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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赢政驾崩于沙丘宫，其后的历史似乎被按下了快进键。

一年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领900名戍卒在大泽乡起事，起义军在三个月内兵力极速扩充至近40万，并顺着秦直道直接打到了函谷关。

陈胜吴广起义后数月之内，关东六国纷纷复国，秦帝国对原六国的统治彻底丧失。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9年），项羽于巨鹿以少胜多打破秦军，秦军主力长城军团尽丧，同年，赵高杀秦二世于咸阳，子婴又杀赵高，继位的子婴眼看大厦将倾，他甚至没有登基称帝，而是选择自降一级，称秦王。

但是诸侯联军又岂会放过已经被打垮的秦帝国，项羽逼降章邯，秦帝国最后的希望破灭，刘邦自函谷关入秦，一路打到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亡。

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奋六世之余烈，带百万雄兵，用十年时间一统天下，却在短短三年时间内经历了帝国的土崩瓦解。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秦灭亡的过程，这个字一定是：崩。

在天下大乱前，秦帝国的国家机器，至少在表面上依旧运行良好，帝国内部的税赋、徭役、兵役等项目依旧在有序进行，但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整个帝国立刻如火药般炸开，秦帝国前一秒还看似稳如泰山的统治在后一秒立刻崩溃，这种变化之突然，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

但正如之前的文章所言，历史是连续的，是完整的，任何一次崩溃，其种子都在崩溃之前很久就被埋下，关于秦帝国崩溃的原因，历来讨论很多：严刑峻法不得人心也好，六国旧贵族疯狂反扑也罢，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要想彻底理解秦帝国突然崩溃的根源，还要从更基础的地方入手，秦帝国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原子化的大秦子民，如果大秦帝国的统治基础被从根本上动摇，一定是大秦子民这个最基础的群体出现了问题。

有一个人的早年经历最能解释在秦律下以原子化形式存在的大秦子民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人便是中国历史上的游击战鼻祖：彭越。

《史记》中如是记载彭越的早年经历：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史记 魏豹彭越列传》

彭越起事前在钜野泽地区打渔为生，与生活在此处的各路的强盗混杂在一起，后来天下大乱，生活在钜野泽附近的少年找到彭越，希望他出来当首领，带着这些少年举兵反秦，彭越比较谨慎，认为当前天下局势未明，等等看看局势变化再说。

后来的故事是彭越等了近一年，局势越来越乱，要求彭越带着他们起兵的少年越来越多，彭越才下定决心在巨野泽起兵。

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愿与诸君。”少年强请，乃许。

——《史记 魏豹彭越列传》

彭越起兵后不久有一次与刘邦的联合作战，战后刘邦邀请彭越一起向西打，彭越却表示不愿意离开根据地钜野泽，刘邦与彭越暂时别过。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将其众居钜野中，收魏散卒。

——《史记 魏豹彭越列传》

这便是后来的游击战专家彭越的早年经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去分析，首先，打渔阶段的彭越，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其次，钜野泽地区的政治生态如何，为何少年们如此执着于找人带着他们去反秦？第三，明明灭秦建功的机会就在眼前，彭越为何不愿意离开钜野泽？

早年彭越的经历都是围绕着钜野泽这个地方展开的，泽，是水流聚集之地的意思，沼泽、湖泊以及一些小型河流均可以称为泽。

无论彭越所在的钜野泽是哪一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种地方不适合农耕，彭越以打渔为生，也印证了这一点。

有人可能会问，不适合农耕有什么问题吗？还真有，商鞅为秦帝国设定的法律是为自耕农经济量身打造的，如果一个地区是以自耕农经济为主，秦帝国的统治力就可以无孔不入地渗透到这个地区的每一处角落，但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农业基础差，而以渔猎、采集甚至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秦法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关于彭越的介绍中，还提到了“为群盗”的说法，彭越“为群盗”可以解释为他与钜野泽中的盗匪有联系，也可以理解为彭越就是“群盗”的一员。

“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说法，并不都指打家劫舍的强盗，在秦代，脱离了帝国统治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盗”，也就是说，在钜野泽中的彭越，并不需要真正去杀人放火才会称为“”盗，只要他脱离了秦帝国的户籍体系，不再为帝国交税、服徭役和兵役，他的身份也就自动变成了“盗‘。

