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边区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最难忘最值得回忆的。
在血泊中奋起
1928年3月的平江扑城暴动，显示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取得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出于阶级本能，疯狂反扑，血腥镇压革命运动。
扑城暴动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随即调第16师彭位仁部、第19师李觉部，会同阎仲儒旅和县长刘作柱，向平江游击队发动"围剿"。首先在安定、思村、献钟、钟洞等地成立和扩大"挨户团"等地主武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县被杀害者数千人。平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扑城暴动委员会主任罗纳川同志，于4月在西乡梓江被捕，当夜遭受惨杀。
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唐生智在湖南地区的内战暂时停息，反动当局对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镇压更加残暴。5月，鲁涤平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兼"清乡"会办。他们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清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兼"清乡"会办。他们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清剿区"，分别配备兵力，对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清剿"。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被划为第1"清剿区"，以第2军副军长张辉兼任指挥官。参加"清剿"的部队有：朱耀华领导的23师、周磐领导的湖南独立第5师、第6师第2团、第35军之徐营。在全省"清乡"督办之下，各县设立"清乡"委员会，组织"清乡"队、"挨户团"等地主武装协助"清乡"。敌人在平江杀人最多，有几个地方受害最重，东乡的辜家洞、徐家洞、灶门洞、百福洞，被血洗一空，所有房屋全部被烧毁。不管你是否参加过革命，也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真是"杀人不眨眼，血流成江河"。萤火洞与浏阳县交界，敌人就搞平浏两县"会剿"。我家所在的肥田区三眼桥的各级农会委员长，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只要被敌人捉住都要杀掉。我们那里是第27乡农民协会，农会委员长叫钟紫云，就被敌人杀掉了。那时，敌人把这叫作"抓暴徒"，把共产党员和同情支持革命的农民群众及其亲属，统统叫作"暴徒"，抓住就杀。我家的三间房子全部被烧掉，一个姐夫被杀。和我同在李氏小学校教书的一位教师李国安，是共产党员，为人忠诚老实，对革命很坚决，因他有老婆孩子，敌人来时走慢了一步，也被抓住杀害了。
但是，革命的不怕死，怕死的不革命。敌人的血腥镇压，不但没有扑灭革命，相反，真正的革命者更加坚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更多了，党的组织更严密、更有战斗力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革命的红旗。国民党反动派搞"清剿"虽然十分嚣张和残暴，但由于他们只能占驻重点城镇，所以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仍是游击队的天下。敌人虽然也经常下乡"清剿"，但只敢走大路、公路，不敢走小路，更不敢进山。常常山下是敌人，山上是我们游击队。他们依靠的是豪绅地主，还有民团、"挨户团"，人数很少。我们的群众多，广大工农拥护革命。平江人民非常好，那时虽然生活很苦，没有米饭吃，搞不到盐，但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到处可以吃到红薯丝饭，群众有什么就给我们吃什么。他们还像亲人一样保护我们，从不向敌人告密。尽管不少人因窝藏"暴徒"遭受株连，有的被满门抄斩，但绝大多数群众始终站在革命一边。
国民党独立第5师是1928年6月由南县调平江"清乡"的。师部直属队和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第1团驻平江县城，张超的第2团驻南江桥，刘济仁的第3团驻长寿街，黄公略同志的第3团3营驻嘉义市。1、3团中因有我党的组织，官兵同情革命，他们的"清剿"同其他反动军队大不一样，进村前先朝天放枪，名为"清乡"，实为报信，让我们游击队转移。乒乒乓乓放一阵枪之后，给我们丢下一些子弹就走了。1团的党组织很坚强，有个副官长叫邓萍，是1团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彭德怀同志的得力助手。滕代远同志去1团时，首先找到他接上党的关系。（后来他当了红5军参谋长，到中央苏区办教导队，红军长征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牺牲了。）滕代远同志当时任省委巡视员，先到浏阳，后到平江县，那时我们平江县委在距县城十余公里的浊水、宦田一带。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发动的平江起义，震撼中外，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对湘、鄂、赣三省边界各县的革命斗争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各县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人民武装，并产生了统一的革命组织﹣﹣湘鄂赣边区党的临时特委，成立了湘鄂赣边区苏维埃政府。从此，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了。
