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游击区位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以湖南南部广大地区为主。这里山岭绵亘、峰峦起伏、沟壑纵横。
1934年8月，湘赣苏区的红6军团奉命西征，隶属湘赣苏区的湘南游击区也同时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根据组织需要，周里领导的酃遂游击队在酃县坚持斗争。
周里是炎陵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酃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酃遂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
周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其时，湘军王东原15师一部会合酃县保安团分四路进攻苏区，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政策和严密的经济封锁。
湘粤赣独立第4团团长李宗保的叛变投敌，使得处境本已十分困难的游击队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
周里率领战士们只好穿行在策源上洞、大院、十都桃源洞、八面山一带深山老林中，缺粮断炊是常事。
战士们除了武器，还要另带一把柴刀，每到一处，劈开密林杂草，搭个草棚作住房。有时来不及搭山棚，便烧起一堆火，露宿到天明。如遇风雨霜雪，或离敌占区较近不能烧火时，就撑开雨伞、戴着斗笠，几个人挤在一起熬过那漫漫长夜。
独立营新任营长经不起考验，纠集一部分人密谋杀害周里，率队投敌。副营长及时将情况报告周里，周里经对证核实，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事态。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周里仍然领导酃遂游击队不断打击敌人，开创斗争新局面。
仅一年时间，周里率领这支革命武装建立了遂川县荆竹山、上下烟两个乡苏维埃政权，将酃遂边界游击区域扩展到遂川的黄坳。
1935年秋，周里奉命担任中共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长兼湘粤赣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
10月，国民党对东西边山进行第二次“围剿”。游世雄率西边山游击队突破包围圈后转移酃县，于酃县大院西坑与周里的东边山突围游击队会合，队伍只剩200余人。
蔡会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特委书记陈山俘前写给周里“司令员蔡会文已牺牲，我也挂了花，请周里同志代理特委书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的手令，特委成员进行了调整。
周里代理特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游世雄负责支队的战事指挥，队伍短暂休整后，游世雄率游击队返回了西边山，周里率领仅存的几十人从桂东朱冠山向酃县突围。
这时，粤军一个团紧追不舍，周里充分发挥熟悉环境的优势，牵着敌人在大山中转。在一葫芦谷口，敌人正晕头转向，游击队突然回兵，毙敌10余。又经几个夜行军，终于摆脱追兵，回到熟悉的酃县根据地。
1936年4月下旬，周礼和游世雄、李国兴率领湘粤赣特委和游击队200余人，由桂东经资兴转移到安仁县豪山潭湾村的神堂背，与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区委员会负责人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100多人会师。
潭湾是一块方圆百里、巍然屹立在敌军围困中的游击根据地。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就活跃在这一带崇山峻岭之中。同时，因为湘南特委机关于1935年冬也转移到潭湾，湘粤赣特委与湘南特委也就在此会合。
1936年5月27日，红军游击队在潭湾杉木垅召开了这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
湘南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徐克全、刘霞、陈梅连、陈亚元等；湘粤赣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周礼和游世雄、李国兴、王赤等人。
会议决定:撤销湘粤赣特委，合并成立新的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新的湘南特委。
会上推选徐克全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周礼为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游世雄为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刘霞为组织部长，李国兴为宣传部长，陈梅连及各县负责人为委员。
同时，湘南赤色游击队大队和粤赣湘边区游击大队合编为一个支队，游世雄为支队长，下分两个大队。
原粤赣湘游击大队为湘南赤色第一游击大队，赵书良为队长；原湘南赤色游击大队为第二大队，谭经武为大队长，谭绥眉为政委。
湘南特委福星红灯窝办公旧址
羊脑福星与潭湾隔壁，是当时的大本营。湘南特委在福星红灯窝办公。红军医院在二三百米远的蛇形李家冲，共三名医护人员。陈梅连带领游击队驻扎在一里外的邹家冲。
1936年冬天，敌人对潭湾根据地的包围更紧，封锁更严，形势异常严峻。敌人调动了比游击队多数十倍的兵力，集中“围剿”。
意志薄弱者被困难吓倒，逃的逃跑，叛的叛变。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克全弃枪携款潜逃，拐走一笔钱，躲到一座庙里当和尚，委员会无形中被取消，只剩下湘南特委。
