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蒋介石给仍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打电报：“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日，再电：“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蒋介石催促宋哲元回到北平主持大局，或者赶赴保定以备指挥一触即发的战事。
十一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会上详细讨论了中国军队在军事上的应变措施，除指示各部队待命和配备作战武器外，还命令后勤部门向黄河以北运输储存可供二十个师三个月消耗的弹药、粮食及两百架飞机使用的汽油。
同一天，重病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已处于弥留之际，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于凌晨四时接到了继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香月清司立即拜会了参谋总长、次长以及陆军大臣，得到的指示相互矛盾，一会儿说“根据不扩大方针行事”，接着又说继续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甚至说要动员国内两个师团去中国的山东——“原定登陆地点是青岛，但海军希望在海州附近登陆，意见还没有一致。”直到登上飞机飞往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时，这位新任司令官依旧心绪紊乱：“陆军省一片黑云弥漫、忧愁沉郁的状态，反之参谋本部却使人感到形势紧迫已极。那种即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准备动员国内的数个师团、山东作战的意向等等，简直觉得对华全面作战就要开始了。”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动身离开了山东老家。这位五十二岁的职业军人此刻更是心如乱麻。
宋哲元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贫苦饥寒养成了他倔强暴烈的性格。自一九〇七年进入武备学堂开始军人生涯后，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当哨长开始，由于作战勇猛而逐步提升，至一九二六年他已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指挥他的部队，剿灭了陕西省内由于军阀混战形成的各路小军阀，从而巩固了北伐军的后方。在攻克陕西关中西路重镇凤翔后，宋哲元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举动：将五千俘虏全部砍头。行刑时，他坐在刑场的一边，面对如此规模的屠杀场面，声容丝毫不为所动。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血迹未干，陕西的大小军阀纷纷前来跪倒在地恳求开恩。一九二九年，日本与国民政府签订协议退出济南，协议规定济南将由负责山东防务的西北军接收，但是蒋介石通知日方济南必须由中央军接收。
这一事件导致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冯玉祥宣布反蒋，蒋介石欲解决冯部，始终追随冯玉祥的宋哲元受到蒋介石的通缉。随即爆发的蒋冯大战，以冯玉祥部败退告终。接着，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再度反蒋，蒋冯大战持续五个月，冯玉祥部再度败退。宋哲元一战再战，实力尽失，西北军残剩部队被张学良收拢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宋哲元被委任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军部设于山西阳泉。一九三三年初，第二十九军奉张学良之命开往北平附近，接着就被调往长城战场。在长城坚守喜峰口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名声大噪，宋哲元也获得了“抗日英雄”的美誉。他赞赏他的大刀突击队杀鬼子就像砍瓜一样痛快，他大情大义地收养了长城抗战烈士的遗孤。
当国民政府向日方妥协，撤出在华北的势力后，华北地区便失控于南京中央，宋哲元借机迅速扩充部队，并将北平的各种税收纳入他的管理之中，他的地盘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与北平、天津两市，可谓大权在握。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要对付日本人。作为平津地区的掌权人物，他自然成为日本人拉拢的对象。虽然他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将士打心眼里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和平相处”，他不想在他的地盘上发生战争，他深知一旦战争爆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而自己瞬间就会连立身之地都没有了。宋哲元还必须与南京国民政府周旋，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很深，历史上曾经几次兵刃相见，他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而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绝不能不提防蒋介石的暗算。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下令免去他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此事至今还令他备感难堪和怨忿。宋哲元曾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决不会投降日本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眼下他确实存在着利用日本人在华北的存在遏制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的想法。另外，受到冯玉祥的影响，宋哲元还要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赞同反共但不赞成“剿共”，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主张采取血腥镇压的方式。
由于处在特殊而敏感的位置，宋哲元最大的心结是怕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他是有血性要脸面的人，承受不了这种指责。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向他建议与蒋介石、张作霖一样，制作一批“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他一听就火了，认为这是在暗示他独立，表示除了服从中央之外，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并说以后谁再出这种主意以汉奸罪论处。
宋哲元
至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中，宋哲元的名字似乎与妥协派甚至是投降派连在一起。他的副军长秦德纯曾为他辩解说，国内外人士之所以责难颇多，是因为不明就里。宋哲元军长身处特殊时期和特殊位置，除了委曲求全之外别无他路。秦德纯对宋哲元的理解，也源于蒋介石曾托他转告宋军长的这样一番话：
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怎样理解并落实蒋介石的这句话呢？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的“维持”，又该是什么分寸？如何才能做到让日本人老老实实，不挑衅？让共产党不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煽动抗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借口重返平津而把自己的第二十九军再挤到贫瘠的西北去？怎么才能即使不在全国舆论中有个好口碑，但至少不能落一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宋哲元，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终是不知如何是好。
作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没有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要求返回北平或到保定开设作战指挥部，而是直接去了天津，这让南京的中央政府颇感意外。
十一日夜，抵达天津的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在第二十九军内部，将领们在如何处理与日军的关系上分歧很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主张坚决抗击，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则主张与日方交涉和平解决。至于张自忠等将领为何主张和平解决，不是他们对日方抱有希望或是对日军怀有畏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对日作战中的中坚力量，与宋哲元一样，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西北军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盘。卢沟桥事变时，当张自忠得知与日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后，曾在电话里训斥过何基沣旅长：“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
张自忠
在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上，张自忠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宋哲元决定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并让张自忠转达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会后，宋哲元发表了公开谈话，恳切地谈到“东亚和平”和“人类责任”：“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接着，宋哲元向第二十九军下达命令：
一、从十四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二、解除北平戒严；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四、严禁与日军摩擦。
