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素材取自原日本《读卖新闻》社随军记者于战后出版的《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作为一名在国内被宣传洗脑的年轻记者，作者本以为战无不胜的“皇军”纪律严明，但在中国战场的所见所闻使作者深感失望。当然，这些侵华日军的真实作为当年是严禁记者公开报道的，我们也只能从他战后发表的文字中窥得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都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

日本媒体当年关于日军占领武汉的报道

在中国战场，因为战况的焦灼惨烈，日本军人的优良军纪已经荡然无存。

比如，在苏州，日本军人跑到著名的寒山寺看了看，把寺中挂着的古画摘了下来。因为据说只要是寒山寺的宝物，都可卖个好价钱。还有一些人冲到富豪人家盗（抢）来了金条。据说在南京还有人从博物馆盗走了贵重的文献和古董。

后来还听一个摄影师说，他把华北著名的卢沟桥上的石狮弄下一个运到东京去了。 “在芦沟桥事变爆发地的这座石桥上,并列着一大排石狮。因为很多，我弄了一只，装入由天津开往日本的空船，带到东京去，打算放在庭院中当个点景石。”

卢沟桥

后来又听这位摄影师说，因觉得这样做实在太过招摇，就把石狮子贡献给了靖国神社。我是直接从这位摄影师那里听说的，所以返回东京后，就到靖国神社内探寻了一番，但并未发现有石狮。

那时候，部队一占领城市就冲进民房进行掠夺。一边吆喝着“有没有败兵”，一边挨家挨户地搜查，趁机把贵重金属、古董和法币（当时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银行发行的纸币）等装入自己的腰包。当时第一线部队有的士兵背包里填满了法币。据说最初日军士兵不知道中国的法币可以作通货使用，不少人认为“败国的纸币等于废纸” 。

1935年发行的法币样张

还听说过这样的事。在南京，士兵们从银行里抱出一堆堆成捆的纸币，问道，“分队长，这怎么处理？ ”下士官马上说，失去了首都的国家，纸币也毫无价值——烧!”

于是部队就用这些钱来烧饭盒里的饭，一边还嚷嚷着“用了1万元还没做熟，再拿5000元来！”以后知道这些法币是最通用的货币时，个个后悔不迭。

不少联络员还去前线收购这些部队随身带的法币。酒保 （在部队内卖日用品和饮料、.食品的商店）的商人和联络员发现士兵们带着法币没机会用，都想兑换成日元，便借机做起法币生意。一般是用十分之一面值去兑换，即10日元可兑换100元法币——而实际上黑市的交易价格基本是1比1。

日军在中国街头

又比如当部队开进江西九江时，这里有一条屋檐栉比的瓷器街。走到哪儿都有陶瓷器，从便宜的大碗、碟子、茶杯到漂亮的花瓶，应有尽有，好像都是鄱阳湖畔著名的陶瓷产地景德镇的产品。在华美的陶瓷器反面烧印着“大清康熙年间制”或“大清乾隆年间制”的字样。还有些陶瓷器上烧印着假年号，使人觉得东西很古老似的。商店街上空无一人，士兵们砸破店门闯进店，摸到什么瓷器就拿走什么。还有些人在店里发现了老酒坛，便高高兴兴地两个人抬走了。日本兵们在这里肆意的糟蹋着这些精美的瓷器，很多人每顿饭都要换个碗。“饭碗多的是，用一次就扔掉也不可惜。在日本国内可过不上如此奢侈的生活啊！”我（作者）采访的一个军曹一边说着，一边把用过的饭碗用力扔到宿舍后面。

1938年在杭州正吃饭的日军

与瓷器街这里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去南淳铁道的起点——九江车站看了看。这里铁路已被扒光了，空旷的车站上五、六个一堆地躺着好多敌兵的死尸。 墙上用粉笔写着“军人三忘”——“出家忘妻、出境忘家、 出战忘身”。这一点日本和中国军人想得是一样的。我爬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旅舍的房顶上一看，由于破坏了长江的堤坝，江水涌了进来，九江飞机场变成了一个湖，在这个巨大的“人工湖”对面耸立着巍蛾的庐山山脉。

