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朋友认为al-Ṣīn指的是阿拉伯半岛以东的穆斯林国家，其实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不妨从两方面来看。

1-1、古代中国以西的政权是否被冠以「中国」的称号

阿拉伯半岛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历代地方政权，在中世纪阿拉伯史书中几乎都能找到相关记载。

阿拉伯史书即使没有记载这些地方政权的具体名称，也会有君主的特殊称号，一般以君主的头衔加其所在的地区或城市。

然而，这些政权无论是国名还是君主称号，都极少使用al-Ṣīn（中国）这个词，我们姑且以离中国本土最近的萨曼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为例。

在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萨曼王朝没有具体国名，有时作Mā Warā’ al-Nahr（[阿姆河的]河外地区），君主叫做’Amīr Bukhārā（布哈拉埃米尔）。花剌子模王朝作al-Khawārizm（花剌子模），君主叫做Khawarizm Shāh（花剌子模沙）。

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确实会以「中国王朝」标榜自己，其钱币上往往带有「桃花石汗」等称号，比如下图这枚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文「桃花石汗钱」，右图为钱币正面，左图为钱币反面：

右图：Lā ’ilāha ’illā Allāh waḥdahu lā sharīka lahu, Muḥammad rasūl Allāh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物相匹，穆罕默德，主之使者）

左图：Rabbahu(?) al-mustaghfir Sulaymān Qadr Ṭamghāj Khāqān

（[对他的主]祈请宽恕者、苏莱曼·卡德尔·桃花石可汗）

「桃花石」在不同的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可以写作Ṭamghāj、Ṭabghāj、Ṭawghāj、Ṭafghāj等，一般表示「中国内地」。

喀喇汗王朝学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Maḥmūd al-Kāshghariyy，1008-1105）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也对「桃花石（Tavghāj）」进行了解释：

桃花石（Tavghāj）：即摩秦（Māṣīn）①，位于秦（al-Ṣīn）之后，距秦四个月的路程。

秦原本有三部，上秦在东方，即桃花石（Tavghāj），中秦即契丹（Khitāy），下秦即巴尔汗（Barkhān），此地位于喀什噶尔（Kāshghar）。然而桃花石如今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

（《突厥语大辞典》第1册第378页）

注释：

1.

「摩秦（Māṣīn）」的「摩（Mā）」字或是梵语महा（mahā-，大的）的省音，即表示「大秦」。

2.

上文的「桃花石」写作Tavghāj，其中的v是把字母f上的一个点变成三个点，表示辅音v。三个点的v不是规范的阿拉伯字母，只有转写外语时才会偶尔用到。

《突厥语大辞典》认为，中国由「上秦（Ṣīn al-‘Ulyā）」、「中秦（Ṣīn al-Wusṭa）」和「下秦（Ṣīn al-Suflā）」三部分组成。上秦即宋朝，中秦即契丹，下秦则是喀喇汗王朝，可见喀喇汗王朝也自认为是al-Ṣīn（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由阿拉伯人撰写的史料尚未发现类似的记载，《历史大全》将喀喇汗王朝的居民统称为al-’Atrāk（突厥人），称西喀喇汗王朝君主为Malik Samarqand（撒马尔罕王），东喀喇汗王朝的君主为Malik Kāshghar（喀什噶尔王）。

除此之外，与「中国」有关的还有非穆斯林的西辽政权，西辽国内有穆斯林居民但君主不信奉伊斯兰教。

《历史大全》称西辽为al-Khiṭā（契丹），称西辽开国皇帝耶律大石为Kūkhān al-Ṣīniyy（菊汗·绥尼），意为「中国的伟大可汗」。

那么「秦（al-Ṣīn）」作为地名是否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呢，答案是的确存在，但都是些小城或村落。

雅古特的《地名辞典》还记载了两个叫做「秦（al-Ṣīn）」的地方，它们分别位于伊拉克和埃及：

划线部分翻译：

仪姆兰尼①说：「秦（al-Ṣīn）」是位于库法（al-Kūfah）的一个地方，也是位于亚历山大（al-’Iskandariyyah）附近的一个地方。

（《地名辞典》第3册第440页）

1.

仪姆兰尼（al-‘Imrāniyy）：生平事迹不详。

2.

