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感情轻易不外露。但是，在晋察冀，总是有人令他感动，使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热泪涟涟，不能自禁。
卡尔逊走了，白求恩来了。在那种艰苦的年代里，敢于到敌后来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在父亲眼里，都是了不起的人，都值得中国人民永远地记住。至于白求恩，就更是世世代代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1938年6月17日，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金刚库。父亲亲自将他迎进司令部，安排他住在离自己卧室很近的一间屋子里，特别交待副官长刘显宜，每顿饭都让伙房给他加菜。
父亲看到白求恩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劝他先休息几天再谈工作。他却说，他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瓷器来摆设，而是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白求恩的这句话父亲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他记了一辈子。
父亲代表军区聘他为卫生顾问，他愉快地答应了。父亲总是想从生活上尽量照顾这个可爱的外国老头，要知道他是放弃了每月600美元的薪水来中国的，在三四十年代，600美元算是高收入了。但白求恩却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他说："你是司令员，每月才5元津贴，我怎么能要100元？不行，我要求与八路军战士同样的待遇。"
父亲拗不过他，只得听他的。后来，父亲见他吃不惯中国饭，给他找了个会烤面包的师傅，他还和父亲吵了一次架。父亲敬佩他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
关于父亲和白求恩的交往，一分区3团团长纪亭榭回忆道﹣-
我在二道河战斗中负了伤，聂司令要我在司令部养伤，伙食上也交待副官长给我特殊照顾。他和白求恩同我一起吃饭，让白求恩吃大米，他自己却吃小米饭，配咸菜。白求恩和我问他，他说他爱吃小米、咸菜。那咸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当时他的津贴费虽说是五块钱，实际上因为经费困难常常只发一块钱，就是这样他还不同意用公家菜金给他买咸菜。后来我追问刘显宜，刘只好说实话："就那么点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司令员让专门为白求恩同志和你做的。"这下子，我坚决不吃好饭菜了。后来白求恩发现，也不吃了。
来晋察冀不久，白求恩提出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父亲虽然觉得建正规医院为时尚早，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两个月后，经过多方努力，模范医院在松岩口村落成了，父亲专门抽出时间出席了医院落成典礼，并当场宣布白求恩同志为医院院长。
然而，模范医院建成没几天，日军的又一次大扫荡开始了，模范医院很快毁于战火中。父亲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白求恩情绪有些波动，父亲请他吃饭，他面有愧色地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不全面。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
父亲为他的执著而感动，完全支持他的想法。他很快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就等于是个小型的流动医院。在大扫荡中，"卢沟桥"及时救治了大批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救治伤员，他还致力于编写教材，到各地传授知识，边区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外国人忙碌的身影。父亲对白求恩大夫深为感谢。
听说冀中和冀东的八路军正在浴血苦战，白求恩一再要求带医疗队前往。父亲同意他到冀中去，并送给他一匹刚缴获的东洋马，一件被击落的敌机飞行员穿的皮夹克。父亲说："冀东你不能去，因为那里的环境太危险。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白求恩耸耸肩，去了冀中。他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后，回来了，见到父亲，他说，准备11月份回国一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多筹集点资金，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1940年夏天再回来。父亲把他的想法报到延安，中央复电同意。
然而，他再也无法回去了。10月份，他为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由于掏取碎骨，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引发了败血症。紧接着他又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了，他顾不上自己，继续抢救八路军伤员。他身边的人发现他病情危重，急忙用担架抬上他，紧急送往军区。但是已经晚了，1939年11月12日凌晨，这位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于唐县黄石口村停止了呼吸。噩耗传出，边区一片呜咽……