平江起义后，在长寿街召开了平江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张怀一（后叛变）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好几个委员会，如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赤卫委员会，等等。我担任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负责行政工作，同时，又是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是黄栋清（后来是涂正坤），胡筠任县委财政部长，张若清（又名张警吾）任县委宣传部长，刘宗义（又名张纯清）任军事部长。后来，平江游击大队与红5军合编为五个纵队。刘宗义跟吴溉之率部到中央苏区去了，由我兼任县委军事部长。那时，县委的领导中心，是在北乡与东乡交界的钟洞、恩溪、留良洞一带，以这里为主要根据地，因为这一带好机动，进出方便，四通八达。
这个时期，何键调六个团来平江进攻起义队伍，镇压革命，敌人随即又搞三省"会剿"，红5军被迫离开平江，斗争十分艰苦。但平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还是做了大量很有成效的工作，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首先是整顿和壮大游击队。各乡游击队从起义部队那里得到一些枪炮子弹，经过整编训练后，全县成立了一个游击队，总队长是孔荷宠（曾担任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后叛变）。这支游击武装，对保卫革命政权、开展对敌斗争和后来充实扩大主力红军，都起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其次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县委通过各乡、区当地党员骨干，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反动派的各级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开展党的工作，有效地动员群众，发展组织。再就是巩固和扩大各级农民协会。农会是农民自己的革命组织，代表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广泛的基础。尽管敌人大力破坏，杀了不少农会干部，但由于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不断发动群众，并进行各项工作，农会始终没有被搞垮。特别是各个洞里的农会，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敌人很难抓到农会干部。此外，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不少人成为湘鄂赣革命斗争的骨干。
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也出现不少偏差。例如，在发展组织工作中，有的地方受会道门的影响，采用会道门入会的办法，就是摆上香案，把香点燃，由入党人持香宣誓："如果我叛党，照香行事"，一刀把香斩成两段。这种办法不符合我党的组织原则，是会道门"红家"（即所谓"圈子"）的办法，龙门等地就这样搞过。这主要是前期的事，后来纠正了。又如，中共平江县委曾经颁布一种纪律，叫作"杀的纪律"。规定"违犯纪律者杀""泄露秘密者杀""携械投敌者杀"……共有12条。这种做法持续了好久，直到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以后，提倡"自觉的纪律"，才开始得到纠正。当时在"杀的纪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做过一些错事。平江扑城暴动以后，有的人逃到外面去了。有个叫梁振廷的，他逃到修水后，把20条枪卖给了修水"靖卫团"，得到一笔钱。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携械投敌行为。后来形势缓和他回到平江。他有个儿子叫梁国基，担任边区团特委的书记。我们就把他们爷俩捉住杀掉了。为此，中共湖南省委发表了一个《告湘鄂赣边境全体同志书》，由省委巡视员蒋长卿同志来传达省委指示，纠正"杀的纪律"。梁振廷父子事件是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经手处理的。他说：你们哪个干的，只要坦白了就没有问题。12条"杀的纪律"是县委集体定的，杀梁振廷父子是县委很多委员赞成的，但又不能由集体承担责任，最后由我们三个人出来承认错误。其中有我、邓神生和谢光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学生，我是学生出身的。最后蒋长卿同志作结论，认为梁振廷把枪卖掉，个人得到几十块银圆，死有余辜；但他儿子梁国基没有参与，不应株连；要纠正"杀的纪律"。对我们的处理是：把我们三个人调离平江县委（把我派到铜鼓县工作，邓神生调到长沙工作，谢光振消沉下来了），并给我们留党察看3个月处分，以教育边区全党同志，正确地执行组织纪律。在公布杀梁振廷父子的问题时，李克家写了个布告，落款为"中国共产党平江救党委员会"。我们不晓得有这个东西。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因为写个"救党委员会"，就是表示从党里分出来一个派系，是分裂党的行为。