好了，明白了这点，关于彭越身上的谜团可以被部分揭开了，早年的彭越这个渔夫，其身份大概率是不被秦帝国官方承认的，他打的鱼，大概率是不给秦帝国交税的。

而在天下大乱后要拥立他一起反秦的少年们，身份大概率类似，都是一群被秦帝国开除”人“籍贯的”盗“，所以他们对秦帝国不会有任何认同感，不但没有认同感，还会从内心希望它灭亡，毕竟秦帝国如果灭亡，秦帝国下发的所有”人“籍也就会自动作废，他们有没有秦帝国官方认证的”人籍“也就无关紧要了。

至于彭越为什么不愿意与刘邦一起往西打建立更大的功业，原因也不复杂，他的根据地在钜野泽附近，离开这里他的能量将大打折扣，如果顺着这点往下推，就能得出一个细思极恐的结论：钜野泽地区的“盗”们早已经形成了某种小社会，它独立于大秦帝国的大社会之外，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而且很可能在陈胜吴广起义前就已经存在了。

吴思的《血酬定律》提到：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民、匪、官，三者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民走投无路可以上山为匪，匪做大后不会再单纯的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而是制定规矩长期收税，成为类似于官的存在，如果税收合理，山上的匪又会下山变成民。

驱使官、民、匪三者相互转化的只有一样东西：利益。

当长期收税的收益大于打家劫舍，匪就变成了官，当辛苦种地的收益不足以养活自己，民就可能孤注一掷上山成为匪，而等打家劫舍带来的收益还不如老实种地时，匪就又会变为民。

中国古代稍微聪明的一点的统治者在剿灭农民起义时，都会许诺只要放下武器就以后就可以放心种地，甚至还给出免税或授予土地的承诺，这样的许诺屡试不爽，原因也不复杂，人都是理性的动物，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会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没有人天生就是民或“匪”，一切不过是每个人权衡利弊后的结果罢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利益并不仅仅是金钱，安全利益也是利益的一种，脱离帝国官方认证的“民”的身份而成为一名“匪”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这种风险也是每个个体在做出选择时要去考量的因素。

让我们再来看看彭越这个“匪”吧，他脱离帝国统治到钜野泽中当“匪”，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收益，无非就是打渔不给帝国交税罢了，这个并不算太大的收益依旧能够驱使彭越去当“匪”恐怕还有另一个原因：在钜野泽这种远离传统农耕区的地方，帝国的统治力也没那么强，只要你下定决心放弃在平原耕种，帝国拿你的办法也不是很多，所以当“匪”也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当然，在工业革命到来前，农业是当时社会上生产效率最高的产业，几个“匪”自甘堕落上山打渔、狩猎也并不足以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础，只要最关键的农耕区依旧被牢牢握在帝国统治者手中就足够了。

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深入思考一个问题了，对于秦帝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匪”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表面上看，像彭越这样的以打渔为生的“匪”，似乎对帝国来说并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他们的存在甚至不会抬高帝国的治安成本，他们不过是一群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社会边缘人罢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还记得文章开头我们讨论的秦帝国最重要的资源吗？是的，秦帝国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一个个原子化的秦人，他们宛如这个帝国的一个个细胞，他们提供的税赋、徭役和兵役维持着这个帝国的运转。

在古代，尤其是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帝国时期，相对于土地，人，确切的说被纳入大秦统治系统的人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多一个不在帝国统治系统内的“匪”，就意味着少了一个能够为帝国提供税赋、徭役和兵役的“民”。如果民的数量能够维持在较大的规模，帝国的统治就还能维系，如果“匪”的比例过高，帝国的统治基础就要被动摇。

上文已经提到，人是理性的，当民还是当”匪“，是每个人权衡利弊后的选择。

商鞅变法后，秦帝国给所有人开出的当”秦人“的好处是分给你一块土地来耕种（大多是100亩，正常情况下，这块土地的产出刨除赋税也能养活一个小家庭）。

当”秦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这块土地产出的一半要上缴帝国，还要承担每年至少一个月的徭役和不定期的兵役。

如果这就是这份契约的全部，那么它显得并不是那么公平，为了让这份并不公平的契约能够持续下去，商鞅做了一些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功爵位制度。

这一条提供的是人类社会中最玄妙的东西：希望。

在希望的驱使下，人类往往能够忍受超乎寻常的痛苦，一想到只要上战场杀敌就有机会获爵位，似乎平日里连日劳作也就没那么苦了，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战争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除此之外，秦帝国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到”秦人“这一行列中来，还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外来的”新秦人“十年内不用服徭役和兵役，税收也有所减免。

