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大城市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正是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央要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城，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晋绥边区很快就组织起一个二十多人的代表团，其中有专门从事青年工作的干部，有工、农、学各界的代表，我作为文艺界的一员，也被吸收到了代表团里。在穷乡僻壤生活、战斗了这么些年，忽然要到古都北平城去开会，这真是想都没有想到的好事，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代表团组成后，首先集中在兴县县城学习了几天，主要是学习统战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一次全国性的青年会议，除了各老解放区的代表外，还有新解放区、国统区以及各族各界各阶层的代表，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起表率作用，团结广大青年，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都是原抗联青救会的干部，我们从兴县县城出发后，一路上对大家也多方照顾。在根据地只能是徒步行军，不过行李倒是由毛驴驮着。走出吕梁山到了晋中平川后，毛驴换成了大马车，这样一些女同志就不用步行了。其他的人也可轮换着坐车歇歇脚。沿途到处是一队队支前的民工，运送弹药、粮草的车辆。当时，解放军正在围攻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太原城。可一路上没有碰到过一支解放军，当走到榆次的时候，情况就变了。

榆次距太原大约有六十里，这里是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会处。同蒲路尚未修复，正太路却在运行。车站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从车站开出来的是解放军炮兵部队，一辆辆卡车拖着一尊尊巨炮，朝太原方向急驶。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我军现代化装备，无不兴奋异常。显然这些重型武器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看来解放太原将有一场恶战。

在榆次车站，我们搭乘了一列军车，天明时候就到了河北省石家庄。这里是平汉铁路的重要枢纽。但平汉路尚未修复，于是我们就雇了一辆私人的大卡车，向北平进发。当晚住宿于满布战争创伤的河北省省会保定城。在街上的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半下午就到达了目的地北平。卡车一驶进永定门，远远就望到了高大的前门箭楼。北平城的这一特殊标志，我们是从纸烟盒上认识的。前门大街两旁商店林立，一家紧挨一家，招牌布幌争奇斗艳。路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派和平气象。沿途不时碰到有人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穿的都是灰布军装，显然他们是把我们当作解放军了。由此也可看出北平人对解放军的友好态度。

大会报到处很好找，就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一幢大楼里，与路西有名的北京饭店遥相呼应。虽然比起北京饭店来显得很陈旧，不过毕竟是一幢现代化的四层高楼（五十年代作为危楼拆除了），但对我们这些山沟里出身的土包子来说，也算是开洋荤了。每个房间里有三张上下两层的木床，可以住六个人。每层楼里都有洗脸间和厕所。我们同屋一个小伙子急于要解手，跑到"男厕"里看了看又跑回来了，他见所有的便器都是白瓷的，比他家的和面盆都好，竟然不敢使用。这座楼据说是一个大学的宿舍，不是旅馆，楼里没有伙房，每顿饭都是到附近帅府园一家饭馆里吃包饭。吃一顿交一张大会发的餐券。早晨不是豆浆油条，便是花卷稀饭，中午和晚上则是四菜一汤，白面馒头和大米饭。天天都像过大年一样。

我们报到以后，带队的团长、副团长就被大会调去参加筹备工作了。他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青救会的干部，也都是外地来的洋学生，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土生土长的土包子。这次好容易进了大城市，谁都想趁机逛逛北平城。好在团里还给每人发了一点零花钱。可是好多人都不敢单独上街，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相比之下，我倒是比他们胆子大点，对北平的情况多少也有点了解。我除了从老舍、张恨水的作品中知道一些以外，临出发前还专门看了一本介绍北平名胜古迹的小册子。住下以后又在王府井书店里买了一份北平地图，自然而然我就成了他们的导游。我领着他们先后游览了故宫、景山、天坛、动物园、北海公园等处，真是大开眼界，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因为没有经过战火的破坏，这些文物古迹完好无损。我们知道，北平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主要原因是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所致。不过我们那位老乡傅作义将军还算识大体顾大局，最终投向了人民怀抱。

