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渣叔

编辑 | 渣叔

“诲盗须知有自来，贪官污吏祸之胎。”

从古至今，贪污一直是为人所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社会问题，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散落在政治网上，吮吸着百姓的鲜血，用他人的骨肉堆砌自己的金玉豪宅。

而在清朝，有着这样一个职位——它权责不明，管理不严，各方势力鱼龙混杂，直接成为滋养饕餮之徒的完美温床。

这个职位就是“道台”。

那么，这道台到底是何方神圣？它缘起于何时，职责为何？

道台，又称道员，是清朝的一个特殊的官职，尽管道台这一职位名称，直至清朝年间才确定下来，但类似的官职，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雏形。

北朝之际，政局动荡，各族政权为应对边患及军事需要，在边境及军事要地设立了许多临时性质的军事区和监察区，统称为“道”。

这些道没有固定边界，也无长期设置，多为执行特定军事任务或应对一时疆域防务的弹性设立，当某地战事平定或任务完成，相关道便自动撤销。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统一，国力强盛，边患不再是主要威胁，各地军事冲突也大为减少，于是“道”逐渐丧失军事属性，转而被广泛用于常设民政管理。

唐代全国被划分为多达二十三个道，城区人口众多的州县还特设了分道以便灵活调度。

明代中叶以后，边防战事再起，为应对明廷统治危机，“道”职能又转为政军监察，内容从民政财政逐步拓展到军队监察。

形式也从固定管理向临时性巡察转变，这使得明代道台可以弹性地在局势动荡的边疆与内地之间移动，一时间发挥巨大作用。

清朝入主中原后，沿用并改良明制，道台、道员等官职才逐步形成清代特色，但直到乾隆十八年，相关制度才正式确立。

最初道台多为正四品，可在朝廷发言，但地位并不显赫，后由于职责需要，许多中二品和正三品官员也担任道台，更获准密折封奏权，导致道台权限时强时弱，无法掌控。

个别道台只能巡视地方游说各级官员，另一些道台则可左右官场人事升迁，这种无常的强弱状态，令清代地方官场既惶恐又混乱。

光绪年间，李慈铭等御史曾多次请废道台官职，理由是职权过大，易生腐败滥用，并建议由巡抚衙门直接管理各地事务，但此举触动了清廷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终未被采纳。

道台作为清朝地方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与职责涉及地方政务的方方面面。

从职能上看，道台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种，专职道台如河道、粮道等，只负责对应职能范围内的事务，兼职道台则由按察使、布政使等官员兼任。

江苏、山东等地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专职道台较少，而主产粮食的省份，粮道道台则较多，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以粮道台为例，它负责购买、运输、储备等粮食事宜，保证粮食供给，在清代，粮食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温饱，民以食为天，因此，粮道台的设置尤为重要。

在主产粮省份的粮道台，其数量之多、事务之繁可见一斑，光绪年间，部分地区粮道台才开始裁减。

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苏等地的粮道台数量相对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经济的变迁。

盐道台也扮演重要角色，它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使百姓有盐可腌，在清代，盐业为国家专卖，购买盐对普通百姓来说是必需的。

因此，盐道台要确保本地区不同用途盐的供给，使各类盐通过交易流通到指定地区，相对于其他道台来说，盐道台的主要工作较为简单，其待遇也较好。

此外，河道台治理水利工程，确保河运畅通，以山东的运河道，江苏的河库道为例，它们就是管理河工的道台。

这些河道道台一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才逐步减少，而天津还专门设有海关道台，负责管理海关税务等事宜。

从管理内容看，道台左右着地方的民生经济，上述诸道台的设置，都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它们或管理粮食贸易，或治理水利工程，从不同侧面保障了老百姓的温饱，这充分表明了道台作为地方官制的重要性。

从权力大小看，道台虽不能决策，但执行政策过程中可自主权较大，它既受限于专职的范围，又因接触机密事务而握有一定实权，这使得道台成为一个既不大又不小的官阶。

以清初设立的军机处为例，它下令道台可以直接向皇帝禀报情况，这无疑扩大了道台的权力，到清末，许多人花重金买官入道台职位，可见道台的重要性日益增大。

总之，道台作为连接省级与县级的枢纽，其权责涉及经济民生等众多方面，它左右着地方的发展，也影响着百姓的幸福，从粮道、盐道到河道的设置，都印证了这一点。

清朝中后期，土崩瓦解，满清王朝走向衰亡，历史上传统的解释多数认为是外患入侵加速了帝国的覆灭。

然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那就是基层官僚制度的变质，尤其是道台制度的腐朽，更是清朝步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道台原本是清朝地方管理体系中的“润滑剂”，它承上启下，使上下级部门顺畅衔接，提高行政效率，然而事与愿违，这一中介机构逐渐成为祸乱之源。

道台的主要问题在于职责不明，权责不匹配，盐铁大臣这样的要职，可以决定盐的产量分配，权力极大。

但是，它的地位却不稳定，有时候可指挥县官，有时连县官都不如，职责时大时小，地位时高时低，使其难以问责追诉。

再加上清朝实行捐官制，许多门第不高、能力平平的人通过捐钱入局当官，这些道台对本地事务不熟，处理问题能力不足，反而使地方管理更加混乱，于是，暴力搜刮、滥用职权、与商人勾结谋私利的道台此起彼伏。

结果就是百姓怨声载道，国家的政策也难以落实，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本可续清朝几十年国祚，最终却被贪污成空包弹的军火道台搞得人仰马翻，由此可见，道台制度的失控是清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皇权的衰落，道光以后，清廷的管治能力日益下降，咸丰、同治、光绪等帝一再放权给具体官僚，减少皇权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这为地方官员的自治提供了空间。

各地道台得以“一山更比一山高”，权力失衡问题日益严重，同时，由于地方官不对中央负责，朝廷的政令也难下达基层，政策落空，这一恶性循环最终酿成了满清的覆灭。

当基层官僚中枢溃败、皇权日薄，清朝衰亡已成定局，道台制度的失控是灾难来临的标志，它加速了帝国命运的完成，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言：“道台的失败，就是清朝的失败。”

由此可见，清廷对地方官僚的管制不能放任自流，它需要建立统一且高效的监督机制，平衡各级官僚的权力制约关系，避免出现失控，这是中央专制帝国延续稳定的必要条件。

否则，一旦皇权势微、地方势力高涨，满清覆灭就是迟早的事，正是由于清朝未能找到这一制衡之道，才导致基层官僚制度的全面变质，继而酿成了帝国的最终覆灭。

道台这一角色在清朝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职责范围广泛且具有一定的机动性，然而，随着清朝的发展，道台逐渐成为统治者敛财的工具，并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由于下达任务的官员官职不同，造成了道台官位不明确的状况，使得百姓感到困惑。

此外，道台的机动性和临时性使其在出现问题时无法落实实责，加上捐官制度的负面影响，使得宫中的皇帝无法真正了解地方管理的情况，进而导致地方管理混乱、腐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