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讲，一个魏国温邑的人来到东周，东周的关卡排查得比较严格，他被拒之城门外。

温邑人：为啥不让我进去啊？

门吏：你是外地人吧？

温邑人：瞎扯。我土生土长的东周人。我古汉语说得不溜吗？我礼仪做得不到位吗？我对咱们东周不了解吗？我分不清“鬲甗甑簋盨簠笾卣罍斝觯匜”这些东西吗？你凭什么说我是外地人？

门吏：我们东周没有黑人。

当然后面只是个玩笑。《战国策》里的故事是这样的：温邑人入城不得，又不承认自己是客人，反而说是周地的主人，于是门吏问他住在哪里，结果此人回答不上，门吏就把他囚禁了起来。

东周君听了这件事有点好奇，派人去问：你明明不是东周人，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客籍人士呢？

这个人说：我小时候读过《诗经》，《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在是周君的天下，我是周的百姓，怎么会是外地人呢？所以我说自己是周地的主人。

周君听得老怀大慰，就把这个人给放了。一句话就起到了身份证的作用，就像在网络上识别别有用心的人“你要能对上暗号我就相信你是中国人，来，宫廷玉液酒……”

温邑离东周王城很近，但毕竟是属于魏国的。温邑人的回答耍了个小聪明，不过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周室名义上的主权还是被承认的，所以周君挺高兴。但是周君之所以要以他为外来人口，显然是因为其统治力已经仅限于王城一隅了——那个，兄弟，你知道“西兰公国”吗？

这故事看来平平无奇，顶天也就是让人赞叹一下温邑人狡辩的机智，但它在《战国策》里是比较少见的篇章，主要在于两句诗的引用。

三十三卷《战国策》里，引用《诗》的部分是很少的，仅有10处，这和《左传》《国语》等典籍不一样。《左传》里引《诗》219处，《国语》引《诗》25首27次，哪个都比《战国策》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这反映出了诗的功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功能的变化。在春秋时期，诗是贵族社会独特的交往方式，像《左传》里的引诗强调一种责任感，它负载着某种神圣的价值依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但在战国的时候，诗所指涉的那种精神价值已经不太为人看重，失去了价值内涵，更不会用其来审视、指正自身的精神。引诗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换句话说，为了增强话语的效果，引诗变得更实用功利了。所以我们就能看出温邑人引用的诗句，不是要强调周王室的权威，而纯粹是一种狡辩，为了确保自己不受责罚罢了。

但在现在来这一手估计行不通了。假设这个温邑人去天津，又被查身份证了。

警察：身份证出示一下。你是外地人吧？

温邑人：瞎扯。谁说我是外地人。是我天津话说得不地道吗？是我不知道五大道吗？是我没吃过狗不理吗？你听，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警察：停，你这气口不对。我问你一句，“怎么地啦？你轧我脚啦！”下一句是什么？

温邑人：轧你脚？活该！应当轧你嘴！——怎么样，我是本地人吧？

警察：我们天津没有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