这期间，各地代表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从服装上就可分辨出他们是来自何方。老区来的大都是穿着灰布军装，新解放区和国统区来的，穿什么服装的都有，有穿学生制服的，有穿西装、便衣的，还有一些女代表穿着旗袍、裙子，形形色色各有千秋。相比之下，我们的服装无论颜色还是式样都比较单调，可是这种单调衣服当时颇受人们的青睐。就连王府井最大的时装店里都卖这种服装，而且生意很红火。在街上，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烫了头发的时髦女人，穿一件小翻领灰布军装，显得很别致。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常常是从女人们的服装开始的。

"青代会"的主会场，是在宣武门附近一条叫"国会街"的大礼堂里，据说这是民国初年大军阀曹锟为召开国民大会修建的，表面上是要实行民主，实际上代表都是花钱收买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猪仔国会"。礼堂是仿照十八九世纪西方风格装修的。当初可能金碧辉煌，如今早已陈旧了。青代会的会标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底白字的大横幅悬挂在主席台上，显得鲜艳夺目。开幕式相当隆重，除中央有关领导外，工会、妇联以及北平各大专院校都派代表前来祝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青年第一次盛大的集会，人们心情都万分激动。每天代表们都是早早就来到会场，除了听取大会报告外，也听各地代表一些精彩的发言。从新解放区和国统区来的一些代表的发言中，我们得知那里的青年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横征暴敛的斗争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从大会一开始，各地代表纷纷提出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能见见毛泽东主席。起先主席团的答复是：这个愿望一定向上级转达。后来听说毛主席当时并不在北平城，而是正忙于指挥解放战争。那时天天有捷报传来，起先是解放大军已打过了长江，接着是占领了南京，隔了一天传来的捷报是华北最大的顽固堡垒太原也解放了。许多人都向我们山西代表祝贺，我们自然是欣喜若狂。

青代会开得比较活泼，并不是天天坐在礼堂里听讲话，有时也游览名胜古迹，观光市容，看电影，举行文艺晚会。有天，代表们分乘几十辆解放军的卡车出了西直门，一直向西行驶，大家猜想是去西山风景区游览寺庙。后来车开到半山腰，在一小片空场子里停了下来。眼前是一片装有铁栅栏门的围墙，门口还有两个站岗的解放军，根本不像是寺庙，但也弄不清这是什么地方。大家正在胡猜乱想的时候，忽然发现栅栏里的石板路上，有几个人陪着毛主席向门口走来，大家忍不住鼓起了掌，喊起了口号。在震天动地的掌声、口号声中，毛主席健步来到门口，站在一个高台上，微笑着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好半天这才转身回去了。看来毛主席是为了满足青年们的愿望，特意抽时间来接见大家的。虽然没有讲话但代表们能够亲眼看到伟大的领袖，也就心满意足了。大会选举前夕，主席团发下全国青联委员候选人名单，要各代表团讨论，其中也有我的名字。简历中介绍我是解放区的青年作家，是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这一来，在代表中就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部作品不只在抗日根据地发表、出版了，日本投降以后还曾经在国统区《新华日报》上连载过，后来上海一家书店还出版过单行本，因而知道的人就比较多一些。那几天，不论在驻地还是饭厅，我常常被一些人指指点点。有的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甚至还有拿着笔记本要我给签名。

大会选举结果：我当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正式委员。这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光荣。可心里总感到有点儿不平衡。《吕梁英雄传》是我和西戎同志俩人合写的，而一切荣誉都落在了我一人头上，这怎么能叫人安心呢？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发言、讲话中说明。

