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大多不知道，盛唐时期中国曾经一次性派出2000多人的军事代表团来到日本，把当时倭国上下吓得够呛。

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高峰期，日本自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入唐，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八月命令停止遣唐使，日本连续在250多年间派遣了十九批遣唐使入唐，其中两次因故不能成行。

1、

当然，唐朝也有派使者去日本，从唐太宗时期的高表仁回国日本护送使开始。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倭国遣使献方物。李世民对倭国使者的到来，极为欣悦，认为这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不仅体恤倭国道远，敕令所司告诉倭国可以不必—年一贡，而且派出新州刺史高表仁随日使赴日，“持节往抚”。李世民派出比以前各代赴日使节官职都高的高表仁，去倭国执行他的“抚”字政策。

贞观六年(公元622年)十月四日，高表仁与倭使犬上御田锹同时到达难波津(今大阪)。倭王政府得知唐使回访的信息后，异常重视，立即以大伴连马养组成欢迎团，率船三十二只，悬彩旗，奏鼓乐，在江口欢迎。高表仁在难波津宾馆等待去王都朝见倭王时，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争礼事件。

有意回避这次争执，删削不叙，中国史书也末详载争礼之由及其经过。但据后世对高表仁“无绥远才”一句评语可知，他一定以大国使者自居，倨傲不恭，视倭国为属国。由于倭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傲慢的高表仁愤然拒绝去倭王首都宣读唐太宗给倭王的诏书，表示立即回国。据《日本书纪》载，高表仁于舒明五年(公元633年)正月二十六日回国，可见争议的时间很久。虽然高表仁因争礼不宣朝命，但倭王政府深知与唐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因而在高表仁回国时仍派护送使团，送至对马岛。高表仁在对马岛搭乘中国船只回国。

高表仁回国后受到了唐太宗的处分，不仅被罢免了官职，还被罚没两年俸禄。

唐朝使者去日本的高峰期，是中日白江口战争之后的政治交涉，十年之间，唐朝使节——实际上是唐驻百济军队代表团，唐朝大将刘仁愿等派出的，算不算是政府外交代表团另论。

中日白江口之战，日本惨败，担心唐朝继续对日本发动攻击，此后连续十多年按批修筑各种防卫设施。

首先，在对马、壹歧和筑紫国设置烽火和派出驻守要地的防戍部队。

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储以水，名曰水城，利于小船行驶，防止大船靠岸。

其三，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线。如果对马、壹歧和北九州失守，后面还有城堡拒敌。为了统率西部各地防务，加强了大宰府的地位，专一负责防御事务，以后因军务不多，逐渐变成办理同海西各国外交事务的部门。

正当倭国政府忙着整顿防务、严防新罗与唐朝进攻时，唐军驻百济的统帅刘仁愿命朝散大夫郭务棕赴倭访问。

郭务棕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携牒书和礼物到达九州。正在修建防御工程的日本人突然得知郭务棕来访，惊疑不止。由于摸不清郭务棕来访的目的，因而既不愿其进京，又不敢驱其出境。郭务棕无所谓，在北九州好吃好喝逗留至十月一日不走，倭王政府不安之情益重。内大臣中臣廉足想出一计，命和尚智祥出面宴请郭务棕。在宴会上智样虽末明下逐客令，但转交倭王赠赐的礼品已经表明，敦促郭务棕尽速回国。

可是，郭务棕竟毫无动身之意。直至二月十二日，郭务棕方从北九州回百济刘仁愿驻地。

郭务棕以唐驻百济军事统帅刘仁愿的代表身份访日，其目的中国史书、日本史书、新罗史书等皆末涉及，而郭务棕呈交倭政府的牒书，亦未保存下来，所以无法弄清。但是，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看，唐军正在北方与高句丽进行战争，刘仁愿驻百济军队不多，而倭国正在修整防务，唐朝应该是防备倭国的动态，担心有碍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因此，刘仁愿派郭务棕赴倭，明为修好，实为监视倭国行动。所以郭务棕才在北九州一住七个月不走。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政府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驻百济将军郭务棕以下二百五十四人，于七月二十八日至对马，九月二十日至筑紫。刘德高等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倭王政府上文要求进京。日本政府用前一年对待郭务棕的办法，对待唐朝的代表，只令其住在北九州。日本可能从刘德高所呈表文中，了解唐使赴倭的真正意图在于窥视倭国的动态，所以，在十月十一日，于苑道(宇治)进行军事演习，有意向刘德高等示威。

不过日本人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愿使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因而于示威之后，在十一月十三日派使臣去九州宴请刘德高，十二月十四日又赠赐礼物，不久刘德高回国。倭王政府为表示友好，特命小锦下守君大石等组成护送唐使代表团，护送刘德高等回唐。

