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古代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被歧视，但是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日子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与西班牙的大帝国，那些流散于阿拉伯半岛、巴比伦与波斯等地的犹太人就处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欧洲社会相比，阿拉伯帝国对犹太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只要他们服从伊斯兰教政权的统治，就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过比较安定的生活，他们与穆斯林的区别就是要多缴纳一种“人丁税”。
虽然阿拉伯帝国也曾经出台过一系列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如禁止建立新的犹太会堂与基督教堂，现有的会堂与教堂可以修复，但不得高于临近的清真寺；不可以在穆斯林居住区内举行公开的宗教仪式，如列队行进、吹朔法尔等；不可以佩带武器，不可拥有一切战争物资（由于马也被包括在战争物资之内，非穆斯林只能骑骡子和毛驴）；不能与异族通婚；犹太人的脖子上挂一件5磅重的东西，以回忆他们的祖先对金牛犊的崇拜；犹太人与基督徒要在衣服上贴黄色标记、身上挂着非信徒字样的银币；犹太女子要穿红、黑两种颜色的鞋子，脚上还要系上铃铛，走起路来很远就能听到声音等等(20)。
但实际上穆斯林政权针对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立法都没有被认真执行，“这些限制不能阻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穆斯林与犹太人已经被共同的商业利益与相互的吸引力而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社会上层人物之间建立了联系。当犹太人在商业、医学以及学术界取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后，他们必然与那些非犹太人的同事们发生职业方面的往来。而那些敬仰犹太人专门学识的阿拉伯人也常常忽略社会与立法方面的限制”(21)。
2、
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分布极其广泛，他们主要从事经商与手工业。他们通晓罗马语、希腊语，也会讲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与世界许多地方保持商业、贸易与文化的联系，因此，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的许多城市里都有犹太店主，经营多种产品，犹太人活跃于各种市场。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加洛林帝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身份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的世界，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
这时，犹太人则自然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他们借助于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承担起了世界商人的使命，在9世纪，巴黎和巴格达或开罗之间的绝大部分商业事务都用希伯来语办理。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庭、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22)。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由于犹太人经济地位较高，也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因此不少人担任了阿拉伯宫廷的外交、贸易、财政顾问。9世纪时，巴格达的一位大臣曾说过：“我之所以任用非伊斯兰教徒担任行政职务，并不是因为我对犹太教或基督教怀有任何同情，而是他们对王室比穆斯林更加忠诚。”(23)
穆斯林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逐渐恢复，自哈德良皇帝开始，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基督徒延续了这一禁令，穆斯林时代虽然没有明确废除禁令，但实际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
哈里发奥玛尔允许70个犹太家庭迁入耶路撒冷定居，并允许犹太人登上圣殿山，犹太人清洁了圣殿。后来，又有一些被称为“锡安哀悼者”的犹太人在西墙附近定居下来，拉比学院重新开学。在太巴列，希伯来诗歌创作、经典注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对维护希伯来语的发音与句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加沙、阿什克伦等地，犹太文化也得以恢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并得到了各地教友的支持，并一直维持到十字军入侵。
在叙利亚，犹太人大批定居于特里波里、推罗、阿乐颇等地，尤其是大马士革形成了犹太文化的中心。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地，犹太人在学术发展与国际贸易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埃及以西的凯鲁万、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摩洛哥等地的犹太社团也发展起来，并与巴比伦社团保持密切的联系。
阿拉伯帝国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应了犹太人的地位以及与阿拉伯人的友好关系。
公元1165年，即伊斯兰教历560年，有一位旅行家写道：“在伊斯兰帝国里，非阿拉伯人中的犹太人大约有30万人，分布在两河流域：洁齐莱、摩苏尔、欧克拜莱、瓦绥脱、巴格达、侯赖、库法、巴士拉，还在波斯境内的哈姆丹、伊斯法罕、设拉子、伽色尼、撒马尔罕等地。在波斯有两个地方被称为‘犹太人区’，一个是久尔加尼，一个是伊斯法罕。在巴格达约有1000名犹太人，有一胡同被称为‘犹太胡同’。艾布·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等犹太人圣训学家就生长在这条胡同里。伊斯兰纪元3世纪初，巴格达收缴的人头税每年为13万迪尔汗，4世纪初为1.6万第纳尔，从这两个数字可知当时巴格达缴纳丁税的非穆斯林为1.5万人。”(24)
阿拉伯学者艾布·索利哈·麦斯欧迪也写诗称赞那些与他们杂居一起的犹太人：尽管犹太人的宗教令人生疑，我在他们之中找到了知己，凭你的宗教起誓，我和我的两位犹太朋友，似水乳交融、亲密无比。他俩是我结识的好友，我获得了真诚的友谊(25)。
3、