青代会闭幕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团代会。团代会的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这个会议的规模比较小，主要是要建立统一的团中央组织，不是团代会的代表，陆陆续续就都走了。我没有参加过青年团，当然也不是团代会的代表。但我却被留了下来，不是参加团代会，而是青联宣传部要我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到一些学校去作报告。我虽再三辞谢，但他们坚持要我担负这一任务。他们说：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以为解放区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土包子，抗日战争时期只是占山为王游而不击的土匪。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机会，现身说法做点儿正面宣传呢？我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我本来就是从事宣传工作的，理当承担这一任务。于是他们就派人陪我到一些中学里去作报告。我讲的是我从一个高小学生参加革命以后，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经历；《吕梁英雄传》的主要内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民兵们的战斗故事等等。虽然我讲话口才不行，又夹着一些方言土语，可同学们听得还很有兴趣，听说事后有不少人到书店去买这本书，可是都空手而归。那时候解放战争发展非常迅速，而根据地的纸张、印刷条件都很差，出版事业跟不上形势的需要。直到这年夏天，中央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后，解放区的一大批文艺作品才开始在全国发行。

全国团代会很快就结束了，成立了团的中央机构。我正准备随晋绥代表团回山西去，这时天津代表团又约我去天津作几场报告，我们代表团的负责人已经同意了。我自己也觉得趁机能去天津逛逛也不错，于是就随同他们去了天津。

从天津到太原

从北平去天津，火车只有几个小时。到天津后，一切生活问题全由团市委同志安排。

小时候就听村里曾在天津经商的人说过，这地方是个水旱码头的大商埠，五方杂处，商业繁荣。这是与北平风格不同的一座现代化大城市，最使外地人不习惯的是走到街上分不清东西南北。所有的街道都是斜的，刚来的人很不习惯，走着走着就转向了。这里没有什么出名的文化古迹可参观，陪同我观光市容的同志说："来天津嘛不看也可以，不能不看看劝业场。"劝业场是天津最大的商业中心，这是一幢很多层的环形大楼，与周围的建筑比起来真如鹤立鸡群，楼内商贾云集，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上自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下到针头线脑、笤帚簸箕，真个是百花九样，琳琅满目。我很想买个军用水壶，在卖水壶的柜台前转了两趟没敢买，因为身上除了公家发的路费外，再没有多余的钱了，只好作罢。

团市委把我安排在一家能住宿、能吃饭的旅店里。单人间，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壁纸，有一张铁架子钢丝床，还有桌椅台灯之类的设备，看起来蛮像回事。可半夜里就被咬醒了。开灯一看，只见大大小小的臭虫急急忙忙都爬到墙上，钻进裂开的墙纸缝里去了。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打扫房间的伙计。他说这是老房子了，掌柜的舍不得花钱修理，他也没有办法。他倒是帮我把床抬到房子中间，又把床铺清扫了一番。晚上前半夜睡得很安稳，后半夜又被咬醒了。我忙开了灯，把被褥抖了半天，只见那些臭虫连滚带爬从地上又都钻回壁纸缝里去了。这天白天，我发现过道墙角里堆着一些铁皮罐头桶。我挑四个比较大的，安装在四条床脚下，里边都灌上了水。我想臭虫一定不会游泳。果然一夜睡得很安稳。第二天起来一看，只见罐头桶里漂着一些臭虫的尸体。我对我的发明非常高兴。可谁知夜里又被臭虫咬醒了。当我拉开灯看时，只见一些臭虫聚集在对着床铺的房顶上，然后就掉到床上来咬人。这使我真有点哭笑不得。后来我和天津的一些作家熟悉了，我常开玩笑说："你们天津的臭虫智商都很高，能当空降兵！"讲了我与臭虫斗争的经过，大家总是开怀大笑。