屋顶的白墙上用铅笔题了这样一首诗，大概是某个守兵写的——

重赴浔江北登临 半无漂泊员一生

大好山河今变色 困难行行连行行

“困难行行连行行”这句诗吸引了经过一次次急行军来到这里的我，由此我也担心起写这首诗的中国士兵的命运。。。

日军宣传海报

第二天，我返回了应山。这里驻有第3师团的留守部队，担任警备军司令部的任务。留守部队长是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若林四郎少佐。

他是步兵出身的军官，这场战争开始时任岐阜68联队炮兵队中队长。徐州会战结束时，他是68联队中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中队长。在南京遇见他时，已升任大尉，在这里成了少佐。

我一进队长室，他颇觉惊奇地“噢”了一声，高兴地说：“竟是你来了! ”

他留着两撇八字胡，使人觉得在这里他是一个堂堂的队长。天黑后，若林说，“喂，去特慰街喝点吧。”于是出了门。我不知“特慰”是什么意思，经解释才知道是“特殊安慰所”的简称。

日军就是用这种画煽动欺骗了国内不少良家女子成为慰安妇

武汉战役结束后，第3师团就一直驻扎在应山，因此开设了特殊安慰所。这个安慰所有十几间屋子，里面有许多稀罕的年轻日本女人。所谓稀罕是因为前线的“安慰女”大多 是朝鲜人。这些日本女人们白天招待士兵，晚上陪军官喝酒， 半夜便和军官同床共寝。这就是特殊的安慰女。

若林队长走进一间屋子，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由于士兵们开赴前线作战去了，平时理应热热闹闹的特慰街显得静悄悄的。若林和我一进去,便有三、四个女人迎了过来，都是些似乎绝不应该出现在前线的年轻标致的女人。

我想这些标致的女人即使不来前线，在哪里都能工作得很出色。我询问其中一个圆脸的可爱姑娘，她给我斟着啤酒低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在新宿的咖啡馆里，有人劝我，去慰问皇军吧。至于慰问皇军到底是干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听说可以去上海，便上当了。领了预备金，痛痛快快到了上海，然后说是去前线。前线，那不是正在打仗的地方吗？在那里可以慰问辛苦的士兵，多妙啊!这么一想，不就到了特慰街吗？到了这里，也就无法逃回去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日本国内被征召的慰安妇女团

参加“圣战”的也有女人！女人们在“圣战”、“慰问皇军”的幌子下被带到前线。所谓慰问，原来如此！

后来，我从那些安慰女那里了解到朝鲜女性的情况更为不妙。她们都是被强行带来前线的。这些一无所知的少女们被带到战场，成了性饥饿的士兵们泄欲的对象，进行着一天要应付几十人的“劳动”。她们应付了几个人后就已象死了一样精疲力尽了。尽管如此，从杀戮的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们仍向安慰所蜂拥而来。在前些天日军不断战胜的情况下还好些,一旦连吃败仗，这些累赘的女人便被弃于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的阴影下，这些安慰女们的悲哀就更多了。

现在正陪我喝酒的安慰女是日本人，也许是由于没有想得那么深吧，显出很快活的样子。她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小四方形赛璐珞牌子，啪啦啪啦数出三、四张说：“近来清闲多了，今天也只得到这么几张。”据她说，每次被士兵抱抱就得到 一块赛璐珞牌子，当士兵临上前线时，一连几天都是每天得15—20 张。

若林好象对这种话已厌烦了，便对她说：“喂，这种无 聊的话已说得够多了，给客人再斟些酒，你也喝点吧。”若林便请她们喝啤酒。

我们谈论着同学和故乡的情况，直到深夜。感叹着无常的命运和没有尽头的战争，一醉方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