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在编排上是按照国别分卷的，不是编年体，严格意义上说，它虽然提供了很多史料，但不是“二十四史”那样的史书。即便是同一国家的故事，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线顺下来的，所以有时在事件描写上，看来比较混乱。

比如同一个人，前脚还在楚国当大臣呢，后脚就跑到韩国劝韩王去了；同一件事，这段故事里仗都打完了，下段故事里还在说战前怎么准备。知道的说是从不同视角、不同时间讲述同一事件，不知道的还以为时光穿越，平行时空。

所幸还有《史记》等史书来相互参照，因此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上，我们基本还是能捋清楚前因后果，不至于让人如堕云雾之中。但有些东西没有详细的史料和描写，就只能进行脑补了，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那才真是“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纵横家”。

《战国策》太过注重辩才谋略与纵横捭阖了，在人物描写上就不如《史记》；它也不是为了宣扬什么道德规范，所以里边人物的价值观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你看凡是讲《战国策》的故事启发，要么是说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要么是职场上的谋略心计，或者讲些奇葩野史，很少有说通过《战国策》学习树立高大上的人生观、价值观的。

有时候我们看《战国策》里的辩士，不免觉得他们有些精神分裂，今天为这个诸侯国出谋划策，明天为那个诸侯国殚精竭虑，一个诸侯国搞垮了，他们倒拍拍屁股独善其身了。所以要求辩士们表现绝对忠诚未免强人所难，他们更多地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时不时来一出“对不起，我是卧底”的戏码。像给楚国挖了天坑的张仪，别人都以为他是秦国人，其实他是魏国人，后来在秦国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了魏国。

还有的辩士言行，名义上是这个人说的话办的事，但实际完全有可能是别人的事迹安到了他身上，假托他的名义只是为了强调某种辩辞观点。意思是“你看，说得有道理吧。啥？你问是谁说的，那不重要”。比如《战国策》里的苏秦、苏代、苏厉三兄弟，谁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基本是笔糊涂账，张冠李戴的事情多如牛毛。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一段话，一件事就来给《战国策》里的人物定性，会出现很多矛盾。我们可以承接前一篇文章来印证这个道理。

比如齐湣王有一段时间听信一个叫祝弗的大臣，排斥周最，并接纳了祝弗的主意，任命秦国逃臣吕礼为相，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和秦国打好关系，这段故事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讲过。有人因此劝齐湣王：

您想和秦国结盟这没错。可秦国要是得到各国支持，一定会攻打齐国。如果秦、齐两国联合，那赵国担心自己受到威胁，就会立即出兵攻打齐国表示联秦。不管是秦赵联合攻齐，还是秦齐联合攻赵，这都对秦国有利，秦必持攻齐的态度不变。所以，听祝弗的鬼话，那是站在了各国的对立面上。

与此同时，因为信祝弗贬周最这件事，也有人跑去齐国重臣孟尝君耳边吹风：

秦、齐两国如果结盟，祝弗和吕礼就会被重用。他们俩被齐国重用，那秦国就必然轻视您。您不如加强北方的军事力量，促使赵国与秦、魏两国结盟，并联络周最加强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可使齐王违反秦、齐之间的盟约，又能防止诸侯攻齐的态度有变。齐国少了秦国的支持，诸侯就会联合对付齐国，这样祝弗在齐国就待不下去了，齐王还有谁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呢？

如果单看这两段话，我们就会以为祝弗是个里通外国的奸臣，周最是个忠心耿耿的忠臣，孟尝君是个意图养寇自重的权臣，吕礼是个被秦相魏冉迫害逃亡的叛臣——然而事实未必就像我们想的那样，这个故事的还有另一个版本。

在齐湣王六年（前296年）的时候，以齐国为首的齐、韩、魏三国联军攻破了函谷关，让秦昭襄王割地求和。过了一年，秦昭襄王的舅舅魏冉出任秦相，吕礼出逃齐国，还被周最劝说了一番。

但这一切都极有可能是做给齐国看的圈套。在吕礼出逃前，周最为吕礼、祝弗制定了和齐的计划，魏冉是假意迫害吕礼，驱逐吕礼逃向齐国。祝弗吹风和周最被贬都在计划之内，最后把吕礼捧上了齐相，齐和秦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秦国暂时不用考虑齐国的威胁，从而能专心对付韩国和魏国。所以才有了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年）的时候，白起在伊阙对韩魏军队的大胜，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两国精锐尽失，从此再无力对抗秦军了。

你看，这种阴谋论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人是很复杂的动物，性格也很立体，绝不像书里呈现的那样平面化。就像我们以为被张仪忽悠瘸了的楚怀王是个弱智，其实人家联秦也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不能拿上帝视角来看当时的事；或者我们反复提及的“辱秦小能手”周最，给他安这个外号只不过是为了贴标签方便记忆，他还在秦昭襄王身边待过呢——你说秦昭襄王得有多想不开才能在身边安插这么一个人，他是喜欢听别人毒舌吐槽自己吗？

所以周最反秦，亲齐，当魏相，劝吕礼，侍奉秦昭襄王之类的事情都不违和，他未必忠于齐，也不忠于魏，还不忠于秦，他唯一忠于的，大概只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