在潭湾土坡里，周里召集特委紧急会议，改变“以潭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各负责人分头行动，以分散敌人，保存队伍。特委也进行了重新分工，游世雄分管军事，并负责汝城、桂东一带的工作。
在此期间，东边山游击区迅速得到恢复，游世雄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扩编为两个大队。
第一大队由赵书良负责，以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活动；第二大队由王赤负责，以东边山为中心开展活动。
为了解决游击队给养和武器问题，游世雄率游击队50余人夜袭汝城小垣矿警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和军需物资一批。
同年9月，国民党调粤军第1军第1师会同汝城、资兴、桂东等县的保安团、“铲共”队对湘粤赣边游击区发动第三次大“清剿”，东西边山游击区形势再度严峻。
这时，陈山叛变后返回汝城，暗中向国民党献策，建议“组织湘粤赣三省联防‘剿匪’指挥部，不分省界追剿”。
国民党采纳了陈山的意见，成立了湘粤赣三省联防“剿匪”指挥部，并秘密委任陈山为联防“剿匪”副指挥。
同年秋，受汝城县长胡凤璋秘密派遣，陈山伪装积极，重返西边山游击队。因游世雄政治幼稚和思想麻痹，不久，陈山重新窃取了边委和游击队的领导权。
一次，胡凤璋率部进山“清剿”游击队，密令陈山暗中配合。为让胡凤璋把游击队歼灭，陈山主张集中兵力迎敌打埋伏。
但是，游世雄正确估价了当时敌强我弱形势，坚决主张避敌锋芒，迅速转移洪水山营地，陈山阴谋未能得逞。
后来，陈山感到无法向胡凤璋交差，趁汝城工作团团长王佐凡带队去汝桂交界的杉树坳村筹给养时，密令该村保长陈原仔将王佐凡等人杀害。
王佐凡到达杉树坳村后，陈原仔会集村中地痞，趁招待吃饭之际，用酒将5人灌醉，然后持斧将5人砍死。
王佐凡等人遇害后，湘南特委重组汝城工作团，任钟为忠为团长。为瓦解游击队，陈山到处散布悲观论调，鼓吹享乐思想，叫队员们不要再在山上受苦受罪了。同时，还在内部制造矛盾，唆使通讯员李书福枪杀了新战士郭某。
年底，第三次反“清剿”斗争进入最残酷最艰难时期。国民党加大了“清剿”力度，步步逼进游击区中心，同时大量组织听声队、跟脚队、看烟队，严密监视游击队的活动。一时间，西边山境内狼烟四起，枪声不断。
红军游击队转战山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保存实力，部队尽量昼伏夜出，分散行动。出入时，注意清除脚印，有时故意将鞋倒穿留下脚印或丢下军用物品以迷惑敌人；
煮饭时，也尽量烧不冒烟的柴，一餐做好一天的饭，或趁清晨大雾弥漫时煮饭。没有粮食时，也不随意进老百姓的家，而以野菜、野果充饥。
由于敌人天天搜山，游击队居无定所，常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
最难熬的是冬天，队员们冻得全身发抖，常躲进山洞里烤火。在艰苦的岁月里，游击队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没有棉衣穿，没有换洗的衣服，身上长满虱子，大家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脱下衣服捉虱子，把虱子丢到火堆里烧得啪啪响。
为打开局面，鼓舞士气，1937年1月，游世雄率队先后袭击了国民党西边山木丘和资兴龙溪场下等据点，毙敌30余人，俘敌20多人，缴获长短枪55支、手榴弹3担、子弹3万余发和一批军用被服，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改善了部队装备和给养。
1937年2月，西边山肃反委员会接到湘南特委关于“陈山在治伤期间已经叛变”的通知，立即在洪水山营地召开反腐化篝火会，揭露陈山叛变革命和屠杀游击队员的罪行。
后经湘南特委批准，在洪水山营地处决了陈山。其后，根据地形势更为严峻，游击队被迫再次突围离开了西边山。
游击队撤走后，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也遭国民党军队破坏，政府主席、汝城工作团团长钟为忠、队员钟桂馥等在袁家冲伏击战中壮烈牺牲，赤卫队长李纪风被俘押至郴县杀害。
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经湘赣特委研究决定，湘粤赣边游击队秘密隐蔽，暂停活动。
1937年春末，国民党忙于其它战事，“清剿”大军离境，游世雄率部三进西边山，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4月14日，游世雄以湘南特委代表的名义给东边山区委发出指示信。信中分析了斗争形势，部署了当前工作，在谈到组织问题时说：
“为健全东边山的工作，特调王赤同志任东边山区委书记兼第二大队政委，朱正增同志为团委书记，游雪高同志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其他干部由王赤同志及区委负责斟酌分配。
西边山区委名目取消，仍组织特区委，以顾星奎同志为书记，团委书记由曾昭墟同志担任。并组织一新兴区委，由邹云雄同志任书记，郭庚养同志任团委书记。
凡一切地方党的工作，各区委都受特委和湘南代表的指挥……支队部以赵书良同志为支队长，我因别的工作关系，暂责成罗新成同志代理政治委员。”
同年6月，胡凤璋又率保安团600余人“清剿”西边山。游世雄指挥游击队与胡凤璋在大山中兜圈子，捉迷藏，尽量避开敌人，保存实力。
一天，游击队于松坑一带与汝城保安团相遇，双方发生激战。由于保安团火力猛烈，大部分队员被打散或壮烈牺牲，游世雄带领少数队员乘夜沿山路向东茅垅方向撤退。
这是游击队进入西边山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游世雄的妻子范惠香及数十名游击队员伤亡。
当时，范惠香身背不满三个月的小孩游怀春，行动迟缓中弹倒地，压得婴儿大哭。敌人知道范惠香是游世雄的妻子和小孩后，便将她的头颅和婴儿游怀春送郴县保安司令部邀赏。
郴县保安司令部将范惠香头颅挂于城头示众，将小孩作为人质羁押。后在汝城、资兴、桂东、郴县等地张贴布告，以此胁迫游世雄率游击队下山投降。
