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东汕头附近的海面发生了一起奇特的绑架案，有三名船员被海盗绑走。有意思的是，海盗与“肉票”的家属们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谈判，只得到了六千元赎金。

那是在1934年11月初，国营招商局有一班往来于上海、厦门、汕头之间的轮船，名为“嘉禾号”。

“嘉禾号”上所装载的东西，主要有中国实业银行为充实厦门分行的现金储备，搭运的30万元现大洋，共计60箱。此外还有一万多袋豆饼、六千多袋麦粉，以及香烟等物。

招商局因船上装有巨款，为慎重起见，没有搭乘旅客，所以“嘉禾号”在途中平安无事。

11月2日抵达厦门后，就将款项和货物交割清楚，随即开往汕头。

到了汕头之后，“嘉禾号”于11月4日装齐旅客和货物，就朝上海方向驶去。

殊不知盘踞在大鹏湾的海盗，在国内重要口岸都派了党羽，专门刺探轮船行程及有无贵重物品等情报，以便实施抢劫。

此次“嘉禾号”由上海运送钱款到厦门，海盗误认为是将钱款从汕头运往厦门或上海，便派出12人于4日乔装成旅客混进船内，企图抢劫巨款。

“嘉禾号”有40多年的历史，又并非正班客轮，因此没有装置战棚，仅派6名护航员各持武器随船保护。

4日早上7点，“嘉禾号”由汕头起锚开拔，船内仅有旅客数十人。

9点15分，轮船抵达汕面角海面。船上海盗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扣留了船主沙增嘉及无线电管理员陈国雄，随后又将大副、二副及船员监禁一室，并威逼船主改变航向，向海陆丰方向驶去。

此时，全船上下均受盗匪控制，船员已失去了抵抗能力，只能听之任之。

船上的航警听到枪声，知道发生了抢劫案，打算抵抗，但他们早已在海盗的监视之中，刚有异动，海盗早已开枪射击，一名航警当场中弹而死，还有一名受了枪伤，其他的航警赶紧交出了武器，停止了反抗。

海盗此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已在厦门卸下的30万元，所以行劫时先将船上的业务主任沈钦祥及账房李少炳等三人扣住，责令交出巨款。

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除了账房内有少量现款，此外别无所获。海盗们不信，勒令交出大舱钥匙，搜查后才知从上海装运的30万元巨款已经在厦门卸货了，个个气得破口大骂。

5日晨，“嘉禾号”在海盗的控制下，向海陆丰东面的红海湾行驶，并扣下一艘渔船准备逃跑。

当船开到红海湾时，因所劫财物甚少，海盗们就把船上的业务主任沈钦祥、账房李少炳及一名理货员一同绑架，乘上渔船扬长而去。

海盗们离船后，船主沙增嘉才开始解救被禁的船员。后由江海湾退出，驶往厦门。

招商局接到报告后，该局负责人刘鸿金当即电呈南京交通部，转请海军部及电告福建、广东二省当局，速派军警分头协缉，营救被绑架的三名船员。该局还直接电请厦门海军与广东海军当局派员侦缉。

与此同时，招商局命令“嘉禾号”迅速返回上海。

香港的英国驱逐舰“维夏特号”得知此事，也立刻驶赴汕面角海面和红海湾协助搜捕海盗。

“嘉禾号”业务主任沈钦祥、账房李少炳、理货葛良辰三人，自海盗从汕尾绑去后，就被藏在海盗的巢穴中。

20多天后，沈、李、葛三家同时接到了由香港邮寄到上海来的信函各一封。警方检查来信，断定确实是被绑者亲笔所书。

三封来信的内容都差不多，大意是他们在海盗的巢穴中吃饭睡觉还算过得去，并没有遭受什么痛苦，要家属不要着急，等到查明真相后，就可返回与家人团聚。

警方推测，三人被禁之地可能在大鹏湾附近，但无法与其通信。

海盗们在准许三人写信回家的同时，还悄悄派人调查“肉票”们的家中有多少财产，为敲诈勒索作准备。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海盗们的调查基本结束，通知“肉票”们的家属去香港谈判赎价，答应只要付各人的伙食费就可以释放。

由此，三人的家属按照信中指示，特派代表一人到香港与海盗方面的代表接治。家属方面与赴港代表商定，同意支付的伙食费最多每人不得超过四五百元。

谈判时，海盗竟提出每人要支付赎金二万元，才能被释放，这么大的差距，第一次谈判当然不可能有结果。

谈判破裂后，被绑人员家属又于1935年初派代表到香港，再次与海盗谈判。海盗答应将每人的赎金减1万元，而家属们的代表只同意每人付2990元，这次谈判又无果而终。

2月初，第三次谈判时，海盗将价码减到了5000元，但家属方代表仍旧只出2000元赎金。由于双方数目还有一定差距，故又未谈妥。

在他们谈判的同时，因广东省当局派军队剿捕大鹏湾海盗，各海盗无暇再派匪徒到香港与“肉票”家属接洽。

在这样的情况下，海盗方面自愿减低赎金，请三家的亲属带款亲自去接洽。于是，三家“肉票”亲属亲自到香港谈判，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谈判，最后以每人付赎金2000元谈妥。

一场罕见的、绑匪明目张胆谈判赎票的奇特绑架案至此方告结束，前后历时五个多月。

参考资料：《民国奇案》（群众出版社）、《民国怪状大观》（黄河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