与刘德高赴倭的同时，八月唐驻百济统帅刘仁愿、刘仁轨主持了新罗与百济的歃血盟誓，共誓永不相扰。参与盟誓者尚有耽罗国和倭国的代表。

盟誓后，刘仁轨率领四国使节浮海回唐，参加次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高宗封泰山之会。日本送刘德高代表团与参加封泰山的代表团，在唐进行了各种考察，直到天智六年(公元667年)十一月九日，方始回国。

日本使团回国途经百济，刘仁愿熊津都督府上柱国司马法聪等护送至九州大宰府，然后回国。司马法聪回百济驻地时，倭国政府又派伊吉博德组成护送团，送至百济。

双方使团送往迎来，表面上相互友好，实际上暗地里互相提防。

公元669年九月，唐军终于灭亡高句丽。

日本天智帝得知高句丽亡国的消息，疑虑中急忙派河内鲸为使，赴唐祝贺，为保持当前的友好关系。同年，刘仁愿遣郭务棕率一千人至日本，不久即回，没有资料说明他们干嘛去了。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刘仁愿再遣李守真去日本，七月始回百济。

日本天智十年(公元671年)十一月十日，对马国司遣人至大宰府报告：留唐和尚道久等四人随唐使船回国。而这次唐朝使者人数有点多：由郭务棕率六百人送唐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共计二千人，分乘四十七只船停泊比智岛。因船多人众，怕引起倭人误解，特遣道久等至岛报告唐使来日访问。

大宰府按以往例，允其船开进筑紫国。唐朝浩浩荡荡进入港口，引起了倭人的轰动。十二月，天智帝逝世。公元672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讣告于唐使沙宅孙登等。唐使及郭务棕等着丧服致哀。同年五月日本新王赐唐使等礼物，月末方始回国。

唐军方代表团总共入日六次，日方入唐(包括入百济)四次，围绕中日战后关系展开交涉。船只日方每次一只，人员不足百人。相反，唐方船只从一只到四十七只，人员从不足百人到二千余人。

其中有两次人员与船舰之多，唐人应该是打算展示实力威胁日本，还特令随船日僧先去对马报告。

1000多到2000多人，什么样的外交使命需要带着那么多人去呢？也不像纯粹的展示武力威胁，那样的话人数又显得少了，所以有史家认为是押送日军俘虏回国，具体这两千人的使团去干了什么事，双方史料中皆无可查证的事实。

此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唐朝官方的外交使团赴日，只有日本遣唐使一批批接着往中国去。

2、

遣唐使早期称作西海使、入唐使，后来才叫遣唐使。日本的第11次遣唐使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至唐，其公开目的是要求唐支援修建大佛的金粉材料，实际上暗接鉴真和尚入日。

大使藤原清河的唐诗、汉文皆有造诣，其家族是日本皇室外戚，世代贵族，在大唐表现趋揖不俗。玄宗甚惜其才，特命画师绘遣唐使一行人等画像，收藏于善藏。又命日人仕于唐的晁衡（阿倍仲麻吕）引藤原等参观府库及三教殿，招待优涅。

在遣唐使回国时，玄宗破例，赐诗志兴：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衿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玄宗赋诗送别，又命鸿胪卿蒋挑婉送遣唐使团至扬州，供应回国途中所需一切物品，极尽友好之谊。

在唐朝已经居留35年的晁衡--阿倍仲麻吕，再次上书玄宗，请求随藤原清河大使一道回国。玄宗甚爱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不愿放归，但念其亲老无人奉养，始允其所请，并升官一级，任命他为护送使，与遣唐使同等身份回国，以示荣耀。

藤原清河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护送使途经扬州回国。在此前藤原早已派人去扬州与五次渡海去日未遂的鉴真和尚取得联系。藤原大使一行到达扬州，66岁已失明的鉴真即整装率领随从弟子随代表团赴日。

藤原大使代表团一行分乘四船，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启锚，船行至冲绳附近，遭遇风暴。藤原与阿倍所乘之第一船，被风暴吹至中国南海缳州(交趾安南)。当地土人袭击了幸存者，官府前来搭救时，全船170余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得免于难。

其余第二(鉴真所乘之船)、第三、第四船，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回到日本。中日多位名人齐聚这支船队中，可谓最强天团。鉴真终于在第六次东渡实现了去日本宣扬佛法的宏愿。他们以为晁衡等人已经遇难，把消息传回了中国国内，晁衡的友人包括诗仙李白等闻讯都纷纷赋诗悼念。

藤原清河与晁衡（阿倍仲麻吕）好不容易返回长安后，又遇到安史之乱，藤原清河就此滞留唐朝不归，入仕唐朝为官，赐特进秘书监职，清河遂更名为河清。晁衡也只好继续留在唐朝为官，因为他去过安南，还曾经被派到安南为节度使。