我在天津总共住了四五天，给青年学生作了两次报告，内容和北平讲的基本相同。然后就乘火车赴石家庄回山西。

从天津到石家庄，需要在山东德州换车。德州是个大站，下车的人很多，大都是要去石家庄的。德州车站内外到处是卖扒鸡的摊贩，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在车上就听旅客们说德州扒鸡十分有名，有人说："到德州不吃扒鸡，将会后悔一辈子。"旅客们纷纷购买，价钱不算太贵，比我一天的伙食费也多不了多少钱，我想这一天我不吃别的就吃一只鸡吧，于是我也买了一只。还没来得及尝一口，这时有人叫喊去石家庄的车要开了，旅客们纷纷拥进车站。只见月台前停着一列货车，车上拉的都是钢轨、枕木。看样子是给抢修平汉路运送的器材。那时刚解放不久，铁路上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对扒货车的旅客并不严格干涉。我也随着一些人爬了一节拉枕木的车厢。刚刚坐稳，车就开了。我这才开始吃那只扒鸡。清香美，酥软可口，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享受。很快一只鸡就下肚了，可是接着就感到喉咙里十分干渴。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飞驰，路过车站都不停留，连一点儿喝的凉水都没有。我很后悔在劝业场没有买上那个军用水壶。一路上只能是干咽唾沫。直到列车停在石家庄货站，这才在自来水龙头上灌了一肚凉水。

在石家庄买到了正太路的客车票。我知道车过娘子关就进入山西境内了。娘子关是进出山西的门户。来的时候就想看看这座有名的雄关，可惜那是夜间。谁知这次进关仍然是夜间，车窗外一片漆黑，还是一无所见，实在遗憾。天明以后，车过榆次，直驶太原，沿途看到不少炸塌的碉堡、战壕、散兵坑。到处是战争遗留下的痕迹，车站上也累累弹痕。一出车站就是太原新南门，也就是现在的五一广场。城门楼已被炸塌了，城墙上炸开了巨大的豁口，街道上也有一些炸塌和烧毁的房屋。看得出来，太原解放曾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斗。

在车上我就打定主意：到太原后首先去找我们报社。我猜想我们这些新闻、出版单位已经进城了。我想新建立的太原市委，一定会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在街上问了问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太原市委。他们住在南华门东四条（没想到后来这地方竟成了山西省文联的办公、宿舍区，一住就是四十多年）。时东四条有解放军站岗，我凭着青代会的证件，很容易就找到了市委宣传部。他们根本没听说过晋绥出版社、《晋绥日报》到太原来的事。倒是有个同志告我说：《晋绥日报》有位叫任行健的同志现在是新成立的山西公学负责人。任行健是我们的总支书记，我想只要找到他，一切情况就清楚了。

山西公学在上马街一带，我匆匆赶到那里，果然找到了任行健。他又惊又喜，热情招待我洗脸，吃早饭。然后告我说，太原解放前夕，他被抽调到进驻太原的先遣队来到前线。后来中央决定太原城由太行、太岳干部接管，晋绥干部除留一小部分坚持工作外，大部分调往临汾，准备随解放军南下去四川。我本人究竟是留在了兴县，还是调往临汾？他当然不知道了。不过他告我说：去临汾的干部都要经过汾阳，汾阳城临时建立了一个接待站，只要到了那里就会打听清楚。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小时候就听人说这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这些年来一直也盼望有朝一日解放后，来此逛一逛。如今总算进到了省城，当然要观光一番了。什么柳巷、桥头街、海子边、开化寺等处都转悠了一番。我是从北平、天津回来的，当然就不觉得这些热闹场所有什么了不起了。而且太原城经过长期围困，街上到处堆满了垃圾。解放军和干部们正领着一些人在清除这些污物，有的在修坏了的自来水管和电线，这就更显出这是个破烂的城市了。最后我还去阎锡山的督军府门口看了看，门口站有解放军，出出进进的人都是军人，大约是部队的首脑机关。那时就听说在太原解放前几天，阎锡山要他的部下坚守到底，他则借口去找蒋介石求救兵，坐飞机跑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军阀，终于逃脱了被俘的命运。