松坑战斗后的第三天，游世雄带着剩下的30余名队员潜回营地，收集余部，继续战斗，区团委书记郭庚养重返松坑战场寻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步枪回到游击队，后一些失散的队员也陆续回来。
1937年9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出人员，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的指示信，送到桂东西边山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
信中说：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
并且指示:
游击支队可就合作抗日的问题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易下山，一切待命行动。
由于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一直转战在东边山、西边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又对东边山、西边山严密封锁，致使游击支队与项英、陈毅等领导的中央分局机关中断了二年的联系，不知道国共已经合作。
游击支队接到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对此甚为怀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相互敌视，已打仗十年，怎能一下子就化干戈为玉帛而进行合作呢？觉得是国民党反动派设的骗局。
正在这时，前往湘南特委联系工作的罗新成、顾星奎赶了回来，他们也说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国共合作的文章。
虽然如此，不少人仍心存疑窦。于是，支队长游世雄派顾星奎等随赣粤边特委派来的交通员，前往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央分局所在地，证实指示信是否属实。
大余池江中央分局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在池江，中央分局的杨尚奎会见了罗新成、顾新奎，向他们着重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反复强调，在谈判中不能放弃原则，决不能让国民党吃掉我们。
顾星奎等返回西边山后，将上述情况向游击支队党组织作了传达。至此，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才消除疑虑。
支队随即召开党委会议，统一了认识，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坚决贯彻执行，决定派人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谈判。
1937年10月初，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负责人游世雄带领顾星奎、曾昭墟、肖国天等人下山，来到桂东县西边山的桃寮，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游击队下山集中等问题与国民党湖南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郭大维、桂东县政府代表黄存善等人进行谈判。
谈判期间，国民党代表以国共合作应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为借口，采用官禄引诱与强硬威胁相结合的手段，企图将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编入国民党保安团。
游世雄等人坚决驳斥了国民党代表的荒谬言论，认为这是借合作之名吞并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明确表明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坚定立场。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谈判斗争，双方达成四项协议：
（一）停止敌对行为，确定沙田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集中地点，周围60华里由游击支队设防作为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点；
（二）红军游击支队集中改编期间，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保证如数供给给养；
（三）释放所有被捕坐牢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队员及革命群众；
（四）除游击队派员与有关县取得联系外，国民党派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议郭大维为常驻沙田代表，以便双方联络交涉。
接着，游世雄等人又赴汝城与郴州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及汝城县长凌惕渊进行谈判，经双方洽商，达成“国民党郴州保安司令部解除对东边山、西边山游击支队的敌对行为的协议”。
汝城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游世雄离开汝城时，胡凤璋、朱扬荣分别送给他一头骡子和一件狐皮大衣，郭大维送还了游世雄在西边山松坑突围中失散的儿子游怀春，至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桂东建立。