藤原清河毕竟是日本国仅次于天皇皇室的大贵族，日本淳仁天皇为此专门派出为"迎藤原清河使"高元度，随来日访问的渤海大使杨承庆前往渤海，再经渤海入唐。

高元度很可能是入日高句丽贵族后裔。高句丽灭亡后，大量遗民逃入日本，以至日本还专门设置高丽郡。

高元度等人在长安呆了一年多时间，始终未能得到唐肃宗的接见。直到761年初，唐肃宗才敕书于高元度：“特进秘书监藤原清河当依请归，而恐残贼未平，道路多艰。元度宜取南路，先归复命。”

唐肃宗因为战事未平，道路危险，未放藤原清河返国。高元度这次入唐是日本第12次遣唐使，这次遣唐使的目的是接藤原清河回国，但高元度没能完成任务。清河遂将上奏天皇表文交给入唐的渤海使者，由他们带回日本。高元度并未随渤海使赴日，唐肃宗派宦官谢时和护送高元度等人到苏州，然后由苏州刺史李岵负责造大船一艘，再从越州浦阳府抽调沈惟岳等39名官兵为押领官和水手，将高元度送回了日本。

这是唐太宗之后，第一批唐朝从内地派往日本的政府使节团。

3、

高元度的船直到八月份才到达日本九州岛，随军护送的唐朝士兵，受到了九州岛官员的热烈欢迎。

除了负责送高元度返国之外，唐使沈惟岳还另有使命。唐肃宗委托高元度回国之后，转达日本王，多搜集牛角送来唐朝，以制造强弓。

据《续日本纪》卷23“征赠唐国牛角”一节中记载，高元度回国前，唐朝方面交给他一些兵仗样品，包括“甲冑一具，伐刀一口，枪一竿，矢二只”。此外，唐肃宗还要求日本提供牛角，用来造弓。所以，有人猜测唐肃宗强留藤原清河，质押意图明显。

淳仁天皇在得知唐朝的要求后，还是立即令安艺国（日本广岛）造遣唐使船四艘，令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各道诸国，贡牛角七千八百只。

不过，日本的援唐计划最终并没有实现。762年4月，日本送牛角遣唐使团刚一出发，就触礁船破。7月再次出发，又遇大风被迫返航。8月，日本朝廷决定终止输送牛角计划。

至于淳仁天皇为何对唐朝的请求反应的如此迅速，是因为早在几年前，日本就派人去渤海将安史之乱的消息打探了个一清二楚。玄宗幸蜀、肃宗新君即位、收复长安这些故事，渤海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了日本。之前提到的渤海使杨承庆就是受命来日本交代军事情报的。可能是为了表示自己提供的军情准确无误，渤海甚至将唐朝赐给它的敕书也送给了日本。而日本也非常担心，安史叛军西进失败，是否会考虑东征日本？

思虑过多的淳仁天皇立刻下令给吉备真备，让他在九州设防。

其实日本一方面在担心安史叛军东征的同时，也想趁着唐朝内乱搞些事情。比如和渤海联合南北夹击宿敌新罗。当初高句丽正是和日本结盟，对抗唐与新罗的组合。

所以由此可见，倭人并不会因为藤原留唐不归就会有所顾忌，藤原家族的重要人物在日本淳仁天皇眼中并没有那么重要。

日本朝廷当时甚至已经下令各国，三年内造出船只五百艘。而新罗对于自身的处境也并非不清楚，所以在与渤海交界处新筑六城防守。只不过新罗征伐计划最后还是因为日本国内政变而夭折。

762年，日本政府派出了高官前往九州岛，给这些滞留的唐朝护送人员带来了俸禄银子。没想到，在这些银子的发放过程中，唐朝使团内部却爆出了一个丑闻。

这些日本赏赐的俸禄银子的发放是有标准的，但是，身为大使的沈惟岳，竟暗地里侵占了绝大部分钱财，让其他的三十八个人很是不满。于是，这三十八人联合起来反抗沈惟岳，反对他的大使身份，推举副使担任主事，重新分配这些财富。唐朝使团内部出现的情况，确实让日本友人大跌眼镜。

外交使团内部出现俸禄分配不公平而内讧，成员要求重新选举大使，这在全世界外交史上应该也是极其罕见的。日本当地政府一脸懵逼，赶紧向朝廷汇报此事，请求朝廷处置。而日本朝廷闻讯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公事公办地回复到：使团的大使和副使都是唐朝任命的，不可以随意更改，至于那些俸禄银子，还是要按照原定的标准进行发放。