扩大苏区
1929年9月，我被调到铜鼓任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并代理一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湘鄂赣边区特委的口号是："发展苏区，扩大苏区，将苏区连成一片。"这也是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宣传部长袁国平同志派我去铜鼓工作的任务。
我去以后，铜鼓县委负责人走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叫樊任民，是本地人。从平江去的人除了我，还有邱紫霞，任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他的儿子叫邱炳，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后来他在南昌病故了。
铜鼓背靠平江，大部分地方是山区，穷得很，连红薯都没得吃，又没有钱，就是有钱当地也买不到东西，要到外地去买，老百姓连油盐都很难吃到。我去前有三四个区是苏区。幽居是个基本区，是个老根据地，铜鼓县苏维埃政府就设在那里。那时候，湘鄂赣敌人的策略是："车干塘里的水，来捉维埃政府就设在那里。那时候，湘鄂赣敌人的策略是："车干塘里的水，来捉塘里的鱼。"就是把老百姓杀的杀掉，赶的赶走，迁移的迁移，拆散我党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使我们失去群众，以达到他们扼杀革命的罪恶的。铜鼓敌人的民团很厉害，驻在尤家河，抓到人就杀。铜鼓本来就穷，人烟稀少，加上敌人的"杀、赶、移"，苏区群众更少了。我是外地人，刚到铜鼓，对当地老百姓不熟悉，没有群众基础，工作很不好搞。民团经常来进犯，那时县里没有武装，不能抵抗，只能跑，敌人来了就躲起来。好在是山区，贫困偏僻，敌人待不住。他们一走，我们便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我们主要做两项工作：一是稳定人心，发动群众；二是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留下没有走的老百姓，都是很穷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向他们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性质和任务，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服务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民团是他们贫困的根源。我们通过广泛宣传，层层发动，苏区群众觉得有了依靠，明确了奋斗目标，革命积极性高涨起来。外出自谋生路的老百姓陆续返回，被敌人强迫"移民"的人也纷纷跑回家乡。于是，我们就领导大家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巩固和发展苏区。山区土地多，就靠山吃山，组织群众开荒种茶，把加工好的茶叶，运到修水那边的渣津、马坳去卖，也到浏阳这边的白沙镇去卖，卖了茶叶换回粮食和生活用品。山上野猪多，我们还组织群众上山打野猪，解决吃肉问题。就这样，铜鼓苏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不仅巩固了原来的三四个区苏维埃政府，还扩大了一个新的苏维埃区政府，地名叫作杨家圾。
后来，边区特委组织部长杨幼麟（又名石夫）同志到铜鼓巡视工作。那时边区其他县不少苏维埃政府被敌人搞垮了，当他了解到铜鼓的红旗没有倒，而且苏区扩大了，各级组织健全，工作活跃，生产得到了发展，受到群众拥护等情况时，他表示满意。边区特委听了他的汇报以后，对我在铜鼓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并决定调我回平江工作。
攻打长沙
1930年5月，王首道同志把我调回平江，让我跟随红3军团参加打长沙，任红5军秘书长。（即史称"红军第一次打长沙"。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红军第1方面军曾第二次攻打长沙。敌军固城坚守，红军久攻未克，主动撤出战斗。)
7月中旬，3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开会。会议由彭德怀同志主持，讨论攻打长沙问题。我参加了会议，听到彭德怀同志和红3军政委邓乾元两人争论。彭德怀认为长沙好打，要打长沙；邓说中央指示打武汉，不同意打长沙。当时执行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目标首先是下南昌和武汉，长沙没有列入目标。所以彭、邓意见不一致。实际上当时武汉确实不好打，红军从湖南北进，隔着江，又没有船，力量也悬殊，无法取胜。邓乾元同志是文人，不懂军事。彭德怀同志是打下岳阳以后，觉得武汉不好打，才回头将部队开到平江，准备打长沙的。会上除彭、邓意见分歧外，其他人都是听会没有发言。最后按彭的意见做攻打长沙的准备。