10月中旬，按照游击支队代表与国民党桂东县当局等代表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精神，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下山到桂东沙田集中，并进行整训、扩军。主要任务是：
（一）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认清形势，明确新任务，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二）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略战术水平；
（三）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发动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整训期间，游世雄、王赤向部队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意义。
随后，制订工作计划，组成群众工作组，深入周围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当地民众踊跃报名，王桂馥、陈炳才、扶有余、李明、郭英才、郭名兴、郭玉恒、周斌等200余人参军，游击支队的队伍由原来的300多人扩展到500多人。
通过整编，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游世雄任支队长兼政训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方玉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训员。
此时，北山区委代表罗绍增经思顺、上堡等地来到沙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转达了游击支队到大余池江集中整编的指令。
12月5日，湘南特委代表游世雄派杨汉林、钟乐喜赴江西大余池江中央分局向项英、陈毅汇报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沙田集中整训的情况，并请示行动命令。
12月下旬，在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开赴大余池江集中的前夕，桂东县各界人士在县城醒钟楼前举行隆重集会，欢送游击支队开赴抗日前线。
会上，国民党桂东县党部负责人张恕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县长颜宗鲁向游击支队赠送了锦旗，桂东县和汝城县的群众纷纷前往慰问，送来许多慰问信和大批慰问品。
28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部分队伍由桂东沙田开往江西省崇义县思顺，继续集中训练。
当日，支队部致函崇义县政府：“敞队奉令开拔崇义过埠等处集中整理训练，北上抗战，应请贵府查照，布予以军需品和给养之接济维持，以免军困。”
同时，派代表前往交涉，要求备供给养，另筹制棉军服150套。
至1938年2月上旬，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编为五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由游世雄、王赤率领，分期分批从沙田出发，经江西的崇义等县抵达大余县池江集中，编入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2营及第3营一部。2月15日，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湘粤赣边游击队走上抗日前线后，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由延安返回湘南，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湘南之际，王涛奉命率领游击队员随红军长征。
这次回来，他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在湖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张治中同意，王涛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
1938年2月，经省委和中央许可，重新组建湘南特委，王涛任书记，周礼任组织部长，卢文任宣传部长，蔡坚任职工部长，谷子元、谢竹峰、顾星奎、林长春为委员。
为了合作抗日，根据中央指示，湘南特委决定继续对当地遗留的其他游击队进行整编。
工作之初，大部分干部战士对国共合作不理解，不相信国民党会与共产党合作，因而不愿意下山接受整编。
王涛立即在郴州万胜旅馆等地，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从理论上和思想上解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问题。接着，又同其他特委深入乐昌、乳源、宜章等游击区，做思想政治工作。
1938年2月，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在坪石附近的坳丘集中，开往宜章赤石三望坪学校集中整训，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李林任大队长，新四军干部谢忠良等4人担当教员，队伍很快扩大为130余人。
2月下旬，刘厚总率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也到江头刘家祠集中整训，扩充至180人。
4月上旬，李林率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也开至耒阳江头刘家祠。李林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刘厚总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两部共计300余人。
