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西安“八办”
1940年春，我在延安军委三局电台五分队任报务员。
台长李敖鱼是老红军，四个报务员，一个摇机班(用手摇发电机供电发报，每班两个人摇),两个通信员取送电报，还有司务长领着炊事员管理伙食，两位饲养员看管一匹马一匹骡子，全台十几个人。
我是报务员，只管上班时收发电 报，其他不用操心。大家努力工作，认真完成任务，平时团结互助，显得 和谐安静。电台设在名叫“草疙台”的小山村，人口很少，距离三局局部 阎店子村五六里路。
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与别的电台相距较远，路也不 熟，很少互相串门，文化活动稀缺，显得单调枯燥。只要听说城里某个地 方放电影、演话剧，即便来回要走六七十里路，还要爬山过河，同志们情 绪极高，不怕疲劳，依然集成一伙跑去看戏，有的看戏回来下半夜接着值 班，也不觉劳累。
4月下旬，有一天，王诤局长亲自到电台来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工作，并说还有几位同志一块去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组成一个电台班，让我在路上担任班长。
“五一”劳动节过后，我们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集合。班内几 位女同志如李冠华、杨莉萍等都是通信学校13期同学，还有一位临时加进来的男同志是老红军。
这次从延安出发的人员甚多，乘坐五辆大卡车，并由党中央周恩来副 主席亲自领队，同行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领导干部，以及知名的音乐家洗 星海、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等。
我们坐在第二辆车上，都是十几岁青年，一 路上看风景，说说笑笑，打盹睡觉，都是高高兴兴。车队经过洛川县城 时，突然被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拦住，情景如临大敌一般，几十名士兵端着 上了刺刀的步枪把车队包围起来。我们车上的警卫战士毫不含糊，立即手 持武器跳下汽车，在国民党士兵的后面把他们也围了起来。
这时，当地国 民党驻军的最高长官，不知是军长还是师长，带着一批随从，走到车队面 前。本来威风凛凛，可一见到周副主席，认出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老上级，马上立正敬礼，毕恭毕敬地站着，周副主席随意与他谈话，没说 “稍息”,几位当官的动也不动。
围观的老百姓与当兵的都很惊讶，不知道 车里坐的是多大的官，连他们的长官都如此恭恭敬敬，紧张气氛随即化 解。停了不大一会，我们车队放行，一路顺利到达西安。这点小事，让我 欣赏到周副主席的斗争艺术，印象颇深。
那时候，抗日战争进行了四个年头，国民党政府退到四川重庆，对外称 作“陪都”。国民党另一领导成员汪精卫干脆投降日本当汉奸，跑到南京成 立傀儡政府。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坚 持抗战，力量日渐壮大，地位不断提高。日本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后方不 稳，进攻势头有所削弱，一面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一面在占领地区 对八路军、新四军残酷扫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未破裂，但国共两党的磨 擦事件不断加剧。1939年6月12日发生在湖南的“平江惨案”,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被杀害，激起人民公愤，毛泽东在延 安群众追悼会上发表讲话，对蒋介石反动派猛烈抨击。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国民党却在1939年1月 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各地建立特务组织，
严密监视社会进步人士，又在西安等地建立“集中营”,关押共产党员与 进步青年。这些情况我们在延安就有了解，所以对调配到西安、重庆等地 做电台工作，感觉这是党组织的信任，也有一种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进行战 斗的兴奋心态。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抗日战争以来，蒋介石 嫡系胡宗南所属的十几万部队，装备精良，从来不到前线抗击日本侵略， 却一直包围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武力消灭共产党。
进入1940年，西 安市抗日气氛日渐淡薄，反共限共的举措不断加剧，整个社会显得压抑沉 闷。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作出一点民主姿态，欺骗人民。 可是在西安大街上，我就看到写在墙壁上的大字标语，公开宣扬“一个国 家，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赤裸裸地 暴露了蒋介石追随德国希特勒奉行法西斯独裁的野心。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位于七贤庄地区，其中一号院为办事处领导与办公用； 三、四号院是兵站，主要筹办军需物资供应延安；七号院是招待所，接待来 往人员。处长伍云甫、副处长李华，还有一位负责人唐彬主管党的工作。董 必武是中共和谈代表，又是国民参政员，也常在西安办事处活动。
到西安后，车队短暂停留，大部分人 员准备继续去重庆。路上这几天电台班的 人员彼此熟悉了，想到过两天，他们走 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心中不是滋 味，便想最好我也能一块去重庆。这个念 头，周恩来的副官钟韻知道后向领导作了 汇报。
有一天，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谈话， 问我为什么要去重庆?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 什么正当理由。
周副主席就问：你是不是 共产党员?
我答说：是。
周副主席又说， 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这个道理你懂吗!