秦帝国如是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帝国与秦人之间签署的契约并不平等，必须通过这一系列优惠政策让他看起来平等一些。

而当这些优惠被抽走，秦法之于秦人似乎并不太友好，当”民“的性价比似乎并不太高。

秦帝国的做法其实像现在的一些大公司一样，先高薪把你挖来，然后等你已经离不开这套体系后就开始极限压榨。

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帝国统一六国，这套手段都是管用的，尽管受到的压榨很重，但秦人整体上还是愿意留在这套系统里做“秦人”的。

只是秦是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它的前面没有可以借鉴的例子，它不知道“民”这个群体压榨的极限在哪里？它更不知道这套已经被打造得无比高效而完备的系统一旦崩溃将会爆发出怎样毁天灭地的力量，秦帝国一直在试图维持压榨到极限而系统又不崩溃的“最佳”状态，但是这样做无异于玩火，一旦在一个问题上判断失误就是整个系统的彻底崩坏，还是那句话，秦帝国没有经验，而他的二世而亡也即将变成后人的经验。

商鞅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富国强兵，不要会错意，这里的富国与占据秦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自耕农群体没有多大关系，这里的富是指帝国能够掌控资源要足够得多，商鞅变法后，秦帝国的上百年战争史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缺粮的情况。

富国与强兵这两条原则都指向一个核心目的：在战国争霸中脱颖而出。

商鞅变法把秦帝国打造成了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它为战争而生，秦帝国需要战争，战争带来的额外收益，是它填平秦人遭受的超额剥削的最重要手段，一旦战争停止，秦制的不平等性就会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秦统一六国后，税赋、徭役和兵役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当秦人的性价比又一次降低了。

尽管秦帝国试图用严格的秦律控制一切，但是在那个技术和通讯都不发达的时代，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彭越等人逃入钜野泽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刘邦在押送囚犯失败后也逃入芒砀山落草为寇，生活在高山大泽附近的人，如果不再想当秦人，只要往山中一躲，帝国将他们抓回来的成本是很高的。

事实上，除了彭越这样的“盗匪”，另一个群体的出现也说明了秦这套制度已经趋于崩溃，这个群体便是：骊山刑徒。

骊山刑徒是一群被剥夺了“民”的身份的人，他们要无偿为帝国劳动，不会获得任何报酬，少量刑徒的存在无关紧要，但是当这个群体大量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秦帝国这套系统已经出现了巨大问题，秦制是一套为自耕农群体量身打造的制度，当大量秦人不能再维持“民”的身份而不得不降格为奴，这套系统的基础便已经被挖空。

让我们来最后审视一下商鞅变法后的秦制吧：它将秦人原子化，并力图让每一个原子都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为帝国所用，让秦人原子化的好处还有另一个：由于秦人都是一个个原子，其当然无力与大秦这个庞大的帝国对抗，所以秦帝国在对秦人进行压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大胆一些，即便一些原子不堪重负退出这个系统，也不会影响大秦这个系统。

但大秦的统治者们似乎忽略了一点：大秦这套系统本身就是由这一个个原子化的秦人组成的，当足够多的原子退出大秦系统，大秦这套过于复杂的系统所要面临的将不是衰退，而是崩溃。

秦，这个地处西北一隅，远离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小邦，用了500年的时间完美展示了一次边缘崛起，它坚韧、它顽强，它足够励志，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空前的。

但由于它缺乏经验，它只知道如何积聚力量，如何使用力量，却不懂如何控制力量，它以一次轰轰烈烈的二世而亡告诉后世之人，哪种治国方式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历史很长，也很厚重，它厚重到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平淡，但仍有一些事即便在中国如此厚重的历史中仍值得大书特书。

它一统天下，它二世而亡，这就是历史，最好的历史。

……

秦在历史爱好者中是一个争议极大的朝代，喜欢它的人极度喜欢，讨厌它的人无比讨厌，而在喜欢秦帝国的人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意难平”：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太仁慈，他没有杀光“六国余孽”，才让他们在秦末乱世中借尸还魂。如果把这些旧六国贵族杀光，大秦就能千秋万代，至少不至于二世而亡，但关于历史，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进行理论上的讨论，而不去讨论执行时的难度。接下来是秦崩系列的第二篇，我们将从一个倒霉蛋入手，看看“六国余孽”们为什么能够在六国亡后依旧能够“苟且偷生”，那个在项梁项羽叔侄起兵时第一个被当做经验包杀掉的倒霉蛋，他是怎么陷入必死之局的？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