11日，李、刘两部告别湘南，经东湾、毛栗冲、竹塔市、锡里洞、灶市、株洲，南昌、岩寺等地，抵达安徽太平，编入新四军特务营，踏上了抗日战争这个新的革命征程。
鄂豫皖边游击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十五块游击区中较大的一块游击区。
1935年春至1937年冬，第三次重建的红28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安徽岳西县山区为基地，转战于鄂豫皖三省45个县。
1937年7月，在岳西大岗岭的一个小茅棚里，皖西特委书记、第28军82师师长何耀榜找来一只破瓷碗，倒上菜油，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当成灯芯做成一盏油灯，开始阅读一份文件。
高敬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份文件的渊源颇为久远。当时，红28军政委高敬亭带领部队在大别山孤军奋战已有近三年时间，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及鄂豫皖省委，也尝试派遣交通员去陕甘地区，但始终没有和组织联系上。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多次派人到鄂豫皖边区寻找，始终未果。
然而，一次偶然的巧合，却让久未联系的中共中央与红28军联系上，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一名叫姜术堂的国民党低级军官。
1936年秋天，姜术堂向红28军投诚，要求参加红军。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复杂，何耀榜劝说姜术堂回乡，等以后形势好转再来参加红军，并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利用回乡的机会，到陕西打听中共中央的消息，向中央报告红28军的情况。
不久之后，西安事变发生，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想起何耀榜的嘱咐，已经回到河南老家的姜术堂便来到西安，找到了中共中央设在那里的办事处，受到了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处长、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等的接待。
在听完姜术堂关于红28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简单汇报后，王稼祥让人给了姜术堂一些文件和宣传材料，委托他转交给红28军负责人。
随后，姜术堂回到了岳西，找到何耀榜，并向其汇报了西安之行的情况，还带来了《八一宣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文件和宣传材料。
看到这些文件，何耀榜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必须向高敬亭汇报。7月13日，何耀榜将文件和宣传资料递交给高敬亭。
而在此之前，高敬亭也已经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信息，使他对停战谈判一事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两年多没有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高敬亭，这次面对党中央的指示，既喜悦又震惊，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复杂而又简单，因为他要和拼杀多年的对手握手言和。
何耀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沉思许久后，他跟何耀榜商量很多，并组织大家开会学习中央文件，组织大家讨论。最后，高敬亭决定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发出举行停战谈判倡议。
7月15日，高敬亭以红28军名义写了一份公函给卫立煌，派便衣队交通员金孝广送至国民党岳西县第三区公所。
第三区区长李德保接到红28军的信后，立即向岳西县政府报告。
对于高敬亭提出和谈，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也很意外。在对手国民党军队看来，高敬亭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因为，他带着上千人的队伍，在大别山牵制了国民党68个团共计17万正规部队，还有十余个地方保安部队力量。
当时，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正在庐山开会。接到汇报后，他立即下令，愿意与红28军举行停战谈判。
当日，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岳西办事处立即回信，表示愿意谈判，并派赵姓参谋前来蛇形岗商谈。
国军为什么反应这么快，是否其中有诈？因为，这时候，“活捉高敬亭者赏洋5万，活捉何耀榜者赏洋2万”的布告到处都有张贴。
高、何二人经过一番政治、军事分析以后，决定自己不出面，由何耀榜化名为红28军82师警卫队的吴队长，带着10名战士前往蛇形岗，与赵参谋接头试探，并以示诚意。
下午，何耀榜带领了十来名红军战士来到了蛇形岗炮楼附近，岳西县第三区区长李德保走出炮楼来与其接头。
在双方互报身份时，何耀榜称自己是红28军警卫队队长，之后那个负责接头的赵参谋便出来与其见面。
刚见面时，赵参谋居高临下，气势逼人。听说对方是警卫队长就是：“你们的代表呢？不见正式代表是不能谈判的”。
何耀榜回答道：“我是奉命来接头的，并不是来谈判的。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向代表转达”。
赵参谋听此言便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说道：