我说：懂。
他接着说：西安这里工作需要，组织决定你留在西安工作，你 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
周副主席说：好，那就这样决 定，留在西安好好工作。
前后不到五分钟，谈话结束，问题解决。几天 后，周副主席一行继续乘车去重庆，我留在西安。同行的两位艺术家洗星 海、袁牧之也留在西安，住在七贤庄一号院后边的房子，离我们电台 很近。
西安市七贤庄一号。1937年 红军联络处在此成立，后此处更 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办事处
西安是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门户，八路军办事处任务很重，对外 联系广泛，人员来往不断，物资转运频繁，规模大，活动多，政治上很有 影响。
我们电台24小时值班，保持与延安、重庆、太行前线等方面的通 信联络，还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服务，业务量大，忙碌不停。
那时延安没 有广播电台，不但中央的内部文件指示通过密码电报发往全国各地党组 织，就是延安新华社公开发表的宣传报道、重要文章等，也要通过电台抄 收，再在当地翻印传送。所以电台与译电部门工作紧张，有时候抄收一份 长的电报，从上午直到晚间，连续工作不得休息。
办事处领导关心机要部 门，给予不少照顾，也提出许多严格要求，特别是安全保密问题一点不能 大意。针对西安市的复杂情况，为防不测，领导也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气 节方面的教育。
电台设在一号院的后边，无关人员一般进不来，就是内部人员没有 工作必要的， 一般也不随便串门。我们这间平房，半边供机要科办公、 译电员住宿；半边是电台与报务员宿舍，收发报机摆在里面的小房间， 交接班非常方便。
因为两个部门业务相关、联系密切，生活打成一片，而 且大家都很年青，玩得热闹，所以这里也被戏称为“鸡鸭行”。我在抗大 学习时的入党介绍人周子健，这时也在西安办事处任秘书科长，他的夫人 王平性格爽朗，常和我们一块打篮球，周子健爱开玩笑，给我起了个外号 “烧鸡”。
电台共有4名报务人员，台长林英才是老红军，挂牌是上尉军衔；报务员赵永清，也是老红军，挂牌是中尉；另一报务员邱正才，年纪不大，参加革命比我早，是少尉；我那时16岁，职称是见习报务员，挂的是准尉军衔，肩章上只有一条杠，没有星。
电台发报机功率100瓦，使用交流 电，收信机是4个电子管组装，用干电池供电。另外还有一套小功率的电 台，以备市内停电时用手摇发电机供电发报。平时我们的工作关系很简 单，除了机要科、办事处领导外，有业务往来的就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小陶 同志。他经常来取送电报，过年过节时还送点吃的东西，代表地下党组织 慰劳我们。
一般情况，我们不能上街，最远只在附近的“革命公园”几个人一块 去玩，不准单独外出。但是电台用的一些易损器件，如干电池寿命有限、 手摇发电机的炭刷磨损了要换新的，收发信机用的电子管需要备份等，这 些采购的事情，不懂行的同志无法代替，所以我们电台人员有时也得上街 亲自采购。
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说明事由，报请领导批准，并要两三个人 同行，路上不能并排行走，一定有前有后，相互关照，警惕出事时有人跑 回来报信，不被一网打尽。环境养成了这种习惯，大家自觉遵守，也没什 么问题。
我们机要人员在办事处院内可以自由活动，晚饭后大家到门外的球场 上打球也没什么限制，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可是社会上政治气氛紧张时， 我们不但不能出大门，就连办事处门口与前院也不让去，只能闷闷地待在 后边院子里。这是为了机要部门的安全，我们也能理解。
作为电台报务员，工作接触面小，对办事处的整体情况知道不多。但 办事处作风朴实高效，同志间团结友爱，内部文化生活较为活跃等，却有 许多感受。对于我们党在西安的隐蔽斗争，也有一种钦佩之情。特别是西 安市国民党的特务之多，活动之凶，面貌之丑，更是印象深刻，亲身经历 的一些实事，难以忘怀。
八路军办事处名声响亮，目标显著,工作比较活跃，自然成为国民党 特务机关的重要目标。除了正式的警察宪兵外，办事处门口的小货摊、停 放待客的人力车夫，来回溜达的闲散人员等，几乎都是国民党特务假扮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监视到办事处来的是些什么人，办事处人员出去都到 哪些地方，与哪些人接触?或者从我们人员的闲谈中听到一点内部消息， 回去报告。对他们的监视行为，我们进行教育，提高警惕。时间久了，我 们几乎认出他们谁是特务，有时也故意逗逗他们。
例如，到“革命公园” 游玩时，他们盯梢跟踪，寸步不离，我们快他们快，我们慢他们慢，我们 拐弯他们拐弯，回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特务。我们假装不知道，有时故意 绕圈子，把“尾巴”丢掉；有时快步走上一段，却突然停下，把他们闪到 前边去。一等回到办事处附近的安全地带，我们站在门口，回身指着他们 骂“狗特务”。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溜之大吉。
又如，对假扮人力车夫的 特务，他们外边穿件破衣服，可里边衬衫的白领子还露在外边，皮肤细 嫩，脸面发白，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假的。我们兵站工作的同志们经常外 出，市内情况熟悉，身上有枪，胆大心细，有时就故意坐特务拉的人力 车，先说到火车站，到站不下车，再要拉到汽车站，还要他跑快点，否则 就骂他踢他，到站后仍不下车，再要他拉到东大街、西大街，故意跑来跑 去，把特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只好借口上厕所偷偷跑开，连人力车 都不要了。
个别时候，我们失去警惕也犯错误。一次我与邱正才到七贤庄 2号门口的小货摊买东西，付钱之后，他突然问我：“这个月的党费交了没有?”
