报中说：“日本出兵，意图妨碍北伐，我军应继续进攻，勿为所慑。若存投鼠忌器之心，则不但延残余军阀之生命，且纵邻邦之野心。”

收到白崇禧的电报，蒋介石在回电中称：“日本出兵，不足妨碍北伐之进展，决无因外兵中止革命之理也”。

表面上，蒋介石很强硬。

然而，在日本干涉问题上，他却是说一套做一套。

5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余人开进济南，与北伐军爆发正面冲突。

当天晚上，蒋介石得知消息，担心引发中日战争，决定对日军的挑衅不加抵抗。

其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而乱大谋。圣贤所戒”。

5月3日，见北伐军示弱，日军不顾国际公约，冲入国民政府驻山东交涉署，将公署主任蔡公时的耳朵、鼻子割去，然后又割掉舌头、挖去眼睛，拖至院落与公署内的其他十余名外交人员一同用机枪扫射而亡。

如此凶残之举，驻济南的英美领事看不下去，出面调停。

但日军不仅拒绝接受调停，反而还威胁国民政府在12小时内，下令解除济南城内的中国军队武装。

蒋介石思索再三，选择继续忍，命令北伐军主力撤出济南，仅在城中留下一个团。

趁济南空虚，日军在城中烧杀劫掠。

用亲历者的话说：“日军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

这次惨案，导致至少约五千人惨死。（伤亡人数目前有多种说法）

从2000年开始，济南每年的5月3日都要鸣防空警报，就是为了不忘历史，让所有中国人都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惨案发生时，北伐军中有一个连长目睹了济南城的种种惨景，愤慨不已，拒绝撤退。

这个连长叫王耀武。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耀武从淞沪会战开始，历经南京保卫战、兰封战役、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直到湘西会战。

22场会战，他参加了14场。

八年抗战，他有七年在前线度过。

可以说，就是济南惨案，让王耀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从此根植于心。

再说回来。

蒋介石一忍再忍，但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

5月16日，日本内阁通过《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

确定了日方的底线是阻止北伐军出关，顺便向张作霖诈取某些垂涎已久的权益。

面对日本政府的施压，蒋介石再一次选择隐忍，他命令自己的黄埔系各军撤至徐州以南。

蒋的这个决定，影响非常大。

这标志着他放弃了对北方的控制，此后一直到国府败退台湾，蒋介石在其21年统治期内，都没有真正控制过北方。

蒋放弃控制北方，那北京让谁打呢？

一开始，蒋希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攻打北京。

为此，蒋还把富庶的山东让给了冯玉祥。

但这个决定明显欠考虑。

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曾经在塘沽与日本海军有过一次炮战。

如果冯部北上，必然会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

冯不合适，阎锡山的实力又无力单挑奉系。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了桂系的第四集团军。

5月19日，蒋、冯、阎在石家庄开会，决定以第一、二两集团担任津浦线防务、第三集团担任京绥线防务、第四集团担任京汉线三路出兵的计划。

就在北伐军调整部署的同时，张作霖那头与日本闹掰了。

5月17日，也就是日本内阁决定出兵干涉北伐的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找到张作霖，要求他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

这个条约，非常恶毒。一旦让日本得逞，东北的事情，就由不得张作霖做主了。

因此，张作霖便没有正式署名，只是在协议上签了一个“阅”字。

芳泽谦吉见张作霖又是那套软磨硬泡，装糊涂推脱的老招数。恼羞成怒。

便略带威胁的说：请好自为之！

战事不利，张作霖本来就烦。现在又被威胁，张便与芳泽谦吉大吵一通。

见自己与日本闹掰，张作霖决定联合英美制衡日本。

然而，张作霖不知道的是，他这边还没开始部署，日本军方就已经准备动手了。

5月20日，日军第十三、第十四师团向沈阳移动。另有两千日军前往锦州、榆关一带布防，打算武力吞并东北。

5月23日，日军的大规模调动吸引了英美的注意，英美随机向日本施压：东北是中国的，中国是大伙的，你别想独吞利益！

面对英美反对，日本政府起初还想以“维和”为幌子，糊弄过去。

但列强都是千年的狐狸，一个比一个精。

日本政府见糊弄不过去，迫于压力，只得修改指令：仍保留张作霖地位和力量，相机待变。

见政府在关键时候怂了，日本关东军内的右翼分子非常不满。

于是，这些右翼军官便决定下克上，先把张作霖做掉，造成既定事实，再跟上头打招呼。

5月30日，在日本和北伐军的双重压力下，张作霖决定退出北京，返回东北。

临行之前，张作霖已经得知日本要对他不利。

因此，他故意变更了两次出发时间。

但这时候的奉系内部，早就被日本渗透，毫无秘密可言、

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沈阳皇姑屯被关东军安置的炸弹炸毁，张作霖重伤，于当天不治而亡。

张作霖遇刺当天，张学良便得知皇姑屯事件，他当即下令奉军主力加紧退出北京，同时化装成伙夫，秘密潜回沈阳。

张家父子权力交接的空窗期，关东军蠢蠢欲动，决定无力攻占沈阳。但被内阁否决。

6月16日，关东军18000人在沈阳南郊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打算利用演习，制造纷争，只待奉军开火，就武装占领沈阳。再来一次下克上。

不过由于张学良并未回应，这场阴谋未能得逞。

6月18日，张学良正式对外公布张作霖死讯，并宣布继任奉天督办。

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表达了易帜意愿。

张学良决心投效国民政府，蒋介石对此自然是持肯定态度。

他此时已经决定偏安东南了，无心再插手北方事务。

但冯、阎、桂三派对此持不同意见。

尤其是阎锡山和冯玉祥，极力主张杀出关外。

后来在蒋的撮合下，奉军与北伐军达成临时合作，也就是先消灭盘踞在冀东和热河地区，拒绝归顺国民政府的张宗昌和褚玉璞两部。

8月25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到滦州与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相见，商定如果张、褚拒不就范，即由两军夹攻。

9月3日，北伐军首先在宁河进攻，奉军布防于昌黎、滦州一带，阻止张、褚两部东窜出关。

战至9月19日，北伐军大胜，俘敌数万，张宗昌和褚玉璞出逃。

褚玉璞、张宗昌和张学良

解决了最后的祸患，白崇禧和杨宇霆于10月7日第二次在滦州相见。

这次密会，表面上为讨论易帜问题，实际则是桂系支持杨宇霆，密谋推翻张学良。

这个密谋很快被蒋介石发觉，随即密告张学良，早作防备。

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及热河“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只是名义上的领袖。东北军中的许多人唯杨宇霆马首是瞻。

1929年1月3日，杨宇霆母亲作寿，张学良亲往道贺。

当天的杨公馆内，群集东北显要，张学良进屋时，没人搭理他，众人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根本没把张学良当回事。

然而，当杨宇霆下楼后，全场肃然，大家全起起立，就像当初敬畏张作霖一样。

如此景象，让张学良心里非常不痛快，当晚回到帅府后，张学良产生了杀杨的念头。

1月10日，杨宇霆带着心腹常荫槐见张学良，两人作死一般的要挟张学良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

并且，杨宇霆事先还写好人事任命书，只等张学良在任命书上签字。

张学良对此极为愤怒，这不是架空老子吗？

愤怒之余，张学良于当晚命人在大帅府老虎厅将杨、常二人处死。

老虎厅

处死杨宇霆，标志着东北进入张学良时代。

一个旧时代，结束了。全国终于呈现了一片新气象。

但是，这种新气象并未维持很久。

由于蒋冯阎桂矛盾重重，国民党内的新军阀混战，很快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