父亲接到白求恩逝世的电话，当即愣在那里，他惊呆了！许久，父亲慢慢放下电话，一仰身倒在了床上，顿时泪流满面，无声地哭了。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白求恩就这样走了，曾几何时，这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外国朋友，和他谈心，和他交流，父亲叫他"伯琴"（这是白求恩名字的另一种译音），他叫父亲"亲爱的聂司令"；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热烈地憧憬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的情景。父亲称赞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他却说，是晋察冀边区感动了他，这里有太好的人民和土地。他笑起来，声音爽朗，眉飞色舞，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可是，转瞬之间，一切皆成往事，不由让父亲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父亲本想立即赶去，无奈日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两天后，白求恩的遗书和遗物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颤抖着手，捧读那封感天动地的遗书。遗书上说："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父亲后来一直忘不掉他展读白求恩遗书的那个时刻，他回忆说："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
父亲还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
有人把一条鸭绒被拿到父亲面前，说："聂司令员，这是白求恩大夫留给你的纪念品。"父亲的悲伤达到了高潮。这床被子白求恩一直使用，上面还留着他的体温和气味。父亲抚摸着那床柔软的鸭绒被，使劲咬着嘴唇，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11月16日，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文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战友"。
日军在黄土岭遭到惨败后，更加疯狂地对边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军情紧急，父亲仍然决定为白求恩举行殡殓典礼。11月17日，寒风哀号，大地呜咽，父亲骑马赶往曲阳县于家寨村。白求恩的遗体停放在打麦场中间一个蒙着白布的台子上，父亲迈着沉重的脚步上前，摘下军帽，露出一头短发，他久久地站在这位伟大英雄的遗体旁肃立默哀，心里一阵阵发痛发紧。一旁的摄影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当晚，经父亲同意，白求恩的遗体被秘密掩埋在曲阳县于家寨西南的狼山沟门。为防止前来扫荡的日本人破坏白求恩的遗体，乡亲们特地用犁将那块地犁了一遍，进行了伪装。
在延安，各界纷纷举行了悼念白求恩的活动。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这一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千古名篇，成为对白求恩大夫的最好的纪念。
1940年1月5日，军区在唐县军城召开了悼念白求恩的万人大会，白求恩的遗体被移至军城厚葬。父亲用略带哽咽的声音，宣读了被认为是"字字泣血、句句含情"的祭文。祭文中说："（白求恩）医术精于华佗，精神比于墨翟。非热爱乎人类，谁曾至于此极。革命未竟，英雄先亡。噩耗传来，云胡不伤。为君执佛，送葬军城，临穴涕泣，不知所云……"
父亲还在会上宣布，将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接着，又为白求恩陵墓和纪念碑奠基。
半年之后，父亲刚从晋东南回到晋察冀，又直奔唐县军城，为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揭幕。所有这一切，无不寄托着父亲对白求恩大夫的无限哀思。
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一直保存着白求恩大夫送给他的那床鸭绒被。战争年代，父母亲使用过它；1949年进城后，我在北师大附中住校读书，寒冷的冬天，我便把它带到学校御寒，记得身上老是有鸭毛。但每每想到这是白求恩大夫的遗物，我就感到十分的温暖和自豪；60年代中后期，我爱人丁衡高在位于陕西秦岭深处的"三线"研究所工作时，鸭绒被又被他带了去。也就是说，我家两代人使用过白求恩大夫的这床鸭绒被。直到1999年，父亲去世7年之后，位于故乡江津市的"聂荣臻陈列馆"落成，我才将它转送给陈列馆。它已经很破旧了，只好又套上一个被罩。
白求恩永远地走了。柯棣华又来了。晋察冀边区总是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朋友。
柯棣华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大夫，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援华医疗队，他和同伴先到延安，后又转道冀南、冀中，最后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父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上。父亲后来说："他热情奔放，富有朝气，又十分谦虚，给人以很好的印象。"
他的同伴回延安了，他却坚决留了下来。父亲动员他担任白求恩和平医院院长。他答应了，说："我要处处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像他一样献身于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
柯棣华在晋察冀的近3年时间里，父亲像对待白求恩一样，对他关怀备至，他也用实际行动报答边区军民，涞水战役期间，他带领部分师生组成的医疗队，在13天的战斗中先后收治伤员800多人，为其中的585人施行了手术。1942年，是边区最艰苦的日子，他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边区人民拴在一起。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相恋，父亲支持他们结婚。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夫妻两人要求我的父亲给他们的儿子取名，父亲略一思索，说："为了纪念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就叫印华吧！"