我立刻向他瞪眼，怎么在这种场合问这个话，他也知道错了，脸色 发红，没再吭气。小货摊的主人是国民党特务，他看到我们比较尴尬，脸上露出得意的阴笑。
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机构，按照规定，工作人员穿制服，配戴军衔， 花名册报给国民党政府登记备案。我们的电台也向国民党政府注册，他们 的无线电管理部门还有权来检查核对。
有一两次，他们打招呼要来检查电 台，弄得我们紧张准备，为防特务破坏，在地下室临时设置了一部小功率 电台，结果他们未来。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我们电台进行侦听，这是斗争常 识，我们心中有数。除了使用密码外，电台联络用的频率、呼号等经常变 换，让他们不易掌握。
特务机关有时分不清哪个信号是我们的电台，便对七贤庄地区突然拉闸停电，我们正在拍发的信号随即中断，电路通了，信号又重新出现，他们就能认准这是办事处的电台。次数多了，我们摸清这 是特务们的诡计，就采取对策，停电之后改用手摇发电机发报，故意不用 市电，让他们无法控制。
八路军办事处使用的电台
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等内容在花名册上都写得清楚，但没有 附上照片，所以国民党特务分不清楚具体的人是谁，见了面也不知道谁干 什么工作。
为了针对性地掌握我方人员，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对照名册，认 清我们的面孔。每天晚饭后，我们在球场上打球，他们就派一群特务在四 周当观众，趁运动员传球时互相联络，不经意呼叫球友的名字，现场记下 来，认出是谁，再查名册，了解他的工作职务，有什么价值。
因为他们经 常来，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目的，便加以警惕，打球时尽量不喊名字，但有 时防不胜防，玩得高兴了也会偶尔叫出姓名。好在球场靠近办事处门口， 我们人多势众，特务成群，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次，我们打球时看到周 围的特务也年青好玩，对他们既熟悉又讨厌，球队队长(一位副官)便笑着问他们敢不敢和我们来场比赛。他们也是有组织的，身份心照不宣，便 马上答应，脱去外衣，和我们热热闹闹地赛了一场篮球。事后，虽然我们 赢了，办事处领导还是把领头比赛的副官，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责备他 违反组织纪律。
抗日战争年代，日本飞机时常对我方城市进行轰炸，防空成为人们的 生活常识。附近的防空洞设在西安城墙的下边，一有防空警报，我们除留 少数人员值班外，大家迅速从后门出去到防空洞暂避。
办事处防空洞是单 独的一间，有两个出入口，可是防空洞的左邻右舍都是国民党政府故意安 排的特殊部门。
防空警报分三种信号：普通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 听到警报声，我们进入防空洞，紧急警报响了，只在洞内不能出来，直到 解除警报响了，大家出洞回家。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国民党特务部门 利用防空的机会也在对我们进行监视，从中摸清我们的人员情况。好几 次，防空的时间特别长，日本飞机也没来，洞内待久了，空气不好，不免 出洞活动休息一下。
这时我们两边防空洞的人员也都出来，他们从不同角 度对我们的人员观察监视，窃听谈话，看看有哪些新面孔，讲些什么话， 企图弄清这些人的姓名与身份，甚至还向我们这边拍照。我们认清对方的 阴谋诡计，便提高警惕，积极防范，大家在洞外休息时不谈工作，尽量背 对着他们。
后来经验多了，看到对方向这边照相，我们也准备了照相机， 立即对准他们拍照。特务最怕被人照相，赶快躲开跑掉，狼狈的样子，逗 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一次，西安的电影院上映进步电影《太行山上》,办事处的同志们 很高兴，组织大家去看。董必武与洗星海、袁牧之等坐小汽车在前边走， 我们二三十人集体步行去电影院。特务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立刻也成 群结队地跟在我们后边，显得相当紧张。