此外，《地名辞典》还记载伊拉克中部古城瓦西特（Wāsiṭ）治下有一座名叫「秦尼亚（al-Ṣīniyyah）」的小城。

上述这些叫「秦（al-Ṣīn）」的地方，都是大城市（库法、亚历山大）的下属地区，可能是小城，也可能是村落。

我们无从考证这些地方与中国的关系，但《一千零一夜》的「中国」显然不在这些地方。

首先，原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某座大城市」，这个「中国」显然不是一座村镇的体量。

其次，中世纪阿拉伯人提及某个村镇的时候，一般会指出它邻近哪座城市或属于哪个地区。如果作者不做特别说明的话，al-Ṣīn所指的往往就是「中国」。

1-2、阿拉伯史料对古代中国宗教信仰的记载

在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地理文献中，中国也没有被描写成穆斯林国家，相反的是，阿拉伯史籍往往记载中国盛行的信仰是与印度一样的「偶像崇拜」，也就是佛教，

比如成书年代较早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是这样记载的：

中国的居民崇拜偶像，他们在偶像面前祷告，对偶像毕恭毕敬。中国人有宗教书籍。

（《中国印度见闻录》第54-55页）

关于古代中国的宗教，作者在后面继续写道：

•中国人没有[宗教方面的]知识，他们的宗教来自印度。中国人声称是印度人给他们带来了佛陀（al-Bidadah）①，[印度人]是信奉宗教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都相信灵魂轮回（al-tanāsukh），只是在宗教的细节上有所不同。

•在印度，医学和哲学十分兴盛，中国也有医学，他们最主要的医学是「灸（al-kiyy）」②。中国也有星学，但这方面印度更为发达，在这两个国家里，我没有见到一个穆斯林，也没有一个会讲阿拉伯语的人。

（《中国印度见闻录》第57页）

注释：

1. 佛陀：单数budd，复数bidadah，可能是梵语बुद्ध（buddha，佛陀）的对音。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有「供奉偶像的寺庙」和「偶像」两种意思。

2. 原文的kiyy可能是中古汉语「灸（kĭəu）」的对音，不排除作者将汉语kĭəu的韵尾u按照阿拉伯语的逻辑理解为名词主格尾音-u的可能性。

3. 可见，《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能过观察到中印两国的宗教交流，了解到了中国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地区（确切地说是印度北边的尼泊尔）。

上文提到的budd（佛陀）一词，中世纪词典《阿拉伯人之舌（Lisān al-‘Arab）》认为这个词来自波斯语：

al-budd：一种摆放着偶像与画像的房屋，这是波斯语but被阿拉伯化的说法，有人说道：

Laqad ‘alimat takātiratu ibni Tīrī,

破晓时分在寺院，伊本·蒂里诸将

Ghadāta al-buddi, ’annī hibriziyyu.

业已知道我勇猛无敌，好似雄狮。

伊本·杜赖德①说：al-budd即受人崇拜的偶像本身，这个词与[阿拉伯]语言并无关系，是阿拉伯化的波斯语，复数为al-bidadah。

（《阿拉伯人之舌》第3册第82页）

注释：

1. 伊本·杜赖德（ibn Durayd，837-933）：中世纪阿拉伯文学家、历史学家，出生于巴格达，代表作有《语言知识全书（al-Jamharah fī ‘Ilm al-Lughah）》等。

2. 实际上，这个词可能先是从梵语进入波斯语，然后又从波斯语进入阿拉伯语。

现代阿拉伯语中，「佛陀」用būdhā表示，由此派生的从属名词budhiyy表示「佛教徒」，人造词根al-Būdhiyyah表示「佛教」。

《时代史》认为中国人最初信奉的是萨比教（al-Ṣābi’iyyah）——撒比教又名「拜星教」，公元1-2世纪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北部，是一种阿拉伯本土的多神宗教，但其教徒通常被穆斯林政权识别为「受保护民」。

他[首领]的儿子萨尼（Ṣānī）在他之后又统治了二百年，中国（al-Ṣīn）也因他而得名。他把父王的遗体藏进一尊金像中，人们把雕像放在金床上，绕着它转圈，这成为了他们每个国王的传统，他们还在神殿中为[历代国王]绘制画像。他们是萨比教徒，随后崇拜谷粒，然后又效仿印度，崇拜自己的国王。他们把国王们的遗体藏在金像中，并且叩拜这些雕像。

（《时代史》第94页）

本书作者可能把源于印度的佛教信仰误以为是「国王崇拜」，因此书中所形容的「金像」，可能指的是中国的鎏金佛像。

《黄金草原》对中国人的信仰记载得更为详细，我们只摘取其中一处关于古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论述：

中国人的宗教来自古人的信仰，那些古人是一些被称为「沙门（al-Sumaniyyah）」①的群体。中国人的信仰与伊斯兰教来临之前的古莱氏人类似：即崇拜偶像，并在偶像面前祈祷。有学问的人向造物者②进行祈祷，只把各种形象和偶像当作一种方向。无知的人和没有学问的人则把偶像与造物主的神性结合起来，对这两者同时信奉。他们对偶像的崇拜是他们亲近真主的方式，不过这种崇拜方式比起对造化者的崇拜③，却有损于真主的尊严、高贵和权威。他们对这些偶像的崇拜是作为顺从真主的标志，以及用以接近真主的媒介。这种宗教最早出现于中国的贵族之中，源自印度，因为中印两国相互毗邻。它原本是印度那些有知识的人和无学问的人所秉持的教义——正如我们在关于中国的记述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还有一些源自二元神论（al-Thanawiyyah）和无神论（’Ahl al-Dahr）的教义和信条，于是他们的情况有所变化，他们孜孜探求，相互争论 ，但最终还是遵循着他们从前所奉行的古老法律。