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父亲曾多次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一个时期，但柯棣华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生，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
父亲和军区的领导们一直关心着柯棣华的健康，但是，顽固的疾病最终夺去了他32岁的生命。
父亲再一次深陷悲痛的境地，他发表了名为《哀悼柯棣华大夫》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
白求恩大夫逝世后，正当大家盼望后继有人时，柯棣华大夫来了，全军上下无不以得见白求恩第二为极大之欣慰……然而现在柯棣华大夫竟又不幸突罹癫痫之症，弃我们而长逝！嗟乎！天下竟有如此偶然重叠之惨痛！……他完全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看成和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一样，而贡献了他的全部心力。他和我们过着一样的简单朴素、紧张战斗的生活。两年多的时间，他努力于工作，始终是那样勤奋而刻苦，他拒绝特殊的待遇，不计较个人的享受，朝夕专心致志的唯有工作和学习……
白求恩、柯棣华，这两个光辉的名字是和晋察冀边区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两座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山峰。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石家庄重新修建了他们的陵墓。时隔40多年后，父亲说道："白求恩、柯棣华同志在晋察冀的光辉形象和感人事迹，至今还栩栩如生，萦回在我的脑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光辉业绩所树起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心头，万古长存！"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白求恩家乡组团来中国访问，父亲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访问团成员。我清楚地记得，访问团送给父亲一件礼民大会堂接见了访问团成员。我清楚地记得，访问团送给父亲一件礼物﹣﹣一枚经过装裱的红枫叶。枫叶是加拿大国旗的标志，这件礼物可真算是礼轻情义重。
2002年9月，我们到老区寻访时，专程来到白求恩、柯棣华的陵墓前敬献花篮。站在他们的雕像前，想到父亲和他们的战斗友谊，我感觉和他们的感情又深了一层，也更加感到自豪。他们都是父亲的好朋友啊！
2005年8月，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柯棣华大夫的夫人郭庆兰，以及柯棣华的部分印度亲属来北京参加纪念活动，同时来的还有卡尔逊的嫂子，我赶到他们下榻的宾馆看望了他们，大家又不由自主地聊起晋察冀，聊起那烽火连天的岁月，聊起中加、中印和中美人民的传统友谊。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另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奥地利人施泰因·理查德，1939年初，19岁的他到达上海，很快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他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父亲和肖克副司令热情欢迎他的到来，父亲还按他的德国名字的谐音，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傅莱，据说是走向光明、走向未来的意思。父亲安排傅莱到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教员，反扫荡战斗中，他奋勇救护伤员，并且参加过战斗，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父亲的赞扬。在边区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特别批准他使用两根灯捻的油灯，为他的医学研究提供方便，果然，他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研制出粗制的盘尼西林，缓和了我军缺乏外伤用药的困难，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944年，父亲介绍傅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结束后，原本可以回国的傅莱决定继续留在中国，他说他已经离不开中国的土地了。2005年傅莱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埋葬到白求恩、柯棣华的墓旁。
晋察冀的土地上诞生的这些传奇故事，将会一代代传诵下去，成为不朽的历史篇章。
1942年初夏，从晋东南传来噩耗﹣﹣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中阵亡！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这使父亲极为悲痛。
父亲的眼前不断地闪现左权那瘦小的身影。左权是黄埔一期生，要说起来，父亲还和他有师生的辈分。当年在一军团，父亲就与他朝夕相处，他是军团参谋长，父亲是政委，他们一直配合得很好。父亲记得，最早见左权，是他到中央苏区不久，到一军团报到的时候，那时左权在一军团下属的红15军当政委。接着他们一起打漳州，打水口战役，打乐安、宜黄战役，在中央根据地纵横驰骋。后来左权调红军总部工作。军团参谋长徐彦刚调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后，军委派左权接替参谋长一职，从此，一直到抗战前，父亲就和他没分开过。
