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兰州，文强住在兰州铁桥头西北特警班招待所，见到了赵龙文、程一鸣、廖划平等一批军统高级骨干。
从他们口中，听说了不少西北局势及反共防共、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第一次听到了有关胡宗南与戴笠关系亲密，“胡、戴不分家”的说法。
这时，他这才回想到，西安事变中，胡、戴每日电讯不断，互通情报。特别是有关南京方面的动态，戴笠向胡宗南报之尤详。
而且，西安事变解决后，有一次戴笠在南京向郑介民、余乐醒和文强一批人夸口说：
“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我的把握在宋家与张氏父子的姻戚关系，以及我与汉卿的私交玩友关系上，但下定决心的关键，在于宗南来电。”
——以后，文强在西安与胡宗南混得很熟了，又从胡宗南口中证实了这一点。
胡宗南对文强还说过：
“如果没有我那通坚决主张的电报去，雨农是顾虑重重，押不中这一宝的。”
胡宗南这寥寥数语，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在兰州停留一周后，文强乘坐长途汽车，在西兰公路上颠簸了两天，到达西安。
他被安排住进了玄枫桥甲14号戴笠公馆，军统晋陕区区长王鸿骏夫妇住在这里，负责招待他餐食。
王鸿骏也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跟文强一样，也曾是中共党员。文强在王鸿骏陪同下，来到小雁塔，面见胡宗南，递交了戴笠托送的密封信件。
对文强，胡宗南以“同学”相称，热情邀请他在西安多住几天。并于当晚，请他到他的公馆进餐。
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中央军校七分校旧照
晚上进餐时，文强见到了好几位西安地区的国民党要员。胡宗南向他们介绍说，文强是委员长派来的，暂留在他身边任八战区副长官部军务处长，希各位多多与之交谈西北及太行山情况。
这样一来，接连几天，文强忙得不可开交：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游击干部训练班、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等单位到处请他去参观访问、作报告。
其间，胡宗南多次找文强到东阊门1号他的公馆单独谈话。
在谈话中，胡宗南常常突然提出一些问题要他回答，如“初到西北的观感”“对抗日前途乐观还是悲观”“德苏之战哪方获胜”“对国共合作前途的看法”“读过曾文正（此外又问及左文襄、胡文忠）的全集没有”等等。
而且，是想到哪里就问到哪里，不让你有考虑的功夫，马上就得回答。
一天深夜，文强回答完了胡宗南的提问，精疲力竭回到住处。王鸿骏看到他这么晚回来，开玩笑说：
“老兄到西安一月来，连背影都难得看到，既是忙人也是红人呀！”
文强一听此话，满腹苦水涌上心头，趁机发起了牢骚：
“唉，既要我去太行山就干脆去太行山；既要留在西安就干脆留在西安。每天谈话，考察，搞得人头昏脑涨，耍什么把戏！”
王鸿骏听了，也同病相怜地叹道：
“胡戴不分家，就是胡、戴两人互相信任，互相利用。在遴选任用上，他们也常常交给对方在暗中考察。
胡手下的干部送到戴那里考察，戴手下的干部送到胡这里考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我在西北多年，也是同样经考察过的，甚至现在也还在考察中。老兄不必性急，既来之则安之，要你如何就如何，反正你是有前途的。”
听完这一席话，文强才又想起，戴笠托他带交胡宗南的那一封火漆密封信，估计一定是嘱咐其对文强进行考察。
在西安期间，文强有一件高兴的事，是他与此前的副官李锡年又会面了。
文强撤离上海“孤岛”不久，军统局地下抗日机构又遭到大破坏，沈忠毅被捕，李锡年侥幸逃脱，被迫撤离。
这次，得知发表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就跑到西安来投奔老长官，居然把文强找到了。
两人相见，真是喜出望外。文强便让李锡年留在自己身边作了中尉副官。以后，李锡年跟随他上太行山，去东北，闯过不少险关，多次帮文强脱离危险，一直升任到少校警卫队长，直到文强离开东北时，两人才分手。
在西安，文强从3月中旬一直逗留到了6月，重庆终于来了电报，要他即赴洛阳成立办事处开展工作。
这时，胡宗南才说，戴笠已给他来了长途电话，催文强赶快先去洛阳，再进山区。
文强心想：考察期总算结束了。
接着，胡宗南又对他交代说：
“范汉杰率领第27军在太岳区，正准备对付日寇的夏季扫荡。这次扫荡，不但是对中央部队的考验，也更是对庞炳勋、孙殿英的考验。校长派你去的任务你是知道的。如果到了山上有困难，随时打电报给我。”
临行前，胡宗南为文强饯行，又给了文强一个密电码本。
当时，陇海路潼关至灵宝的一段暴露在两山隧道间的铁路，因为日寇经常隔河进行炮击，所以火车只能在夜间悄悄闯过去，迅速钻进隧道，叫做“闯关车”。文强就乘这“闯关车”到了洛阳。