宋哲元的态度令南京方面异常惊骇。此刻，国民政府已经启动了应对战争的准备：蒋介石向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路北线的防卫任务，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所有的轮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鉴于此，军政部长何应钦以特急电报再次催促宋哲元速去保定准备作战：“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而宋哲元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请求暂缓派中央军北上；一面向日方表示，“对日决不抵抗，对南京抗争”。
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飞抵天津。他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群的汇报，然后召集参谋会议，并于十三日晨草拟出一份《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紧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东京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判断》的主要内容是他所指挥部队集结的位置以及集结的目的：“军将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为了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香月清司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罢免排日要人；
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
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
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上述要求，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香月清司击中了宋哲元的要害。
如果不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方将以武力将第二十九军驱逐出平津地区。
宋哲元感到了心力交瘁，他对日方表示：原则上没有异议，只希望延缓实施。
面对宋哲元滞留天津，且有向日方妥协的倾向，焦灼的蒋介石于十三日给宋哲元发去一封立场鲜明却又言辞恳切的电报，表示中央已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作战决心，要求宋哲元务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共同生死，义无反顾”。蒋介石向宋哲元强调，这是“国家与个人之人格”问题：
宋主任勋鉴：卢（卢沟桥）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请速详告，中正手启。
十三日这天——七七事变爆发近一周后——中国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的战时体制，任命陈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同时命令作战部门开始编制战争爆发后各战区所属集团军、军团、军、师及独立旅的战斗序列。
十四日，宋哲元给何应钦回电，拒绝了让他赴保定指挥部队做抗战准备的命令：“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要冲，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辱蒙关切，至为感谢。”宋哲元依旧对香月清司抱有幻想，他很想与这位新任司令官面谈，但香月清司对他反应冷淡，只派了一名少佐参谋见了他一面。宋哲元只能再派张自忠去找桥本群谈判。张自忠因兼任天津市长，与司令部位于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比起宋哲元要熟稔些。张自忠开列的妥协条件是：处罚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国营长；由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出面向日方道歉；将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调出，由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接替北平城防；立即取消一切抗日活动等。但是，日方的态度依旧蛮横，说这些条件仍未能满足日方的要求。
同一天，宋哲元再次向南京发电，言他会本着“中央之意旨”处理相关事宜，但因他的部队均处驻防状态，散落于平津各地，集结需待时日。且天津“大沽小站一带”已非常危险，请示南京是否应该放弃驻防。蒋介石立即回电，告知宋哲元“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同时切望第二十九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为促使宋哲元尽快行动，蒋介石专门抽调了六个高射炮连开赴保定，命其归宋哲元指挥，并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速运子弹三百万颗”给第二十九军。
但是，宋哲元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
七月十四日下午，国民政府军政部召开“卢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会。会议对卢沟桥事件本身没多议论，话题反而都集中在宋哲元身上。何应钦说，委座要求外交部发表一份对日声明，但是外交部非常为难，因为据说宋哲元已经认可了日方所提的苛刻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何应钦还通报说，日方在北平“对宋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而宋哲元之所以与日方签约，似乎不是惧怕日军，而是为了给足日方面子：“宋发表谈话，谓代表所签字承认之条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兴师动众，非得一点凭据，面子不好看。现在日本全国仅二十个师，用于平津者不过五六万人。现中央交四个师归我指挥，决不怕日军之压迫。”
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中央派系与地方军阀派系间的猜忌与倾轧，始终是近代中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死结。
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就在宋哲元想方设法与香月清司商谈妥协条件时，日军紧张地准备着进攻北平和歼灭第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于十五日报给日军陆军部：“以突然行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同时，“以现有兵力进出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作战计划拟动用的兵力除以河边正三为旅团长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骑兵之外，还有增兵中国的第二十师团，独立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以及以德川好敏中将为兵团长的航空兵团。以上部队均配属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特种部队，航空兵团拥有侦察机七十二架、战斗机八十四架、轻型轰炸机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三十架，作战飞机总计二百二十二架。
中国方面得到相关情报后，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企图包围北平并歼灭第二十九军全部。始终对南京怀有戒心的宋哲元不但将信将疑，而且为了不刺激日军，竟在这天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了抗日热情高涨的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宋哲元对蒋介石中央军的警惕，比日军还甚，这让中央军派系的大员们感到既恼怒又无奈：“宋哲元犹疑不决，并向中央表示：要抗战，没有钱，没有军火。中央拟派第二、第十、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八十七等师协同作战，他拒绝了，并说第二、第十、第二十五各师是失败过的军队，他不欢迎；还表示：河北人民很苦，中央军如来，最好不要住民房。”
十六日，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抵达平津地区，朝鲜驻军的一个师团正在向平津疾进，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已集结于长城附近待命出击。
此时，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和各界名流已陆续上了庐山。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七七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了讲话。在这个著名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中，中国政府表明的抵御外侮的决心前所未有：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事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政府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可以想见这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热河）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地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国家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即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卢沟桥）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到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赞扬道：“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