第二天早饭后，我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去汾阳。这是一辆破旧卡车，车厢里没有任何座位，旅客们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这车用的不是汽油，而是燃烧木柴。靠司机棚左边安着一个大铁炉，司机助手不时把木柴填到炉子里，不时摇动吹风机。车行驶得很慢，路也坑坑洼洼不好走。颠簸了一上午，这才到了汾阳城。一到汾阳很快就找到了临时接待站。正好这天分局组织部组织科科崔光同志从兴县来了，也是要到临汾去。他告我说：前几天才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要我暂不回来，就在北平参加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我问他现在我该怎么办？他说："这是周文同志点的名，你只能再回北平去！"当时我很想见见我们出版社的那些老同志。可崔光同志告我说：晋绥边区已撤销，出版社当然也不存在了，人员业已分散，卢梦、李束为留在了兴县地委，其余的人都已去了临汾。他要我还是赶快返回北平去。于是我匆匆回家看了看我的老母亲，然后就原路回了北平。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全国文联筹委会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办公。这是一座一连三进的深宅大院。前两进是中式建筑，然后是一幢西式二层洋楼。楼后与院子两侧还有一些平房。看样子当初可能是豪门巨贾的宅第。据说日寇统治时期，这里驻扎的是日本特务机关本部。如今已收归公有了。

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早两个月就开始了。筹委会主任是郭沫若，副主任是茅盾、周扬，秘书长是沙可夫。下边分设了好多部门。我报到以后，当即被分派到联络处。联络处处长是我以前的老上级周文同志。日本投降后，他被中央调到重庆《新华日报》任副总编，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又回到了晋绥分局宣传部，前不久才调来参加筹备工作。联络处下设组织、联络两个科。组织科科长是中组部派来的干部，我被任命为联络科科长。我的工作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开头只是写信、发电报与各大区有关部门联系，了解各代表团的情况。临开会前几天，经常要去火车站，偶尔也去飞机场，迎接各地来的代表。"文代会"比"青代会"规模要大，待遇规格也比较高。代表团驻地都是当时北平像模像样的旅社，还有一些人是住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的客房里。代表们住定后，我还要陪同周文同志登门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这是中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包罗了全国各地的作家、艺术家。其中有些是文艺界的前辈，有些在国内国外也久负盛名，诸如从新解放区来的田汉、洪深、欧阳予倩、巴金、曹禺、胡风、冯雪峰、叶圣陶、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徐悲鸿等等；另外还有许多抗战时期就在根据地工作的作家艺术家，诸如丁玲、艾青、萧三、柯仲平、光未然、贺绿汀、欧阳山等等，以及根据地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秀，诸如赵树理、柳青、孙犁、贺敬之、古元、李季等等。

我在从事联络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就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所谓"认识"，一般说来是属于单方面的。其中有些人的作品，这些年来曾陆陆续续看过，有些人则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如今竟然亲眼见到本人了，而且还握过手，周文同志也做过介绍，但作为文艺队伍中的一名新兵，不可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所以说这种"认识"大都是单方面的。大约是在两年以后，有次和几位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闲聊天，说到了这段经历，他们都羡慕不已，都想看看那些名人的签名。因为他们都估计我保存有一本名人签名的笔记本。我只好老老实实告他们说，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事，因而也就没有请人家签名。他们对我失去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深表遗憾，甚至有的人开玩笑说我是真正的土老帽！我也只能认了。

文代会是七月初正式开幕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会议开得相当隆重，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苏联、朝鲜文艺界都发来了贺电；中央领导同志朱德总司令、董必武同志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政治报告。最使人激动的是：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亲临会场看望代表，并作了即席讲话。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解放区与国统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次大会师。会议开得相当热烈，除了听取大会报告和精彩发言之外，各代表团也进行分组讨论。我与周文同志都是晋绥边区选出的代表。晋绥边区的代表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晋绥出版社的卢梦、西戎、李束为也被选为代表参加文代会来了，我感到非常欣慰。从他们口里得知：自太原解放后，晋绥边区各机关就逐渐撤销了。晋绥出版社当然也在撤销之列。卢梦、李束为调到了兴县地委，西戎等则随大队人马调到了临汾，准备随解放军到新解放区去工作。参加文代会的晋绥边区代表与原陕甘宁边区的代表组成了一个西北代表团，团长是柯仲平，周文是副团长。我和周文同志除了参加大会的工作外，有时也随西北代表团活动。