父亲一直记得，左权来一军团报到那天，他和林彪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时准备了一顿淡薄的年饭，而这顿好不容易凑起来的年饭也没有吃成，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
长征开始后，一军团为中央红军打先锋。一路上，左权积极配合林彪和父亲，做了大量工作。爬雪山过夹金山的时候，父亲和左权都病了，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父亲，一上坡，父亲想起左权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
后来他们一块东征，一块西征，林彪到军政大学后，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很多时候，父亲和他睡在同一条炕上，他们经常半夜不睡，聊东聊西，有说不完的话。左权性格温和，很多地方和父亲谈得来，那段时间，他们搭班子，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的母亲从保安到豫旺堡找父亲，最先见到的是左权。母亲记得左权特别热情，一说话，他脸就红了。那时他还是单身，很少有机会见女同志。他张罗着给我父母腾房子，天黑了，父亲还在军团部忙活，他推着父亲赶快回"家"陪母亲，他调皮地冲父亲挤挤眼睛，脸上挂着羞涩，那意思分明是说：好好陪陪嫂子啊……
山城堡战斗，不少部队动摇，不想打，左权坚决支持父亲，最终促成了那一个有意义的战役。
接到西安事变通报的那天晚上，父亲和他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老房东把炕烧得太热，半夜里把炕上堆的谷子和他们的褥子烤糊了，也把他们烫醒了。这时就接到了蒋介石被捉的电话，他们干脆不睡了，那个高兴劲啊，个个像孩子一样。
左权以善于做参谋工作而闻名。抗战爆发前，军委调他到总部工作，他与父亲道别，说："聂政委，咱们到抗日的战场上见！"他们都来到了抗日的战场上，一呆就是5年。可是现在，左权突然牺牲了，这让父亲欲哭无泪，悲伤不已。
我素以铁石心肠自诩，然而今天，毕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这就是我们的老战友，八路军的名将﹣﹣左权同志战死在太行山上！
当噩耗传来，同座者均相对默然，在我则无限的回忆，思念，伴着悲伤……平型关大捷后，聚会五台，重订部署，匆匆离别。从此你在南，我在北，各自战斗在太行的两端。前年与必之（吕正操）南下，始因你率二纵队于南路未晤为憾。幸在我北返前，你仓猝归来，畅谈甚快。检讨了抗日的战术，交流了各方的经验。相约收集整理我们几年来为民族的一切贡献。哪知这次的把晤，竟为最后的一面！
......
我毕竟是铁石心肠，只知道有你的血迹，不知道有我的泪痕！我们当踏着你的光荣血迹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
仇恨永远在我们的心头，血债没有丝毫折扣！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一致高呼着：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齐举拳头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报仇！
这是得知左权牺牲那天，父亲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亲笔写成的《祭左权同志》一文。
他把自己对老战友左权深沉的怀念之情，都融在了这篇短文中。60多年后，我们来到河北邯郸，在左权烈士墓前，我依稀记起父亲写的这篇短文，此时仍能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当年的血脉贲张，感受到父亲胸中极度的悲伤和叹息，忍不住落下泪来……
对战友是这样，对于危难之际的普通战士和人民群众，父亲也是古道热肠，情牵梦绕。
1941年到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日子。著名电影演员田华，当时是抗敌剧社儿童演出队的小演员，她回忆说，大年初一，她和汪洋、刘佳等人一商量，说，走！给聂司令员拜年去！他们一溜烟跑去了，司令员见小演员们来拜年，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地笑了。他兴致勃勃地坐在一张板凳上看小演员们跳舞，他们那天跳的是《霸王鞭》，跳得特别卖力，司令员连连鼓掌，说："跳得好，跳得好！"跳完了，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司令员，我们还没吃早饭哩。"实际上他们是来司令员这儿混点好吃的，因为当时太苦了，他们馋坏了。司令员二话没说，吩咐炊事员给他们煮饺子。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他们一拥而上，夹饺子，剥蒜，蘸醋吃，唯独桌上一小碗黑色的汤水没人动。司令员就说："吃吧，这是酱油，好吃得很！"大伙拿筷子蘸了点，就像小猫似的先用舌头舔了舔，哎呀，又鲜又香！
田华写道："那时我13岁。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酱油。于是，哗'一下，全吃光了。司令员就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吃，也不说话。看着看着，他眼里就亮晶晶的。后来，他给我们说：当时看着你们这帮小孩，心里特别难过。为什么哪？战争啊，战争是残酷的呀！按理说，你们十二三岁，都应该在父母跟前撒娇哩！可是，你们却成了抗日战争的一个文艺战士，一个小战士……"
田华说："我一直忘不掉1941年大年初一我们吃饺子时，司令员的眼泪。"
田华当时可能想不到，见到人家的孩子，我的父亲也许就想到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不知在什么地方受罪哪！甚至他可能想到，他的女儿已经失踪了，或者是不在人间了，永远无法见到了。
这些想法一定会让他时常心如刀绞。
1941年，我11岁，正在上海嘉定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这是后话。
大约是1982年，田华来到我家，说要到阜平县拍摄电影故事片《柯棣华大夫》的外景。父亲嘱托她，一定给乡亲们问个好。半个多月后，田华又来到我家，对父亲说："老帅啊，老区的人民还是那么好，老区的人民还是那么穷。"她拿出一个菜团子，告诉父亲，阜平的人民现在还有人吃这个。父亲猛地一愣，接过菜团子，久久地凝视着它，半天没吭声，表情沉重。许久，他才喃喃地说："我对不起阜平的人民啊……"