1930年7月打长沙时，名义上是红3军团，实际上是以红5军的部队为主体，仗打得很顺利。红军从平江西门出发，过了西乡，有个瓮江市，在那里一下子把守敌1个旅吃掉了，真是势如破竹。敌人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兵像鸟兽那样四散逃路。红军乘胜追击，直抵长沙城。平江有个独立师参加了攻长沙。独立师师长叫朱平，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是我们那个圾里人，家住浊水。朱平同志很勇敢，在打长沙的战斗中，他带头冲过长沙东郊的奥梨河。那时候梨河没有桥，临时搭的浮桥。他指挥独立师通过浮桥向长沙浏阳门和小吴门进攻，首先占领这两个门，为后续部队冲入市区开辟了通路。他善于调查研究，熟悉路线，熟悉情况，仗打得很好。他后来在中央苏区作战时牺牲了。
打长沙时，平江县委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农民参战，组织担架队。平江农民参加打长沙的有几万人。农民扛着抬轿子的大杠，以区为单位编为赤卫队，秩序井然。他们过瓮江，到梧口，经长乐街，抵金井，从浏阳门进城，住在韭菜园，每天同市民一道参加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农民很拥护打长沙，感到能到长沙来很了不起，又有实际利益，走在大街上威风得很。打开长沙以后，在市中心的教育坪开了好多次大会，群众队伍高举红旗，五彩缤纷，锣鼓喧天，火铳齐鸣，庆祝胜利。随即成立省苏维埃临时政府，选举李立三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没有到职。实际上省苏维埃的工作由王首道、彭德怀、杨幼麟等同志主持。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肃反司令部，由省苏维埃政府成员、边区特委委员赖汝樵同志任司令。他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打下长沙清理街道时，捉住长沙四乡各县逃到城里的许多土豪劣绅，在天心阁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镇压。又打开何键的监狱，放出几千名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政治犯"。红军派出大批小分队广泛进行街头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拥护。农民大量进城，因为有组织有领导，秩序并不乱。商店照常营业，只有大商店的老板跑掉了，我们就没收其财物，特别是红军和群众都需要的药品和现金。再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盐、铁锅等。红军主要是清理敌人的兵器库，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红军打下长沙，共俘敌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机关枪、迫击炮等3000余支（挺、门）及大批弹药、物资。尤其是在政治上对湘、鄂、赣几省震动很大，并且影响全国以至世界。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夺取的唯一省城，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国民党武装镇压人民的有力回击，给了湖南敌军以沉重打击，使白军后来"谈红色变"，壮了红军的军威，为以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鼓舞了军心民气；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对增强装备和扩大红军与地方游击队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到了不少现金和物资，不仅改善了红军给养，而且长沙附近各县农民也得到了实际利益。但当时的红军并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所以第一次攻打长沙的胜利，只是特殊条件下的战役胜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左"倾危害
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是湘鄂赣边区的全盛时期。在中央苏区和全国其他苏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以平江、浏阳为中心，包括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三省边境20余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胜利发展。在广大苏区，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进行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苏区军民欢欣鼓舞，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平江县在1930年几乎"全县赤化"（只有两个山区不属于我们，由豪绅地主盘踞，掌握着一个"挨户团"，我们打不进去。一个是黄龙山由黄伯魁占领，另一个是南江桥由黄少谷统治，这两个反动堡垒，一直到全国解放时才被我们消灭）。当时县委书记是王赤，妇女部长是李贞，宣传部长是黄耀南，我任县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于现在的教育部长）。那时我们办了好多列宁学校，初小、高小很普遍，让广大农民的孩子免费上学，还办了农民夜校，给成年农民扫盲。
