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关于卜筮的故事很少，只有三篇。除了前面说的东周策里的《赵取周之祭地》外，剩下的两篇分别是《齐策一·成侯邹忌为齐相》和《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曰》。前者的邹忌就是那个动不动与城北徐公比美的邹忌，至于后者的张仪，现在一般认为是别人假托张仪之名成文的，因为故事里讲的事情很多是张仪死后才发生的事，要是非得认为是张仪说的，那我们只能理解为张仪给秦王托梦了。

在卜筮这件事上的记录上，《战国策》和《左传》很不一样。一方面，《左传》在神神道道事件的数量和种类上比《战国策》要多。《左传》中有8O余条灾异的记录，其中近3O条带有预言的性质；关于龟卜的记录至少有55例，用《周易》卜筮的有19处；《左传》所写之梦有29个，大多有预言性质。因为这个原因，《左传》不时也被人怀疑其史料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左传》记载的卜筮一类的东西，很有神秘主义色彩，它通过卜筮、梦占、星象、灾异和人事来预示自然灾害、个人命运、战争胜负及社会变化，而且大多应验了——这显示出了不少非理性因素（当然也可能是幸存者偏差）；而《战国策》讲卜筮，其实不如说讲的是权谋，都是人玩弄的手段，哪来的什么牛鬼蛇神作怪。

从《左传》到《战国策》，从春秋到战国，为什么卜筮的记录产生了这种变化，那只能用一句话概括：

在以前的日子里，是巫史不分家的，宗教事务和史官事务一把抓，后来二者职能逐渐分化。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记事、政治职能继续扩大，与宗教的巫官进一步分离，但祭祀、卜筮等属于“天道”的职能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能之一，所以《左传》里出现那么多神秘的东西不足为奇。

春秋时代人们仍然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决定着国家兴衰和人物命运；他们也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保佑有德之人，惩戒失道之人。这种超神灵的存在，对违礼背德的人实施着惩罚。

关键是《左传》讲天命鬼神主宰决定人事的同时，又宣扬道德及个人行为决定人自己的命运，并对鬼神的预言结果加以道德阐释，把看似上天注定的神秘预言与人的道德行为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道德教化威慑力”，是对当时诸侯大臣的一个警示。居于主宰地位的天命，对人间的祸福成败起着决定作用，同时又把主动权交在人的手中，可以说是借助鬼神用恐吓的手段驱使国君卿大夫尊礼向善。这是《左传》中卜筮、预言的意义所在。

而在战国时代，占卜不再是神圣而又神秘的事情了，它成为了人们手中获得某种利益的工具。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命运前途成了卜筮结果的主要依据。他们想通过占卜来获得心理的安慰，在占卜过程中他们会一卜再卜，一占再占，直到满足当时的需要为止，不再把卜筮的结果当作神圣的天意。

比如《张仪说秦王》里，讲智伯率韩魏两国军队攻打赵襄子于晋阳；赵襄子反复占卜，试图预知战争的利害走向。他是为了从中获得精神寄托，以支撑自己坚持击退三国围攻的信念，也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激励城中的士兵和百姓同心协力击退敌军的围攻。

《成侯邹忌为齐相》就更像阴谋论了。在政治斗争中，邹忌为了陷害田忌，派人冒充田忌的手下去问卜，“欲为大事，亦吉否？”——冒充对手去算命，问造反能不能成功。这就引起了齐王猜疑，田忌出走。可见邹忌把占卜作为一种手段，从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满足利益需要。

这些事情我们或多或少都干过，比如我之前讲的笔仙的笑话；或者抛硬币，字是学习，花是睡觉，然后抛出了字，“刚才不准，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