那几天，我发现，父亲的心情一直不好。他还能说什么呢？
1942年春，北岳区大旱，加上日军的封锁，边区闹饥荒，到处缺粮。当时父亲率军区司令部驻在平山县的寨北村。父亲亲眼看到，许多群众被迫捋树叶、剥树皮度日，有些部队也采摘树叶补充伙食。父亲指示军区政治部，立即发出训令，要求部队不要在村庄附近采摘已经被群众当作主食的杨树叶和榆树叶，也不要在村庄附近挖野菜，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与民争食。消息传出后，广大群众深受感动，纷纷找到军区，找到父亲，要求收回这个训令。
60年后，我们来到这里寻访父亲战斗的足迹，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父亲当年发出的这个训令。他们说，聂司令心里想着大伙，宁可让部队饿肚子，也不与民争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聂司令是有菩萨心肠的人！"
望着乡亲们那一张张朴实的脸，我忍不住眼睛湿润了。就是这样的人民，你对他好一点，他能记你一辈子。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特别提到了1942年一次会议上的情景﹣-
我讲到，部队给养困难，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为了渡过难关，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讲着讲着，心中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平时大家说我是一个"能够控制感情的人"，但是，那一次，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泪，许多同志也流了泪，会场上一片哽咽声。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那个时候，军民之间就是这样的紧密团结，同舟共济！几十年后回想起来，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
曾担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的王平，回忆起我的父亲时说，军区有个骑兵营，该营是在长征后期吴起镇战斗中缴获了一批敌人的战马后，由父亲亲手组建的。抗战初期，骑兵营屡立战功。父亲对该营感情很深。但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却决定撤销这个骑兵营，因为这时的骑兵不仅不适应地作战，而且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已成为反扫荡的沉重包袱，尤其是马匹还要消耗大量粮食，给根据地人民增加了负担。按照父亲的指示，800多匹战马退役分散到老百姓家耕地。同时，父亲又决定保留这支英雄部队的番号，扩建成了无马的骑兵团，编入王平的三分区建制。
没有马的骑兵团，也算是一大特色吧。
机关、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喂马的黑豆为主食，当时军区曾规定，每人吃3个月的黑豆。开饭的时候，有人戏称自己成了专吃马料的"第二骑兵团"。吃黑豆，很难消化，不少人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病。战士们也许想不到，他们的司令员也常常食用黑豆。许多年后，父亲的很多老部下回忆道，父亲那时就经常以黑豆为主食。就连我的母亲张瑞华，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时，就得了严重的胃病，即使如此，她也得食用黑豆，为此常常胃痛，人们经常见她捂着肚子，皱着眉头，脸色蜡黄，行动困难。
为了生存，有的部队时常越过封锁线，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背粮，一旦与敌遭遇，就且打且退，背回来的粮食上常常溅有血迹，吃饭的时候，有时会吃到弹片甚至子弹头。父亲想到这些，往往吃不下去，他尽量节省，把饭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但是，当他听说一分区一团有个重机枪班长，块头极大，在部队粮食标准大大减少之后，饿得扛不动机枪时，他破例批准这个班长吃双份口粮。他听说抗敌剧社的田华、张华等"小鬼队"的孩子们吃黑豆，还挖野菜，采老乡们一般不吃的杏树叶充饥，他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心疼地连声说："不能让孩子们吃这些东西，剧社的粮食定量不减，不能减！"
父亲还特别嘱咐部下，凡是讨饭要饭的小孩子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可怜的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
为了战胜困难，父亲叫司令部的人员养猪、种菜，他自己带头，养了两只奶羊和四只来杭鸡，反扫荡时就把它们放在筐里，驮在骡背上带着走。房东霍延龄的二女儿翠婷得了天花，病得厉害，父亲天天让翠婷喝他的奶羊产的羊奶调理身体。那段时间，不知有多少伤病员喝过父亲提供的羊奶。
养羊、喂鸡﹣﹣人们也许很难把这种事情同一位高级将领联系起来。这在八路军以外的其他军队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就是这样与老百姓和他的部队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
最艰苦的日子逐渐过去了。
就在这一年，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踩伤30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这一年的大旱饿死了300万人。而在晋察冀根据地，很少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两相比较，说明共产党创立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光明所在，希望所在。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