靠平江南乡的边界，有个长沙县的遵阳区，1930年建立了革命政权，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叫余考山。这个地方虽归长沙县管辖，但当时的革命政权属平江县领导，还成立了一支游击队。
与平江相邻的湘阴县，当时有著名的蓝、向二洞，是湘北小块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整个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支撑点之一。在地理上与平江西乡的岭川、谭家坊相毗连。湖南马日事变后，虽然全省白色恐怖严重，但这里的农民运动与党的组织从未停止过活动。曾任第24军军长和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梁金华同志，就是从这里参加革命工作的。
这个时期，湘鄂赣边区革命形势得以发展的原因是：从客观上看，经过1928年的"围剿"，敌人以为革命力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1929年春，蒋介石、李宗仁内战爆发，鲁涤平离开湖南，其所辖部队也从这一地区撤走，给革命形势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从主观上看，红5军已由江西返回湘鄂赣边区，将红军第5、8军合编为红军第3军团，胜利攻占长沙。以后，红1军团又来会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很大发展，这是边区革命形势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可靠支柱。有了武装，一方面保卫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开辟白区工作，组织群众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运动日益壮大。
但是，1931年以后，党内"左"倾路线给湘鄂赣边区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加之敌人的疯狂进攻，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1931年，我被调到湘鄂赣省军区当宣传科长。在那里没有待多久，又调到省委保卫局。涂正坤是保卫局长。我开始当政治检查科长，1932年7月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侦察部长。那时，党中央由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他们不相信湘鄂赣当地干部，不相信知识分子，只信任从苏联回来的人。1932年1月，中央派林瑞笙、陈佑生来改组湘鄂赣省委和省总工会。否认敌人会进行第四次"围剿"，提出"反平浏观念""反游击主义"，执行"国际路线","向东南发展"。由于放松了对敌斗争的准备，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那时，省委常委直接抓肃反工作，由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傅秋涛、张金楼等分工负责。陈佑生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的代表，他在湘鄂赣一手遮天，根本不讲什么民主，一切只由他说了算。省委书记林瑞笙是从湘赣边区调来的，把"左"的那一套也带来了，保卫队长也是他带来的。保卫局有个保卫队，三个排，人数比一个连的人还多，叫政治保卫队。名字很好，实际上负责抓人、关人、杀人。省委副书记黄加高，执行部长罗兴，都执行"左"的路线。那时，认为"左"就是革命，"左"最革命，不"左"的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卫局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大搞逼供信，谁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马上就挨整。我因对大量逮捕红军干部持异议，省委就认为我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我调离保卫局而改任省委文书科长。在部队里，红16军的政治部主任吴天骥同志也被当成"反革命"杀掉了。省互济会主任胡筠同志、省反帝大同盟主席张警吾同志、省苏主席赖汝樵同志等大批省级干部，都成了"肃反"的主要对象，被捕捉刑讯，有的惨遭杀害。这是历史上的大冤案，应该平反。当时鄂东南地区就是肃反扩大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搞得没有干部领导了。浏阳也搞得很"左"。平江整自己人不多，"左"主要反映在对敌斗争上，抓住土豪劣绅的家属，负责押送的人就可以就地杀掉。