洛阳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来到这里，文强在洛阳饭店住下后，第二天便拿着戴笠托交的那封敞口信，去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中信简单介绍了文强此行的任务。
蒋鼎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蒋鼎文看过信后，说文强去太行山任务艰巨，要他在洛阳多停留一些时日，以便与党、政、军、团各方面加强联系合作，多了解些华北敌后复杂情况。
随后，他告诉文强，华北正遭遇大旱，日寇趁机扫荡。庞炳勋刚愎自用，孙殿英则狡诈多变，已将内部暗藏的共产党八路军分子驱走或禁锢起来。
而且，第27军经不起日寇扫荡，根据连日来的战报，胡宗南的基本部队已溃不成军，军长范汉杰落荒而逃，竟不如孙殿英、庞炳勋那样的杂牌部队经得起拖。
说到这里，蒋鼎文恨恨地说：
“山上如不好好整顿一番，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天下，便是共产党的天下。
委员长要确保华北这一敌后唯一根据地的决策是英明的，但也是艰巨的。张荫梧说得对，我军是在夹攻中奋斗。如果保不了，将来怎么在国际上说话……”
谈话结束后，蒋鼎文让机要秘书周心万介绍文强与参谋长董英斌、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张荫梧等冀察鲁豫四省头面人物认识，建立联系。
6月底的时候，正当文强准备动身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时，忽然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电报，要他参加侦破轰动一时的豫东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失踪案。
为此，文强又在洛阳停留了两个多月。
——半个多世纪后，洛阳市于2000年发布于互联网上的洛阳大事记中，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条目内，还有这样的记载：
“3月15日，洛阳发生轰动全社会的复旦中学事件。”
足见此一事件震动之大、影响之深。
韦孝儒是河南杞县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开封中州公学、北京中国大学。
早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任河南省支部干事、临时党部执行委员。
1927年后，担任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第3、4军政治处处长。1928年任修武县县长。1931年任安阳县县长。1932年任南阳县县长。
1933年任豫鄂皖边区总司令部督察长。1934年任六安县、岳西县县长。1937年11月任中国国民党河南省第二区党务指导专员。
在抗战初期，时年已经47岁的韦孝儒担任民运处长，第一战区开展抗日民运工作，为前线部队运送物资，救助伤患。
1938年6月3日，韦孝儒的家乡河南杞县沦陷。兰封会战，我军12个师围攻日不克，致使河南大部沦陷，9日，蒋为了阻遏日军的铁蹄，炸开了花园口，我军从这一地区撤出。韦孝儒不忍家乡百姓遭受苦难，本身文官出身的他，此时投笔从戎，放弃官职，利用自己曾经在河南当地百姓中的影响力，发动睢、杞、陈、通、太等县的百姓民众，组织成有16个大队，五千多人的抗日武装。没上过一天军校的韦孝儒，将这支队伍训练成抗日劲旅。前后六次将前来进犯圉镇的日寇打退。
此时日军的主力已经转战他乡，河南地区只留下少量的鬼子的治安部队和伪军。韦孝儒趁机布置自卫队收复失地，7月6日，光复家乡杞县，几天之内被日军占领的通许、陈留、通许等县城都被光复。
第一战区长官程潜感叹其是文官，却能带兵打仗，为国分忧，特意奖赏其两万大洋。上报后，1938年11月28日，韦孝儒升任河南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1940年春，任第一战区游击第11纵队司令。
陈立夫看中了韦孝儒的威望与才气，将其招入中统麾下，成为其得力干将。
此外，韦孝儒还曾经在蒋介石面前提携过刘茂恩，后者在抗战之后升任集团军司令，成为韦在军中的大靠山。
1942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召集专员、县长开会，韦孝儒按时到洛阳出席会议。
由于韦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到会的第二天，即应请借副官、秘书和电台台长住宿学校。
3月15日夜，一伙不明身份的蒙面人来到学校，韦孝儒的随员和闻讯从各自住房出来的该校校长郭兆曙及教导主任、教员等共6人同时被抓走。以后下落不明。