直等进了电影院，他们才知道我 们是来看电影。我们坐下后，他们也进来坐在两侧进行监视。电影《太行 山上》的作曲者洗星海，也坐在下边看电影，特务们也不认识。我们看这 种电影感到亲切，有些特务看得也很有兴趣，无意间也受到了抗日精神的教育。
当时的政治气氛，办事处内外宛若两个世界。
外边是国民党统治，气 氛森严，老百姓不敢随便讲话，物价不断上涨，人们挣钱养家，维持生活 不易，街面上死气沉沉。办事处内部，虽然分工不同，但党员们都有共同 的理想信念，官兵平等，作风民主，个人没有什么钱财，但是吃穿不愁， 心情舒畅，显得朝气蓬勃。
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经常在山西太行前线指挥 对日作战，有几次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研究工作，路过西安就住在办事 处。他喜爱体育运动，晚饭后与我们一同在门外的球场上打篮球，周围站 着许多国民党特务，我们习以为常，总司令也不在乎。
朱老总是我们的长 辈，年纪已五十多岁，跑动不如年青人灵活，我们只顾玩得高兴，多赢对 方，很少传球给他，老总跑来跑去，照样高高兴兴，满脸笑容，从未生气 埋怨。
一次，我们去得晚了，篮球场已有别人在玩，总司令便和我们到旁 边去打排球，我在前排中间传球，朱老总在前排边上扣球，成功了大家鼓 掌助兴。起初特务们不知道这位老人是谁，后来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朱 德总司令，竟然如此朴素，和蔼可亲，与他们长官的气派完全两样，不由 暗暗惊叹，心中敬仰。
和在延安一样，办事处内部也有俱乐部，经常组织大家唱歌、演节 目、出墙报等文化活动。
洗星海、袁牧之两位艺术家，到西安后一直住在 办事处，等待机会去苏联。他们合住一间房子，平时事情不多，也不能随 便上街。因为离得很近，彼此认识，我有时去他们那里玩，他们也高兴。
当时《黄河大合唱》非常出名，人们热情很高，便请洗星海教大家唱歌。 洗是广东人，作风简朴，工作认真，艺术水平很高，却没有一点艺术家的 架子。他把我们八个人(其中两个女同志),分成四个声部，合唱“怒吼 吧!黄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把我们教会。
开晚会时，他又亲自担任合 唱队指挥。我与一位女同志(文化教员)合演歌舞节目，反映抗战年代送 郎参军的故事。袁牧之担任导演，亲自帮我们化装。以前我们在延安演节 目，脸面化装很简单，自己涂抹点油彩就完了。
袁牧之是艺术家，水平高、要求严，即便在灯光下化装，他还点了几支蜡烛，在演员面前摆过来 摆过去，这边看看那边瞧瞧，直到满意才歇手，让我懂得脸面化装还有这 么多学问。演出时，袁牧之现场指导，洗星海吹笛子为我们伴奏。
几十年 过去了，两位人民艺术家的神采，依然记在心头，令人敬仰。全国解放 后，袁牧之在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中继续奉献力量，而洗星海却因为战争年 代的特殊情况，无法返回祖国，最后病逝苏联，令人痛惜。
西安古城有不少风景名胜，什么阿房宫、大雁塔等等，我们从来没有 去过。办事处只组织过一次，让我们到临潼华清池洗温泉，同时参观1936 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旧址，增加一点历史知识。
这是我第一次洗 温泉，听说古代杨贵妃也在这里洗过，温泉比较出名，感觉新鲜好奇，其 实与在别处洗澡没多大不同，倒是参观“西安事变”旧址时有不少感想。
蒋介石住过的房间保存很好，他当时躲藏的山洞旁边，专门修建了一个漂 亮的亭子，周边立了许多石碑，地面摆不开了，就将山上的石坡，甚至把 悬崖绝壁削平，刻上许多国民党要员的亲笔题词，有的白底红字，做得非 常醒目，周围刻得满满当当，工程规模不小。题词内容全是吹嘘蒋介石如 何“处变不惊”,表现出“浩然正气”的“英雄”形象，十分肉麻。
我们 原先就知道西安事变的大体情况，事变过程中，蒋介石不仅政治上被动， 也不是那么沉着勇敢，偷跑到一个小山洞里躲藏，最后被人抓了出来。事 变结束后，张学良将军亲自送他飞回南京，他只顾个人尊严，不惜背信弃 义，把张学良交军法审判，终身监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憾事。
这些真 实的历史情景，他们一点不提。我们看后，对于国民党官场上这些阿谀奉 承的丑陋表演，心中觉得可笑。
全国解放后，原来的这些石碑全被清除， 亭子重修后改名为“捉蒋亭”,但一般游客并不了解，此地曾经有过这样 一段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