"反平浏观念"，就是打击和清洗土生土长的，并得到群众拥护的平浏老干部。在湘鄂赣边区，平江、浏阳建党建政较早，培养的干部较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李宗白、杨幼麟、赖汝樵等一大批在当地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领导干部，对湘鄂赣边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林瑞笙、陈佑生为了扫清推行极左路线的障碍，对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统统加以打击排斥，以组织名义作出决议，公开进行批判斗争。林瑞笙等迫害平浏老干部，失掉人心，致使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这是十分惨痛的历史教训。
"左"倾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打击和排挤知识分子。林瑞笙、陈佑生搞唯成分论，让一个文盲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但在湘鄂赣边区党的早期建设中，正是一批学生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最先接受党的影响，投身革命，不少人为实现党的纲领献出了生命。因此，"左"倾路线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是不得人心的，是危害革命的严重错误。
向长武路发展
1934年1月，中共中央派陈寿昌、徐彦刚同志来湘鄂赣，纠正林瑞笙、陈佑生同志的"左"倾错误。在这之前，中央多次发来电报并派巡视员来边区，指出：否认敌人会进行第四次"围剿"，放松对敌斗争的准备是错误的。陈寿昌同志来后，首先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举办训练班，以中央有关肃反问题的文件作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肃反唯心论"。从而，制止了革命队伍内部的乱捕乱杀，稳住了人心，把中心工作转向了对敌斗争。当时，中央派到湘鄂赣的有好多干部。陈寿昌同志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徐彦刚同志任省军区司令员。到湘鄂赣的干部还有刘玉堂、谭启龙等。谭启龙同志任湘鄂赣团省委书记。
陈寿昌刚来时，让我任省委秘书长。后来，省委决定成立两个边区：修（水）铜（鼓）宜（丰）边区和湘鄂边区。总工会委员长施济被派到了修（水）铜（鼓）宜（丰）边区，任务是"向东南发展"；我被派到了湘鄂边区，任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任务是"向长武路发展"。
省委派了一些干部，由我带着到湘鄂边去。但因南方山区十分闭塞，十里三音，这些干部不是本地人，不懂话，斗争艰苦，不能生根落脚，工作很困难。于是，我尽量发现和起用当地干部。那里不同于平江老苏区，到老百姓家里吃饭要钱。没有钱不行，带去的人长期在山上不行，搞不到钱不能生活。后来提出一个口号叫"下畈去"。就是到群众比较密集、田地比较多的山区谷地开展革命活动。虽然到处都有敌人的"挨户团"，但老百姓还是保护我们的。中心县委开始有个一千多人的独立团，后来交到主力红军去了，剩下一个保卫队，主要是在山区活动。
湘鄂边中心县包括湖南的临湘、岳阳和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和蒲圻等县的广大地区。当时没有电台，与外面没有联系，只有靠独立自主。县委领导有个副书记叫黄天宝，蒲圻人，我调走后，他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叛变了，当了敌军的教导员。抗日战争时，他的部队在江南被我们打垮。宣传部长叫陈樵，岳阳人。军事部长张存信，蒲圻人，很老实。妇女部长沈春华，家住蒲圻茶苑园，她的丈夫周长工，是县委委员。保卫局长黄启炳，也是蒲圻人。当时省委派到中心县委去视察工作的有张藩、李平同志。李平过去叫饶国瑞，蒲圻人。他是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当过代理保卫局长，很勇敢，能带兵打仗，又是当地人，搞钱很有办法（解放后当了湖北省水产厅厅长）。中心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叫李济平，绰号叫"豆腐渣"，后来叛变了。他带着敌人到处抓我、抓张藩同志和在那里养伤的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同志，但都没有抓到。解放后"豆腐渣"被镇压。
中心县划分为六个区。东关区在崇（阳）通（城）交界，马颈区在长武路上，塔坳区在崇阳。县委的活动中心在崇阳、通城一带，以马颈山脉为基本根据地，领导全县的日常工作。这里靠近湘鄂两省边界，山高林密，敌人很难对付我们。
湘鄂边中心县处在粤汉铁路长沙至武汉路段的中间地带，山峰连绵，地势险要。从山上下去截住敌人的火车，就可以搞到钱和各种物资，除了我们自己使用，还可以供给省委。那里成了省委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重要"后勤基地"，省里经常派人来取钱物。当时省委机关在平江、浏阳交界的连云山脉黄金洞，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经常派刘玉堂等同志到我们那里搞钱。我们的工作，除了搞钱搞物，主要是发动群众积极扩大苏区，发展党的组织，使边区各县连成一片。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红5军和湘鄂赣省委秘书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军事学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