有天，代表团通知晚上有个重要会议要我参加。是什么会？在哪里开？都没有说。当晚，我相随十九个同志乘车去了中南海一间古老的大厅里，这才知道是周恩来副主席接见我们。在热烈的掌声中，周副主席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然后要大家坐了下来。代表团团长柯仲平同志忙把来参加接见的同志，一一向周副主席做了介绍。周副主席边看着名单，边和被介绍的人打招呼。当介绍到我的时候，周副主席向我问道：

"你参加崞县土改了？"

我忙说："是。"

周副主席随口又问道："崞县贫雇农代表会的那篇报道，是你写的吗？"

我老老实实回答："我只是参加了会议记录，讨论提纲。文章是林杉同志执笔写的。"

周副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柯仲平同志忙又介绍别的同志。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和党的领导人说话，心情无比激动。我知道一九四八年春天，党中央从晋绥转移到河北西柏坡，显然他们是从《晋绥日报》上看到了那篇报道。那篇报道中讲到贫雇农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可是生产上还有许多具体困难，今后还需不断加以解决。显然这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这次周副主席接见我们，主要是听取大家对今后文艺工作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人讲到全国解放以后，形势变了，但党的文艺方针路线不能变，特别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仍然要坚持《讲话》的基本精神。周副主席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事后我们得知，周副主席不只是接见我们西北代表团的部分同志，他和各代表团都进行过座谈，还和一些人士进行过个别交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时周副主席正忙于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国家大事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听说每天睡觉的时间都很少。而他竟然还要挤时间与文艺界人士座谈。由此可见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重视程度了。

文代会期间，按文、音、戏、美、电影、舞蹈、曲艺等艺术门类，分别召开了业务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各自的组织机构，诸如中华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等等。茅盾被选为"文协"主席，副主席是丁玲、柯仲平。各协会均吸收个人会员，参加会议的代表都算是第一批会员。在文代会闭幕前，经过民主协商，建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这是各协会的联合组织。郭沫若被选为主席，茅盾、周扬被选为副主席，全国委员中包括了方方面面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也竟然列了候补委员名单中。虽然是最末一名，但与那些前辈们列在一起也不能不感到惭愧！

落脚北平城

全国文代会闭幕后，各地来参加会议的作家艺术家，都奔赴各自的岗位去了，我们筹备组的人则留下来进行工作总结。这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各有关单位都缺少干部，于是中组部就把这些人大都留在了北平。有不少人调去筹组未来的文化部，我和其他一贯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则留在了新成立的文协机关。本来周文同志也想留在文协，他想今后仍然从事文学创作，可中组部不答应，后来还是把他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当秘书长去了。

新成立的文协与文联合署办公，地址就在原文代会筹备处﹣-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实际上是一套人马，门口挂了两块牌子。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筹办刊物。文联决定把文代会期间的会刊《文艺报》办成公开发行的刊物，通过刊物联系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可是文联除了秘书长沙可夫之外，下边没有多少具体工作人员，于是就把办《文艺报》的任务交给了文协承担。文协本身则是决定筹备出版一份纯文学的大型月刊，这就是如今仍然在出版的《人民文学》。

文协机关除了两个编辑部外，还设有办公室、人事、总务、会计等一些后勤部门。剩下我们几个乐于搞创作的人，领导上就把我们编成了一个创作组。组长田间，副组长康濯。初开始只有我一个组员。我以前参加筹备组，那是临时性的工作，如今算是正式落脚到北平城了。他们两位都是长期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工作的。田间抗战初期是丁玲领导下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当时就以写抗日街头诗闻名全国；康濯是延安鲁艺文学系第一期的学员，曾以短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轰动一时。他们两位年龄都比我大几岁，文学素养也比我高。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相处，我感到很满意。虽然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离开了多年在一起的老战友，心里有点儿不习惯，不过很快也就适应了。逐渐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而且这期间，我在北平还见到了我的一些亲属。