韦孝儒半生从事教育事业，又是CC派的名人，在河南教育界颜有影响。他的失踪轰动洛阳，CC份子和社会各界人士要求破案的呼声很高。洛阳八中、洛阳师范等校的师生罢课到战区长官部请愿，并去火车站卧轨示威；省国民参政会的代表联名电告重庆政府。
蒋鼎文、李培基对在他们眼底下作案也大为震怒。他们从各方反映的情况分析，疑为赵理君和胡宗南系统“劳动营”的手下人所干。
立即召集驻洛阳的军政警宪特十多个组织的头子开会，成立联合调查组，限期十天破案。同时，又向蒋介石报告，扬言系“共产党人所为”。随后，蒋介石令戴笠亲自督办此事。
戴笠先叫军统局河南站长岳烛远、随后又叫河南稽私处长刘艺舟办理此案。岳、刘二人都急于破案争功，宪兵系统也插手进来，一时互不相让。刘艺舟已经摸到一点线索，把嫌疑人赵理君软禁起来，但仍没有头绪。
戴笠嫌破案速度太慢，又将驻老河口的别动军第六纵队司令徐志道调来领导破案，因考虑到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又当过宪兵团长，以为可以协调各方面。
谁知，徐志道一来就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连对战区长官部也打官腔，闹得大家不愉快，更是互相掣肘，甚至连软禁中的嫌疑人赵理君也趁隙跑出去了。
戴笠焦头烂额，只得又令文强接替徐志道办理此案。
文强接手后，找岳烛远、刘艺舟等会商，从韦孝儒与赵理君的争权斗争上找根源。经过多方调查，从赵理君派驻郑州的混成大队长曹银屏身上打开了缺口，终于查明此案系赵理君指使曹银屏所为。
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原是大革命时期的CP（中共党员），后来成为军统内有名的行动专家，即现在所说的职业杀手。
八一三上海抗战中，赵理君曾奉命在戴笠设下的“鸿门宴”（文强与日本间谍南本实隆的最后一次会谈）上率几名杀手埋伏待命，准备置日谍于死命。
不料，因日本军队当天突然从金山卫登陆，南本临时改变计划没有来，逃脱了赵理君的格杀。
上海沦陷后，赵理君留在租界“孤岛”，担任过军统上海区行动大队长和代理区长，奉命刺杀被蒋介石怀疑与日本人有勾结的民国元老唐绍仪。
他只身乔装混入戒备森严的唐宅，以利斧劈死唐绍仪后从容离去，做得倒是干净利落。
后因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叛变，赵理君无法在上海立足，被戴笠调到以洛阳为中心的第一战区，担任少将混成总队长。
混成总队是1939年后在各地建立的专门混入敌占区城市进行破坏活动的便衣武工队，从事镇压汉奸、破坏日伪军事基地和军火仓库等行动。先是由各战区主办，后来又交给了军统局主办。
在各战区成立的混成总队中，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的第三战区混成总队因在敌后活动多年，经验丰富，战绩最为突出，文强老友刘人奎就曾领导杭州地区混成总队与日伪斗争，立过战功。
赵理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赵理君干这一行倒也是轻车熟路。然而，不幸的是，此人长期从事武力行动，竟至过分看重了自己的武力。
1941年，赵理君派大队长曹银屏（四川人）带十几个小特务贩运毒品，途经中牟县，被豫东行政区专员韦孝儒的保安大队连人和毒品一并查获，唯曹银屏逃脱。
韦专员恼恨这伙特务横行，装着不知他们的身份，全部以贩毒罪明示枪决。赵理君恨韦有意不卖他的帐，于是蓄意待机报复，做出这件骇人听闻的大案。
文强将查清的案情向蒋鼎文当面报告后，请长官部派出工兵团，从一枯井中，将韦孝儒等6具尸体起出。又派特务团协助监视以防发生兵变，将赵理君、曹银屏等逮捕。
随后，第一战区组成军事法庭，由战区副长官曾万钟任审判长，军法总监于典书任副审判长，进行了两堂军法会审，文强以陪审官身份参加了两次会审，赵理君这时才对所干的一切供认不讳。
在文强进入太行山后不久，赵理君、曹银屏等被依法枪决。
赵理君大约要算抗战时期军统局内因违法而被处决的最高级别干部。
有关此案，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当年7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则记载：
午，雨农约有关负责人在其公馆谈话……据雨农云，洛阳十二区专员韦孝儒及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六人于三月十五日被捕失踪（蒋长官曾来电请查，无结果），兹经查明系赵理君所为。
据雨农兄研究，赵系共产党，故为此挑启政治上之纠纷。余对此保持惊异之沉默。
戴笠大概是见军统局出了这样的丑闻不好向蒋介石交代，也不好应付CC系的攻击，想加以掩饰，竟“研究”出一个“赵理君系共产党”的结论。
然而，唐纵不愿相信而明白地“对此保持惊异之沉默”，可见其结论之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