“交一挺重机枪奖500元，交一挺轻机枪奖150元，盒子枪100元，长枪80元……”
没等那赵参谋把话说完，何耀榜便厉声驳斥：
“这不是谈判，这是在做买卖！国难当头，国共两党都以民族利益为重。
你回去问问你们卫督办，他是真谈判还是假谈判？是想当亡国奴还是相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想，国共两党抛弃前嫌，团结抗日，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没等赵参谋回去请示，区长李德保又匆匆赶来，叫赵参谋回炮楼接电话。
然后，李德保告诉何耀榜，岳西县县长已经接到卫立煌命令，不管在任何地区，如果有高敬亭领导的红军发起谈判，当地军队不得与其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能制造麻烦，而且还要供应给养。
正因为如此，县长才要赵参谋去接电话，听取卫立煌的指令。果然，这个赵参谋接完电话后，赶回接头地点时，说话口气变了，并连声歉意。
在此情况下，何耀榜向李德保提出，关于谈判一事，国民党方面要有诚信的态度和明确的回答。双方约定，当天傍晚六点在离蛇形岗20里外的南田再次碰头。
当时，高敬亭也就在南田，静观谈判接头的进展。何耀榜到达南田后，把接头经过向高敬亭作了详细汇报。
经过分析，高敬亭认为，由于谈判是红军主动提出来的，国民党方面措手不及，思想准备不足。特别下层军事人员不理解上级的意图，甚至还僵守在过去的立场上，企图一金钱诱降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施压，使红28军在谈判中处于劣势。
这说明，谈判将是艰难的，军事威胁也依然存在。为了防止国民党部队派部队来南田袭击，何耀榜建议高敬亭先离开南田。
但是，高敬亭没同意，他坚持要与何耀榜一起处理谈判问题。傍晚6点，区长李德保来到了南田，说卫立煌要派他的高级参谋刘刚夫，亲自到岳西同红军谈判。
李德保又问谈判代表是谁，此时，何耀榜即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说自己就是谈判代表。
7月17日，皖西保安司令部一名姓郭的副官来到岳西县第三区区公所，与李德保一道会晤了何耀榜。
19日，郭副官又与李德保一起来到了何耀榜的驻地，对谈判事项做出了具体商谈。并告诉何耀榜卫立煌督办的正式代表刘刚夫已于18日到达岳西，请何耀榜代表去岳西县城谈判。
何耀榜表示，他愿意去县城，但国民党围攻红军的部队必须后撤20里，如果不撤，说明国民党还不是诚意要谈判。
因为，自7月15日红28军向国民党提出停战协议后，自己所在的位置已经完全暴露了出来，国民党第32师已在红28军驻地的外围形成了包围圈，并逐渐向内推进。
而且，连日来，红28军手枪团二、三分队和地方游击队、便衣队正在外围与32师所部激烈战斗，吴云霞领导的中共潜山县工委的全体人员壮烈牺牲。
如果国民党不是真心谈判，继续向内收缩包围圈，红28军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必须实施突围。
当天，郭副官电话向其上级汇报后，中午国民党部队就开始后撤。至此，国民党对停战谈判诚意有所显现，红28军驻地及军政领导人的安全得到保障，停战谈判继续进行。
7月20日，在郭副官和李德保的陪同下，何耀榜骑马来到了岳西县城所在地——衙前。
在县政府里，何耀榜与刘刚夫就举行谈判的若干问题做出了初步磋商，他还与卫立煌通了电话。
卫立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卫立煌表示，他可以下令停战，同意保障红28军供给，同意九河一带为红28军及游击队的集合地。电话中，卫立煌还建议双方组成代表团、谈判委员会和文件起草委员会。
为了保证谈判期间红军的安全和谈顺利进行，何耀榜再次提出，围困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必须再后撤20里，此议也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同意。
接着，双方约定好在岳西县青天畈上青小学继续举行谈判。
青天畈离红28军大本营鹞落坪很近，在红军的控制范围内，也是革命老区，上青小学就设在汪氏宗祠内，而且，这所小学是共产党员创办的。
7月22日，谈判正式开始，红28军全权代表何耀榜，高敬亭以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党方面的全权代表则是刘刚夫。
经过了6天的拉锯式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一致的条款。红28军提出来的有12条，国民党方面提出来的有7条，主要内容包括：
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红军不打土豪，红28军集中地点以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开赴抗日前线所用交通工具由国民党方面负责，如数退赔被没收的红军家属的财物。
7月28日，停战协议书的签字仪式在岳西县举行。这天，九河朱家大屋张灯结彩，操场上搭着高大戏台。
上午，双方代表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步入了朱家大屋前厅。何耀榜、刘刚夫作为全权代表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为半个月的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高敬亭在参加九河签字后的当天，立即赶回鹞落坪，看望与他们生死与共的鹞落坪民众，向与红军三年来生死与共的亲人们告别。
在鹞落坪，高敬亭召开桐舒指挥部、潜太游击队和潜太宿工委会议，传达了鄂豫皖边区国共谈判、九河签字的协议精神，并决定皖鄂边特委所属便衣队全部到土门结集。
会后，红28军在岳西及邻近各县张贴如下告示：
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集合。
8月上旬，高敬亭率领红28军从鹞落坪出发，经霍山县到七里坪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