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埃及历史的研究，主要依靠考古发掘的资料和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保留下来的最为重要的古代埃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年代记、王表、传记铭文、宗教文献等等，如古王国时期的《巴勒莫石碑》、《梅腾自传》；中王国时期的祈祷文或棺文；新王国时期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阿卑多斯王表、卡尔纳克王表和都灵王表。

由于这些资料所记载的内容和性质不同，最为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的应属王室编年记录，现存最具有史料价值的应是《巴勒莫石碑》和记录国王在位时间年月日俱全的《都灵王表》。

巴勒莫石碑是流传下来最早的年代记之一，它记载了埃及古王国时期及其以前的一些极具神秘性的国王，如在书本中看到的吉萨、哈谢海姆威、斯尼弗鲁、萨胡拉等这些神秘又伟大的国王。本文主要通过对巴勒莫石碑的介绍来了解古埃及人独特的“历史”观念，理解古埃及程式化“史学”这一独特的文化特质。

1.巴勒莫石碑及相关残片的历史与现状

古埃及人通常用“gnwt”一词来指现代意义上的编年记，这词最初指那些镌刻在象牙或木制标签上的文字资料。最早源于那些出土于涅伽达和整个早王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矩形木制或象牙标签，这些标签作为墓地的随葬品，主要用于王室的管理。从第一王朝开始这些标签开始突出国王的荷鲁斯名和事件的记载，这些内容自由散布在标签表面，而且这些标签开始按事件命名该年。

以上是巴勒莫石碑最初的德译本和英译本，这些史料包含了对巴勒莫石碑的翻译和整理，对巴勒莫石碑内容的解读，不但有助于了解古王国及之前的历史，更加深对古埃及人独特的历史观念的理解。

2.巴勒莫石碑与相关残片的基本形制和主体内容

首先，残片的雕刻样式。从现存保存较为完整的巴勒莫石碑和开罗一号残片来看，石碑正反两面被分成若干行，两块石碑正面第一行均被分成若干隔间，隔间内刻有国王的名字，在名字的下方刻有坐着的国王雕像。

从第二列开始的各行中被向右弯曲的象形文字“年”的符号分成若干长方形表格样式，表格中记录了当年所发生的大事，形式上类似于年表，下端附以大概是当年尼罗河水位标记的若干长度符号。石碑的行与行之间刻着国王的衔名，这些王名用于标明在位的统治者，并有一条类似于“年”标记的一条竖直直线贯通隔间，将这些统治者区分开来。

此外，巴勒莫石碑频繁地记录了尼罗河水位的高度，有的学者认为“该石碑可能是官方的水位记录表”。无论记载尼罗河水位的最初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尼罗河泛滥的水位记录是一项重要的数据统计，如同清查全国人口和土地一样，国家为了计算土地应付税额，控制财政、生产状况而不遗余力的记载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历史文献”的性质。

巴勒莫石碑作为最早的王室编年记，它不仅收录了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的一些年鉴，而且也形成了后世以国王列表为基础的传统。

勒德洛·布尔在《古代近东的历史意识》一文中指出：“古代埃及人没有历史，在古代埃及语中也没有‘历史’这一词语，但是古埃及人也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记录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意义或重大而又特殊的事件”，因而古埃及人通过一种特殊记录方式来再现某一历史的事件，这些记录最早可以追溯至前王朝时期。

1.巴勒莫石碑之前的主要王室记录形式

在了解巴勒莫石碑以前的记录形式之前，概要介绍古埃及的历史分期：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即漫长的史前时代的后期；早王朝时期包括第一、第二王朝（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 2686年）；古王国（约公元前2686年到公元前2181年）即第三至六王朝；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到前1991）；中王国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到前1786）；第二中间期第十三至十七王朝（约公元前 1786到前1567）；新王国第十八至二十王朝（公元前1567到前1085）。

从巴勒莫石碑的内容来看它刻写于属于古王国时期的第五王朝，而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献有限，对于这一时期埃及人的历史记录形式只能通过一些考古文物。

这一时期的记载方式可以说是以图画和文字、图画等形式记述某一件特定的或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从第二王朝开始这些标签开始逐渐的从历史的舞台消失。 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古王国时期“出版”的以年顺序记录事件的矩形记事簿——巴勒莫石碑。

2.巴勒莫石碑之后的年代记、王表

古王国时期随着国王权力达到顶峰，古埃及的文化也开始走向成熟，象形文字规则和历法的最终形成，丰富了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这一时期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具有“历史文献”性质的王室编年记，彰显功德的自传文学及关于宇宙创生神话的宗教典籍。

随着古王国末期王权衰微，地方势力逐渐增强，这种以国王为中心大规模编纂历史记录的行为被终止，世俗文学作品大量地产生。

直至第 12王朝开始，国家重新统一，古王国时期产生的这种以国王列表为基础的记录方式重新使用，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表。大概是从第12王朝或者之后，这些保存下来的王表有时还会绘有一些象征“王室合法性”仪式的场景。

这些王表所强调意识形态的方面的内容则更加明显——体现了古埃及人高度重视的王权的神圣起源及王权连续性的这一主题。

可见，巴勒莫石碑作为古埃及早期的王室编年记其逐年记录的形式在古埃及的历史记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其内容也初步体现出了王权和宗教观念的整合这一传统。

“古代近东把王权看作是文明的真实基础”，王权的观念是整个古代埃及历史的核心。古王国时期是埃及文明发展的高峰期，随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上，这一时期王权和宗教的结合更为紧密。

1.王权与宗教观念

在古埃及王权与宗教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专制的君王，他的人格被神话，人性的国王被赋予了无上的神性。国王的世系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神王的起源和继承。

但是由于石碑上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有很多是作为王权仪式而出现在古埃及早期的历史记录中，古埃及人这种尊重、恪守过去的历史观导致了我们怀疑巴勒莫石碑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属实，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石碑所记载的内容均反映了古埃及人的王权和宗教观念。记载巴勒莫石碑的最初目的是：“通过石刻的形式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宣扬和铭记”。

2.历史意识与历史记录

古埃及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观念的国度，王权和宗教观念是古埃及历史观念形成的基础。《巴勒莫石碑》所列举的前王朝或半神王朝的国王，奠定了古埃及人习惯把神灵和祖先列在王表上的传统。这种传统表现了神在创世的伊始就已经承认了王权，承认了他们的统治即国王的合法地位和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秩序从未中断过。

此后的都灵王表表现的最为明显，该王表收录了自传说中的神王朝开始延续到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三百多位国王，该王表也将西克索斯王朝诸王收录其中。有些王表上会绘有在位国王祭拜已逝祖先的场景，他们将已逝的国王作为神来加以敬拜，这意味着王表的内容转变成为国王对神的虔敬行为记录的一种手段，主要用来强调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总之古王国时期产生的这种记事方式被延续了下来，形成了一种以国王列表为基础的记载方式。

基于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古埃及人认为自然的这种和谐的秩序是神定的。神创世以来形成完美的现状被推及到社会层面上，国王应极力维持创世之初的社会状态。即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和谐的社会秩序最终也会恢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埃及人确信历史的发展模式为“秩序——混乱——秩序”的循环。

同样，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了古埃及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方式，他们不断的以固定的模式重复记述历史，导致古埃及出现了许多雷同、夸张和伪造的记录。但是古埃及人并不是故意的歪曲历史，只是他们恪守于他们所认为的最完美、理想的模式。但是巴勒莫石碑上记载的内容向我们提供了早期王权的理想模式的资料，也更进一步促成了王权神性和永恒性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