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始终未能咽下中央革命根据地三度围剿的苦果。

1932年秋，他推出“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新计策。

第四至第五次围剿，国民党的政治围剿如洪水猛兽，逐步侵蚀红军根据地，给群众带来难以言喻的困扰。

说这个人是毒诸葛，真不为过。

初登场便为蒋介石献上毒策，逼得工农红军西进，逼红军走上长征之路。

权力巅峰时，无论是军政文电，还是重要决策，几乎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得以呈送蒋介石。

结果，这个人却死于非命。

蒋身边的毒诸葛

杨永泰，字畅卿，生于1880年，广东茂名。

民国初年，社会震荡，正是人才纷纷涌现之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杨永泰与黄郛结识了蒋介石。

人们常说，蒋介石与杨永泰的相遇，简直如玄德得孔明一般，尽管这种夸张之说未必完全真实，但二人的关系却的确非同寻常。

蒋介石对他极为依赖，不论事大小，必定商议，称其为“畅卿先生”。

于是，事事亲自请教，时常长夜共谈，言听计从，几乎无一可比。

至此，杨永泰早已不只是幕僚，更多的是身心投入其中的智囊。

杨永泰的求学经历颇为特殊，既有严谨的传统教育，又曾赴海外接受西式教育，堪称学识渊博，才情横溢。

知文、知武，精立法、懂行政，几乎无所不通。

且他对政事的热忱，眼光极为敏锐，常常从国家大事中洞察其中的细微变化，胸中满腹计谋，似乎从未停歇过的策马奔腾。

蒋介石称他为“当代卧龙”，这评价，未必过高。

从他的作用，还是他对于蒋的影响，这个称呼，倒是显得十分贴切。

1928年初，蒋介石与杨永泰相识，便认为此人乃人才，随即诚心挽留。

杨永泰也觉察到找到了一个“明主”，从此决心追随。

自此，杨永泰便紧紧跟随蒋介石左右，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南昌行营秘书长、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等重要职位，身心投入于蒋的事业之中，尽心竭力。

杨永泰的贡献，若要简单言之，大约可归结为三项。

其一，献策“削藩”，为蒋介石铲除军阀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可操作的方案。

蒋介石照此行事，短短三年内，便搞定了各路诸侯，名义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其二，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策略，成功改变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战略。

针对初期“剿共”无效的困境，杨永泰上书万言，指出剿共的难点便在于“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体”。

于是，他提出将军事行动与政治手段结合，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并坚信，转变不过一年，必见成效。

果不其然，这毒计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军时，立马见了效。

张国焘领导的红军被迫撤出，西行而去。

在随后的围剿中央苏区时，杨永泰进一步建议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软化、分化、感化”的政策，并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将政治、经济与立体战结合。

于是红军最终被迫展开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其三，杨永泰帮助蒋介石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四川，完成了川军的国家化与川政中央化。

四川自古便是“天府之国”，各方势力角逐之地，然在杨永泰的谋划下，川军纳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要做张良还是萧何？

杨永泰的行政才能，不可谓不精。

那种“案牍如流”的效率，未必是空口无凭的夸张。

蒋介石在取得政治独裁后，掌握的责任也水涨船高。

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各种请示报告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蒋介石的办公室，成了一个永无休止的“处理站”，公文、电报堆积如山。

恰在1932年“剿共”之时，杨永泰提出了设立侍从室的建议。

侍从室的职能，显然不单单是简单的文件传递。

杨永泰指挥侍从室将成堆的案牍经过筛选、总结、提炼，抽取其中的精华，再交给蒋介石。

这大大减轻了蒋介石的行政负担。

但侍从室也由此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军委会、中央党部甚至行政院，成为国民党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王国”。

有时，杨永泰甚至会代替蒋介石处理公务。

这个做法，虽然效率极高，却也让其他军政要员颇为不满。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有时会将堆积如山的汇报一股脑儿交给杨永泰，似乎也不太清楚究竟谁才是他真正的秘书。

张治中

此情此景，也能看出杨永泰早年积累的政治经验，以及他出色的现代行政能力在国民党内的独特地位。

杨永泰的这种能力，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坚固的政治权威，更是在1930年代初期，迅速加强了蒋的中央集权。

杨永泰因而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成为蒋的左右手，参与决策、掌握机密，一时风头无两。

无论是军政文电，还是重要决策，几乎都要经过杨永泰的审阅，才得以呈送蒋介石。

许多军政要员，欲见蒋介石，先要通过杨永泰的安排，这样的权力可见一斑。

杨永泰早已达到职业的巅峰，权力的顶点。

倘若他能够把握住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权力所迷，或许他的结局会更加圆满，人生也许会更加稳妥。

可杨永泰既具张良之谋，又有萧何之能，却不肯仅仅满足于当张良，也不肯永居幕后充当萧何。

他偏要身兼张良、萧何、甚至韩信之职。

无论如何，杨永泰始终不愿长时间潜藏于幕后的阴影之中。

这样的心态，注定了他不能只追求一方权力，不能只在中央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更要在地方上独立操控大权。

欲望愈大，目标愈远，愈加膨胀。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本就如水深火热，杨永泰开始积极投入其中，搅动这滔天的浑水。

作为政学系的领袖，他通过各种手段，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随着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逐渐削弱，蒋介石也愈发无法容忍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控党务，力图打破“蒋家天下，陈家党”的现状。