阿拉伯帝国时期，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树立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友好相处的典范，阿拉伯文化与犹太文化相互影响，共同繁荣，从而写下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民族关系史上的最辉煌、也最值得回味的一页。
公元1世纪前后，犹太人就来到西班牙。公元412年占领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曾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犹太人的权力虽然受到多种限制，但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并保留了传统的宗教文化。公元711年，当穆斯林将领塔里克入侵西班牙时，犹太人把阿拉伯征服者作为推翻基督教统治的解放者来欢迎。穆斯林当权者为了感谢犹太人，给了他们信仰自由、司法自治的权力，允许犹太人从事农耕、贸易、手工业、医学等各种职业。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一世于756年当政后，西班牙进入了宽容时代。
从8世纪到13世纪，犹太文化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希伯来语中把西班牙称呼为Sepharad，所以，人们把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称为“塞法尔迪人”，把他们的文化统称为塞法尔迪文化。
在当时的科尔多瓦、格拉纳达、托莱多等城市的犹太社团中，一系列圣经学院相继建立，尤其是科尔多瓦圣经学院，不仅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而且还是处理犹太人事务的权威机构。特别是巴比伦犹太中心逐渐衰落后，这些圣经学院就成为散居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中心。西班牙的犹太学者热衷于研究希伯来语、《圣经》及《塔木德》，一些人从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及自然科学领域脱颖而出。其中最负盛名的学者有犹大·哈列维（1075-1141年）和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年）。
犹大·哈列维被认为是12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诗人与哲学家。他的诗歌以深厚而浓烈的阿拉伯艺术风格来展现犹太人的内心感受与思想境界，在圣经时代的诗歌艺术明显衰落的时刻，犹大·哈列维的诗在人们的心目中激起了强烈的振奋与共鸣。他的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诗，描述智慧、奔放的犹太人以巨大的热情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情景；一类是宗教诗，表达对宗教的敬畏与虔诚、对圣地的怀念，尤其是对上帝的赞美。
犹大·哈列维创作的作品至今仍然被犹太人传诵，有的被列为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吟唱内容，例如在阿布月9日的祈祷仪式中要唱颂他的阿拉伯——波斯诗体的一首挽歌——《锡安之颂》，他的《流放哀歌》也是十分流行的诗篇。
犹大·哈列维的哲学代表作是《库萨里》，阿拉伯语版本的标题是《为保护屈辱的信仰而作的辩护书》。《库萨里》的内容是以一位卡扎尔国王、一位哲学家、一位犹太人与一位穆斯林之间的对话而展开的，试图通过宗教的对比来展示犹太教的特性。犹大·哈列维认为，哲学是有局限性的，“不要让你自己被希腊人的智慧所诱惑，因为它只开花不结果”。哲学的推测很容易使人们误入歧途，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内涵都无法引导人们走向纯粹的宗教真理，因为哲学从根本上说无法揭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上帝在西奈山授予的神圣的启示才是所有宗教信条的基础(26)。
作为一位民族思想家，犹大·哈列维对犹太人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注，他强烈主张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他有一句被犹太人广泛引用的名言：“在东方，在西方，哪里是我们可以和平居住的地方？”在晚年，他只身前往巴勒斯坦，实现回归故土的梦想。据传说，当他像石人一样呆呆地站立在西墙前哭泣的时候，被一位阿拉伯骑士的马踢死。但他那感人至深的带有阿拉伯文学风格的优美诗句却代代流传：啊，世界之城（耶路撒冷），您曾有辉煌而神圣的昨天，我从遥远的西方，用心灵寄托对您的怀念。每当回想起往昔的日子，爱意就像溪流一样涌现。现在圣殿已经荒芜，荣耀已经逝去。但愿我有一双鹰的翅膀，直接飞向您的怀抱，用我涟涟的泪水，去打湿那圣地上的尘埃(27)。
摩西·迈蒙尼德被认为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科尔多瓦，但后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即古开罗）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和《塔木德》学者。迈蒙尼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精通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自然科学知识极其丰富，又是一位著名的律法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迈蒙尼德还是非常出色的医生，写过许多医学论文，做过皇室的御医。一位穆斯林医生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赞赏迈蒙尼德的医术：盖伦(28)的医术只能治愈人的身体，而阿布—伊尔曼（摩西）却能治愈身体与灵魂。他的学识，使他成为一代名医，他的智慧，驱散了无知的伤痛。如果月亮向他求诊，他会在满月的时分消除她的斑痕，解除她每月的病痛，使她以后不再缺损(29)。
迈蒙尼德死后，人们常这样称赞他：“从摩西到摩西，他是最伟大的摩西。”迈蒙尼德的最大成就在于哲学方面，他留给后世的是一本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包罗万象的《迷途指南》，它汇集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研究成果。迈蒙尼德的主要意图之一是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来解释传统的犹太教，为犹太教寻找哲学依据，从而丰富了犹太思想的内涵(30)。迈蒙尼德的思想不仅为以后的犹太哲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世纪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徒提供了哲学启迪。在基督教思想家中，圣托马斯·阿奎那深受迈蒙尼德的影响；在犹太思想家中，迈蒙尼德最杰出的后继者应该是巴鲁赫·斯宾诺莎。
