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观我的创作历程与广州美术学院水彩艺术之承传、拓展给予我的思考和启发。从“写生”“底线”“品格”和“当代性”四个方面做一个解读与剖析，大致可以构成我的水彩画实践面面观。“写生”“底线”“品格”“当代性”之面面观，是结合个人的实践，对艺术观念与创作问题的一点阐述和梳理。这些文字便是我作为一个水彩画画家和教师的追寻与体悟。

封面图：《出游》局部

水彩实践面面观——底线：突破中建构

文/陈朝生

坚守水彩画“底线”的呼声，让我联想到了吴冠中先生的《笔墨等于零》和张仃先生的《坚守中国画的底线》这两篇文章。再来细细研读，我仍有收获。两位先生的文章，提醒我们去关注的是，“等于零”和“不等于零”的言论都不影响画家们对笔墨（形式）与精神（内容）作为一个整体内在关系的思考和本质问题的追问。强调“笔墨等于零”，突显了当代笔墨形式的创造性表达与意趣营造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而主张“笔墨不等于零”，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阐述了笔墨的精神特质和对笔墨内涵的挖掘与创造的意义及价值。

《出游》，纸本水彩，180x200cm，2008年

《出游》局部

《出游之二》，纸本水彩，180x190cm，2011年

《出游之二》局部

正如吴冠中先生在文中所说的“脱离具体画面的笔墨等于零”，这对水彩画家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我想，无视创作主题和画家的情感需要，而恣意夸谈技术与材质的种种特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画家应该在创作表现中解决绘画的主体问题，而不仅是沉迷和陶醉于画材的感官效果。张仃先生所倡导的“坚守中国画的底线”，让我感受和领悟到笔墨传统的文化特征与丰厚的艺术底蕴。画家对笔性和墨韵的追源溯义并非凭一时兴起，而盲目给笔墨附加各种涵义并冠以不同的审美标签。坚守中国画“底线”有其深远的精神要义和品格所指。中国水彩画对“底线”的坚守也同样是一个尚需寻觅好答案的课题。中国近百年来水彩发展迅猛，但仍有很大的空间待我们去开拓、深化和提升。“坚守画种特色”似乎是一句没有对错的口号，我们的创作实践，仅是孤立地解决画种的特色问题，还是就着艺术观念的表达、表现性思维的训练去寻找艺术的真谛是事情的关键。这其间亦有表现力的技艺探索，但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杨桃》，纸本水彩，54x79cm，2015年

《杨桃》局部

“特色”与“底线”不是对技术和媒材做注释或预设的一种规范性动作，而是源于画种的语言特性和品质的呈现。从“底线”可看出一个画种的精神积淀和潜在能量。因此，“底线”当是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的作品所创建和积累起来的。

《纸飞机》，纸本水彩，79x108cm，1998年

《纸飞机》局部1

《纸飞机》局部2

李铁夫先生把传统的墨色引入水彩画中，在精湛的西方绘画技巧中焕发出民族传统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力量，这是对英美传统水彩“底线”的革新，也是对中国特色水彩画的开创和推进，有其经典意义和原创精神。

而王肇民先生雄浑博大、强悍有力的水彩作品就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水彩画轻盈畅快与逸笔草草的印象，王肇民在影响人们对水彩画的认识和创作态度的同时，也重建了更为强大雄厚的水彩画“底线”，“开创了属于中国自己的水彩画传统”（杨小彦语），创造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伟大风格”的水彩画。

李铁夫《瓶菊》，纸本水彩，38.1x58.3cm

王肇民《中秋佳节》，纸本水彩，39.4x54.3cm

古元《淡淡阳光》，纸本水彩 ，30×39.5cm

版画家古元先生淳朴感人的水彩画也独树一帜，他舍弃繁琐的笔墨花样和对透明本色的“特技”炫耀，其作品除了展现水彩技艺的美感与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蕴含了艺术家生命中至诚至真的品质和朴实无华的语言“特色”。三位大师站在各自的艺术高度上创造了属于个人的技艺特色和语言风格的水彩画，这些样式的作品彰显了他们所坚守和发展的中国水彩画的“底线”。

《灰调风景》，纸本水彩，54x79cm，2019年

《海滩》，纸本水彩，54x79cm，2018年

《雨过》，纸本水彩，54x79cm，2017年

综合言之，“底线”必须具有创新的血液和承前启后的意义。在日益繁荣和多元化的当代艺术环境中，水彩画家把效果当特色，把技术当艺术，把固步自封当底线，这是遗憾的。对中国水彩画来说，当下不是固守，应是包容、吸收与拓展。作品展现的不止是材质与技艺，尤为需要的是通过对水彩画绘画语言的探索和寻觅，从艺术的根性上拓宽水彩画材质的表现精神和形式语言的多样性。

陈朝生 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副院长兼水彩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委会委员，《当代水彩》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