就这样，唐朝使团内部的纠纷虽然平息了，这件贪腐丑闻则被写到了日本的历史书籍中。此后，正使沈惟岳因此事大丢面子，加上未能完成朝廷交代的征集军备物资的任务，觉得回国后无法复命，最后竟然主动入籍日本国，在日本出仕为官了。

沈惟岳大约是第一个正式入籍日本为官的唐朝政府正式官员。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新撰姓氏录》中记录了沈惟岳一行人的行迹：

“青海宿祢，出自唐人从五位下沈惟岳也。

嵩山忌寸，唐人从五位下〈船典赐录〉张光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

荣山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国岳赐录〉晏子钦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

长国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押官赐录〉五税儿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

……清川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赐录〉卢如津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

清海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赐录〉沈庭勖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

这里的宿祢、忌寸都是当时日本姓氏制度规定的等级称号，所谓“八色之姓”即八个姓，其序列基于各氏祖先或与皇室关系的亲疏而定。第一位姓是“真人”，初始授予自继体天皇以来以诸代天皇为祖先的公姓豪族13氏，后来亦授予下降为臣的皇族；第二位是“朝臣”，初始授予皇室系统诸氏，平安时代后亦授予皇子皇孙，如“藤原朝臣”等；第三位是“宿祢”，授予原持有“连”姓的有势力的朝廷豪族诸氏，如“大伴宿祢”等，沈惟岳就得到了这种等级的称号，可能是和早先来倭的华人权势家族认祖归宗了；第四位是“忌寸”，主要授予归化人诸氏如“东文忌寸”等；

跟着沈惟岳一齐来到日本的唐朝护送军人，大约另有六人也留在了日本，被授予“忌寸”姓氏。他们的官位品级应该就是原先在唐朝时的同等级别，因为日本这套品级制度就是从唐朝照搬的。

4、

光仁天皇宝龟六年(公元775年)，日本组成以小野石根为首的遣唐使团，在当年七月到达扬州大都督府。因安史之乱，馆台凋敝，供应略有不周，进京人数也大为减少。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正月中旬，遣唐使代表团到京，十五日于宣政殿接见。当遣唐使代表团呈上天皇的贡礼和要求退还藤原清河的国书时，方知清河已死多年。

这次遣唐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贸易，顺便探访藤原清河。四月，遣唐使将返国，代宗遣中使赵宝英押送答信物赴日本。同时，藤原清河在中国结婚后所生的女儿喜娘同船赴日，去看望父亲的国家。

六月，唐朝护送中使赵宝英等与遣唐使至扬州，唐船尚未竣工，奏明代宗，一行二十五人乘遣唐使船驶向日本。九月出海，二、三、四船安全到达九州，赵宝英的副使孙兴进等亦同船抵岸。

大伴继人就这次海上遇难事故向日本朝廷递交了一份报告：

“八日初更，风急波高，打破左右棚根，潮水满船，盖板举流，人物随漂，无遗勺撮米水。副使小野朝臣石根等卅八人、唐使赵宝英等廿五人，同时没入，不得相救。”

“十一日五更，帆樯倒于船底，断为两段。舳舻各去，未知所到。四十余人累居方丈之舳，举舳欲没。载缆枕柂（柁），得少浮上，脱却衣裳，裸身悬坐。米水不入口，已经六日。”

万幸的是，大伴继人和喜娘等人借助残破的船骸，经历九死一生后漂流到了日本。赵宝英落海遇难后，唐使判官孙兴进代行其事，继续执行使命。孙兴进等人到达日本后，受到了日本朝廷的热情款待。

在古代中日交流史上，赵宝英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位奉皇帝之命出使的宦官，同时也是唐代中日关系史上以身殉职的第一位高级使臣。

日本朝廷派代表至大宰府慰问孙兴进等。而喜娘探亲一事，轰动奈良京城，藤原氏族极为激动。

宝龟九年(公元778年)十二月十五日，日本朝廷派出左右京六位以下官员子孙可充任骑兵者八百人，组成声势浩大的骑兵仪仗队出迎唐使及喜娘。

宝龟十年(公元779年)四月底唐使孙兴进等至京。五月三日朝见，天皇对赵宝英遇难表示慰问，同时赠赐唐使礼品。五月底孙兴进等辞别天皇回国，喜娘同船回国。天皇朝廷特造二船，组成以真人兴能为大使的送唐使团护送。

在中日和平友好往来的日子里，有些人虽然没有加入到使者队伍中，却同样为两国交流作出了贡献。734年，作为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韵学家袁晋卿、音乐家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专门在日本教授汉语音韵及唐朝音乐文化，他们的混血后代也热衷于传播唐朝文化。

这个时候的日本，热情、好学、上进，如同正在努力学习向上的好学生。

可惜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还了。我们相信，在新时期会有新的遣唐使来到，一定会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