我首先遇到的是我三姐马庸一家子。日本投降以后，他们从延安调到东北参与接收了阜新煤矿。北平和平解放后又调来北平，分派到新建立的华北煤炭局。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过得比在延安时好多了。不久，我又见到了我八叔、八婶一家子。他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阎军在孝义驻扎时，女儿嫁给了一个叫田尚志的团长。日本投降后，田尚志晋升为副师长，驻军大同，他们也就跟着去了大同。一方面生活有所依托，另方面也照顾两个外甥女。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也被我军攻占了，大同成了一座孤城。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只好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田尚志在城。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只好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田尚志在北平城里有一宅院子，于是就带着全家老小在北平落了户。我没想到，在故都北平城里，竟然遇到了两户亲属。

生活常常是这样的，在偶然的情况下，你会意想不到地碰到一些老熟人。有天我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出来，迎头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赵哲民同志。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就是我们剧社的指导员，除了讲政治课，常动员我们学文化，写日记。"十二月政变"时，率领我们随部队打到晋西北，一九四○年冬又带领全剧社赴延安学习。我们大都考入了鲁艺、部艺，他则去了军政学院，从那时我们就分开了。这次见面，两个人都十分激动。在谈话中我才知道他一直没离开部队，现正在郊区帮助整训北平起义的队伍。他知道我这些年在从事文字工作，于是就把随身佩带的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了我，希望我能够写出点好的作品来。这支笔我一直用到磨秃了笔尖，也没有舍得扔掉，一直作为纪念品保存着。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掉了。过了几天，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又碰到了一位熟人。他是漫画家华君武。我在延安部艺美术队学习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过课。这时他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主持工作。他知道我近些年写过一点文艺作品，于是就约我给《人民日报》副刊写点短篇小说。这等于是教员布置给学生的作业，我当然只好答应了。

文协创作组没有具体任务。我每天除了看报读书外，也搞点创作。那时我已写下了两篇小说的初稿。一篇叫《老瘾戒烟记》，另一篇叫《光棍汉》。内容写的都是土改时期二流子转变、穷汉翻身的故事，每篇都在一万字以上，显然不适合报纸副刊的需要。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短篇，内容是写土改后，变工互助生产中发生的一点小摩擦，题目叫"解疙瘩"。我把这篇稿子直接寄给了华君武同志。过了没几天就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登出来了。这可以说是我到北平以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这时候，《人民文学》的筹备工作业已就绪，刊名四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刊物的主编是茅盾，副主编是艾青，编辑人员大都是停刊后的《华北文艺》的编辑。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是秦兆阳，他是湖北人，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工作。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能写，能画，也乐于当编辑。他再三约我为创刊号写篇小说，我只好答应下来，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故事，连夜誊抄了一遍，然后就送给了他。我说："不管能用不能用，我可算完成任务了。"他微微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告我说稿子他已读过了，显然他是连夜审阅的。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以后再谈吧。我也就不好再问了。过了几天，秦兆阳同志拿着稿件来找我。他告我说这篇稿件他已送给茅盾同志看过了，茅公认为可用，只是觉得题目不很贴切。题目叫"两村恩仇记"，而内容只写了两村地主为争夺水利，挑起了两村群众结仇的一面，"恩"的一面则着笔不多。茅公要他找作者商量，题目是否改为"村仇"更好一些？秦兆阳同志说这篇稿子他做了一点修改，他要我自己看一遍，如有不妥之处还可以改过来。我把这篇稿子从头至尾认真阅读了两遍，发现一些我写的错别字已改正过来，有一些啰唆的废话也删去了，另外在个别地方加以润色。有处我写到两村因结了仇，每逢去西山驮炭或进城赶集，宁可多绕几里路也不经过对方村子。秦兆阳同志在后边加了一句："田村通赵庄的那条大路上长起了半人高的野草。"我认为这一笔添得非常好，既形象，又生动。整篇文章我没有做什么改动，只是遵照茅公的意见把题目改为了"村仇"。后来就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秦兆阳同志这种认真负责的编辑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大作家茅盾同志，对一个青年作者的文稿认真阅读给予指点，这无疑对我是一大鼓舞。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