迈蒙尼德对犹太教的神学教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由于犹太教一直强调的是实际生活中的恭行践履，而不是教义与学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犹太教一直没有成文的正式信仰，这正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大区别。犹太拉比们反复教诲人们，对立派的观点也同样是“活生生的上帝之语”，并不能武断地否定哪一方，而是要在争执和辩论中接近真理，从而形成了“有十个犹太人就有十二种意见”的现象。
到中世纪，许多犹太人与穆斯林、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为了与其他宗教相区分，犹太人非常需要对自己的宗教进行教义上的表述。公元1160年，摩西·迈蒙尼德总结了自己对犹太教信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十三条信仰条款(31)，此后大多数犹太人接受了这十三条，视它们为犹太教最基本的信仰条款。约瑟夫·阿尔博把迈蒙尼德的信仰条款概括为三个基本点：第一，信仰上帝；第二，信仰托拉之神圣性；第三，信仰报答与惩罚(32)。
4、
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有许多犹太人服务于皇室，尤其是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执政时期，不少犹太人成为高级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哈斯戴·伊本·沙普鲁特（915-970年），他担任了哈里发的金融和外交首席顾问，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尽力关注外国犹太社团的情况。
11世纪以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分裂出许多侯国，其统治者纷纷聘用犹太人做政治、经济顾问，尤其是在格拉纳达，犹太人的影响随处可见。著名的《塔木德》学者、数学家、哲学家萨穆尔·伊本·纳格雷拉（993-1056年）担任了格拉纳达哈里发宫廷的高级行政顾问和军事统帅，格拉纳达的势力扩展与繁荣富强与他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西班牙犹太社团谋福利，并有力地支援了巴勒斯坦犹太人。
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也记载说：格拉纳达挤满了犹太人，如果没有亲眼看到犹太人如何在这里幸福地生活，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荣华富贵——他们的伟大成就来源于智慧和虔诚。西班牙犹太人的另一贡献是直接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犹太学者们把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经典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同时，又把阿拉伯人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从而在东西方世界架起了理解的桥梁。最著名的西班牙犹太翻译家是乔哈涅斯·黑斯帕伦西斯（约1090-1165年）和杰兰德（1114-1187年）。乔哈涅斯把阿拉伯数学的杰出成就介绍给拉丁语世界，推动了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杰兰德翻译了70余种著作，其中包括了阿拉伯著名学者阿维森纳的《医典》。
5、
总之，在穆斯林时代的西班牙，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创造了和睦共处的友好记录。
在经历了亡国与流散的痛苦之后，“犹太人的创造源泉终于被释放出来，犹如江河奔腾，势不可挡。他们不仅丰富了当地的犹太文学、宗教与哲学，而且也滋润了从黑暗年代里闪现而出的欧洲文明。作为政治家、金融家、科学家、翻译家和国际贸易的促进者，犹太人对地中海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正是通过犹太人的中介性作用，使中世纪晚期尚处于落后状态的欧洲得到了文化发展所必须的源泉”(33)。
14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政权在西班牙的兴起，反犹势力甚嚣尘上。
犹太社区被捣毁，有的犹太人被迫害致死，有的被强行洗礼，有的被卖身为奴。反犹活动很快蔓延到很多城市。1492年，西班牙的反犹行为达到顶峰，大约20万人被驱逐出境。同年8月，最后一批犹太人不得不离开曾给他们留下辉煌记忆的西班牙。西班牙犹太人主要流散到葡萄牙、意大利、土耳其及北非等地。直到1869年，西班牙宪法才废除了1492年的驱逐令。
注释：
(20)参见伊利·凯东里编：《犹太的世界：启示、预言与历史》(Elie Kedourie, The Jewish World: Revelation, Prophecy and History)，纽约2003年版，第180-181页。
(21)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38页。
(22)H.H.本—萨松：《犹太民族史》(H.H.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纽约1976年版，第394页
(23)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38页。
(24)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第300页。
(25)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第301页。
(26)沃纳·凯勒：《大流散：后圣经时代犹太人的历史》，第189页。
(27)沃纳·凯勒：《大流散：后圣经时代犹太人的历史》，第188-189页。
(28)盖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罗马时期最负盛名的医生。
(29)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38页。
(30)参见雅各布·J.沙克特：《犹太教遭遇其他文化：拒绝还是接受？》(Jacob.J.Schacter,Judaism's Encounter with Other Cultures: Rejection or Integration?)，耶路撒冷1997年版，第82-84页。
(31)详见朱利叶斯·格特曼，《犹太教哲学—从圣经时代到罗森茨维格时代的犹太哲学史》(Julius Guttmann, Philosophies of Judaism-the Histoy of Jewish Philosophy from Biblical Times to Franz Rosenzweig)，纽约1964年版，第178-179页。
(32)艾伦·J.艾弗里—佩克：《布莱克韦尔读本—犹太教》(Jacob Neusner and Alan J. Avery-Peck, The Blackwell Readers in Judaism)，伦敦2001年版，第6页。
(33)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