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老蒋也早已经跑到了台湾，国军上将王陵基则逃到了李文的兵团部，苟延残喘。可当他得知李文也准备起义时，吓得他赶紧将随身携带的大部分黄金扔到一口枯井之中，余下的和手下一分为二，然后各自逃命去了。

​王陵基可以说在川军中是一名老牌军阀，资历很深，被人称 做“王灵官”，1948年4月，他取代军阀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然而仅仅一年后，刘邓大军的兵锋就已经直指四川。

等到​1949年12月初，王陵基越来越觉得与其留在成都坐以待毙，还不如提前逃跑，或许还能保留性命。于是他收拾了一下家中细软，匆忙坐上了小轿车，溜之大吉。

一路之上，到处都是国民党溃兵，王陵基的小轿车也行进困难，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天，于12月17日到达大邑县，大邑的警察局长得知王陵基到来后，不但给他安排好了住宿，还专门请他吃了一顿饭，可仅仅到了第二天，就传来解放军即将围城的传言，得知消息后，王陵基吓得六神无主，因为此刻王陵基身边只剩下了几名亲信人员，他的保安部队早已经在半路就跑光了。

​​最终，惊恐万分的王陵基，还是决定把小轿车不要了，随身行李也丢弃掉，只带着几名亲信人员，开始步行逃亡。

​在逃亡途中，王陵基根本就不知道去哪，感觉哪哪都不安全，于是又决定重新返回成都去找胡宗南，当王陵基好不容易走回到成都后，却发现胡宗南却早就逃之夭夭了。

​王陵基心中是大骂胡宗南不讲义气，另一边给远在台北的蒋介石打电话：“总裁啊，我是王陵基，恳请派飞机来接我啊。”

​​当时接电话的老蒋的侍卫长俞济时，他告诉王陵基将会派出飞机飞往成都凤凰山机场，让他踏实在那等着就行了，王陵基听后大喜过望，生怕错过时间，派人在机场通宵守候。然而，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依旧没有看到飞机的踪影。

​王陵基不敢继续留在成都城内，便又带着十几个亲随离开了成都，继续自己的逃亡之路。

​12月24日，王陵基来到了五面山国民党第五兵团李文的司令部，当晚，睡不着觉的王陵基，四处溜达，当他看到司令部内的会议室灯火通明，便悄悄的溜到了门口徘徊，并试探性的问问了站岗的哨兵，得知李文正在和兵团的主要军官商议与解放军接洽起义事宜后，吓得他连忙跑回了住处。

王陵基把跟随的亲信们都叫到了他的屋子里，打开箱子，把里面的金条让大伙分掉，多余的则都扔到了屋外的枯井里，嘱咐大伙各自逃命去吧！处理完一切后，王陵基换了衣服，独自朝着宜宾方向逃去。

在路上，王陵基装扮成一名教书先生，并化名为“戴正名”，躲过了解放军的检查，最终逃到了宜宾，找到了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

王陵基要求杨某给他安排一条船，帮助他去台湾，虽然这让杨某很为难，但是作为儿女亲家，又看到王陵基的苦苦哀求，好面子的杨某只好答应下来。

杨某先让王陵基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时机，并在自己家中腾出一间单人房供其居住，安排家中保姆负责饮食起居，然而，这种特殊的待遇引起了保姆的怀疑。

​1950年2月6日，杨某终于安排好了船只，将王陵基藏在了前往泸州的 “永利” 号轮船，等王陵基走后，杨家的保姆马上向专区公安处报告说：“我家来了个奇怪的客人，约60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看着像个国民党大官。”

​​收到消息的公安处在经过认真核实后，认为这个国民党大官有可能是王陵基，便通知了江安县公安局，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也觉得这是一个抓捕王陵基的大好时机，于是专门召开紧急会议，给大家布置好了任务，强调绝对不能让王陵基跑掉，并将抓捕队伍分成三组，一组去上游牛角坝拦截，二组由指导员王其栋率领，在江安码头拦截，三组到下游拦截。”

​布置完任务后，三个小组迅速来到指定位置，等待“永利” 号轮船的到来。

看到“永利” 号从上游缓缓驶来后，小组队员们命令停船，接受检查， 但轮船丝毫没有减速，二组见状，又立刻用旗语通知轮船靠岸接受检查，但对方仍旧不停，孙仲远知道必有蹊跷，果断下令进行火力警告，机枪打再江中心上，水花四溅，“永利” 号轮船不敢继续前进，只好掉转船头，停靠在了码头上。

等​孙仲远带人登上轮船后，先是向船员和乘客解释说在执行特殊任务，然后开始根据保姆的提示进行逐一检查。

很快，便锁定了化名“戴正名”的王陵基，他鼻梁上有戴过眼镜的痕迹，年龄约60来岁，为了验证真伪，孙仲远立刻命令全程寻找认识王陵基的人，最终，在王陵基副官长金叔衡的当面指认下，王陵基在逃亡途中被成功抓获。

​王陵基被俘后，先是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改造，后来又被转送到功德，与杜聿明、沈醉等一起接受改造。由于王陵基年龄的增长和视力的下降，他的日常生活根本就难以自理，只能依靠大家的帮助，甚至连刮胡子这样的小事都得靠杜聿明来帮忙。

​在改造期间，作为军衔最高的王陵基心态还是很不错，逢人就说他就是当年在上海扇过老蒋耳光的 “王灵官”，也是所有国军将领中，唯一敢扇过老蒋耳光的人，这也成了他一生之中最骄傲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