杨永泰看准时机，主动向蒋介石提出，集合党、政、军大权于“剿匪总部”，通过这一举措，建立起了一个由他领导的集权体系。

无论是省级还是县级，所有的权力都由“剿匪总部”的书记长负责，工作报告直接呈交给“剿匪总部”党政处。

而杨永泰作为“剿匪总部”的秘书长，便掌控了四省的国民党组织，迅速将其从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夺走，牢牢把握了这些地方的政务。

事实上，杨永泰早已开始在幕后拉帮结派。

在南昌行营秘书长的任上，他巧妙地将政学系的人员安插到行营内的各个重要岗位，结果六名处长中，有五人都是他推荐的，或者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政学系人物。

这种拉帮结派的行为，最终不过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而已。

杨永泰显然并不满足于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秘书长。

他的权欲、野心都愈发强烈，甚至在汪精卫被刺之后，他曾试图趁机爬升到行政院院长的位置。

突被刺杀，死于非命

渐渐的，杨永泰借着蒋介石的信任，自诩为“二把手”，目中无人，居高临下。

无论对蒋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对军政大员，他总是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姿态，甚至连蒋的亲信，也未能免于他傲慢无礼的态度。

一次，陈立夫急于面见蒋介石，杨永泰却在其中作梗，口口声声称蒋介石正忙，没空接见他。

陈立夫急得如坐针毯，杨永泰却冷漠地表示可以先将事情交给他，再由他转交给蒋介石。

结果，陈立夫在外等候了两个多小时，怒火中烧。

陈立夫

面对陈立夫的愤怒，杨永泰却毫不在意。

这种做法，和蒋介石的另一智囊陈布雷截然不同。

陈布雷虽然也在蒋介石身边，但他的为人却与杨永泰大相径庭。

陈布雷不仅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事事尽心，且待人谦和低调，尽显本分。

他不张扬、不做作，而是以诚恳的态度待人接物，因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氏家庭、陈氏兄弟，甚至其他亲信，都对他极为信任与依赖。

最终，陈布雷成为了蒋介石的“文胆”。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畅卿为人自负太高，言论行动易开罪于人。”

陈布雷

而这正是杨永泰的致命缺点。

杨永泰的傲慢与自负，终究让他在国民党内陷入了孤立。

各派系的意见纷争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

无论他如何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始终敌不过政治的潮流和派系的斗争。

最终他未能抵挡住这些势力的压迫，成了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

1935年10月，汪精卫遭遇刺杀。

杨永泰眼见权力空缺，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兴奋。

倘若这一时机把握得当，就能进一步一跃而上。

然而以二陈为首的CC系，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坚决反对他组阁的愿望。

志得意满的杨永泰，梦想瞬间破灭，组阁的梦想不翼而飞。

无奈之下，他决定辞去秘书长职务，准备出国考察。

蒋介石岂会让他轻易脱身？

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自然不能放任杨永泰独自离去。

面对杨永泰的辞呈，蒋介石干脆置之不理，毫不理睬。

蒋明白杨永泰对自己忠诚，但为了平衡党内各派的利益，他决定将杨调离原职。

其实，早在南昌大火案之前，蒋就已经有了将杨永泰调任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的打算。

杨永泰得知此事后，顿时眼眶湿润，声泪俱下地对蒋介石表示：“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进谗言，才至于此！在这国家危急关头，我决不离开委员长半步！”

蒋介石听罢，感动至深，终于决定让杨继续留任。

蒋介石在安排人事时，还是决定了将杨永泰任命为湖北省主席。

结果杨永泰刚到湖北履新，就遭到了CC系和当地势力的强烈反对。

CC系的走卒不甘心失败，竟深入省内学校，散布谣言，称政学系为“亲日派”，激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

消息一传开，学生们群情激愤，纷纷走上街头，高喊着“打倒政学系”、“打倒杨永泰”的口号。

武汉街头的反杨声音如雷贯耳，扬言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的抗议，震动了整个城市。

蒋介石得知消息，怒火中烧。

陈立夫（左）、陈果夫（右）

他立即电令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据报湖北省党部借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若属实，务必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依法严惩，立刻具报。

为全力支持杨永泰，蒋介石此时毫不犹豫，甚至不惜与二陈阵营对立，硬生生与自己政党内的势力展开了对抗。

湖北省党部的CC系分子此时慌了手脚，急忙四处奔走。

“十人团”的头目、湖北省党部常委刘鸣皋急忙赶到何成浚处，焦虑地辩解道：“‘打倒卖国贼杨永泰’的口号与省党部毫无关系，完全是学生在游行中的自发行为。”

蒋介石平息了这一波来自CC系的反杨风潮，但杨永泰心中的愁云却未曾散去。

他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无力感与愁怅，悄然离开了南京，沿江而上。

可是一旦蒋介石的保护伞不再存在，杨永泰注定只能走向自己的末路。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参加宴会。

宴会散去后，他正准备乘坐专用轮渡回到武昌。

忽然，一名刺客如猛虎般冲出，连开数枪，杨永泰应声倒下，血染江汉关。

生死一线间，命运已然定格。

蒋介石听闻杨永泰之死，震惊无比。

至于杨永泰究竟死于哪一派的手中，这个问题，已成了历史的迷局。

案件的成因扑朔迷离，许多细节令人难以捉摸，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参考资料：蒋介石军师杨永泰被刺悬案

商豫

纵论杨永泰

王鸿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