（《黄金草原》第1册第106-107页）

注释：

1. 沙门（al-Shumaniyyah）：可能是梵语श्रमण（śramaṇa，沙门）的对音。

2. 造物者（al-Khāliq）：是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

3. 造化者（al-Bāri’）：也是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对造化者的崇拜」可能是指作者所认为的合乎教义的敬拜仪式。

4.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马苏迪尽管对佛教的认识尚不完善，但他已经对中国佛教的来源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黄金草原》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书中不乏对中国的赞美之词，即使中国人「崇拜偶像」，马苏迪也把它温和地解释成为一种「崇拜真主的不恰当方式」，而不是用「异教徒」的标签棒杀。

还有一些阿拉伯史籍记载中国存在摩尼教徒，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认为西辽皇帝耶律大石也是一位摩尼教徒：

于是菊汗·绥尼（Kūkhān al-Ṣīniyy）取代了他的位置。「菊（Kū）」在中国语中是最伟大的国王的称号，「汗（Khān）」则是突厥王的称号，因此，菊汗意思就是「最伟大的王」。菊汗穿戴着中国国王的装束，带着面罩，是个摩尼教徒（Mānawiyy）。

（《历史大全》第7册第321页「伊历536年」）

耶律大石在《历史大全》中被称为「菊汗（Kūkhān）」。摩尼教徒（Mānawiyy）在本书的其他版本也写作Mānawiyy al-madhhab，直译过来表示「属于摩尼教门下者」。

此外，一些阿拉伯史料还认为一些中国人信奉祆教。《人类史纲要》前面举过例子，这里再画一下重点：

他们[中国人]信奉不同的教派，他们中有些人是祆教徒，有些人是拜偶像者，还有些人崇拜火。

（《人类史纲要》第1册第96页）

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中国」的外延无论多模糊，也会包括中国的中原地带，al-Ṣīn（中国）不表示「中国」的情况几乎不存在。这些史料认为中国位于遥远的东方，国土辽阔，城市众多，居民多才多艺。

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的「中国」并不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人撰写的史籍也基本不会把古代中国周边的伊斯兰教政权当作中国。

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或认为自己属于「秦」的一部分，《突厥语大辞典》的记载可以作为证据，但是阿拉伯人撰写的史料尚未发现类似观点。不过，喀喇汗王朝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领土位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因此我们把喀喇汗王朝定义为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权也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阿拉丁就是一个居住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即使他不居住在中国本土，也有可能居住在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地方政权的喀喇汗王朝。

阿拉伯语：

1.

《阿拉丁与神灯》，哈桑·焦哈尔等整理，知识出版社，开罗（埃及），1991年（Ḥasan Jawhar, ‘Alā’ al-Dīn wal-Miṣbāḥ al-‘Ajīb, Dār al-Ma‘ārif）

2.

3.

《中国印度见闻录》，M. 雷诺整理，皇家出版社，巴黎（法国），1845年（M. Reinaud: 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à la Chine dans le IX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Texte Arabe Imprimé en 1811, l’Imprimerie Royale, Paris, 1845）

4.

5.

雅古特，《地名辞典（全5册）》，萨迪尔出版社，贝鲁特（黎巴嫩），1977年（Shihāb al-Dīn ’Abī ‘Abd Allah Yāqūt ibn ‘Abd Allah al-Ḥamawiyy al-Rūmiyy al-Baghdādiyy, Mu‘jam al-Buldān, Dār al-Ṣādir）

6.

7.

伊本·曼祖尔，《阿拉伯人之舌（全18册）》，豪扎文学出版社，库姆（伊朗），伊历1405年（Ibn Manẓūr, Lisān al-‘Arab, Nashr Adab al-Ḥawzah, Qum, 1405H）

8.

9.

马苏迪，《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全4册）》，时代出版社，贝鲁特（黎巴嫩），2005年第一版（’Abū Ḥasan ‘Aliyy al-Mas‘ūdiyy, 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 al-Maktabat al-‘Aṣriyyah）

10.

11.

马苏迪(?)，《时代、遗迹、列国奇观与水陆冒险者的历史》，安达卢斯出版社，贝鲁特（黎巴嫩），1997年（’Abū Ḥasan ‘Aliyy al-Mas‘ūdiyy,’Akhbār al-Zamān wa-Man ’Abādahu al-Ḥidthān wa-‘Ajā’ib al-Buldān wal-Ghāmir bil-Mā’ wal-‘Umrān, Dār al-’Andalus）

12.

13.

伊本·艾西尔，《历史大全（全11册）》，学术图书出版社，贝鲁特（黎巴嫩），2003年（Ibn al-’Athīr, al-Kāmil fī al-Tārīkh, Dār al-Kutub al-‘Ilmiyyah）

14.

15.

奈萨维，《扎兰丁传》，阿拉伯思想出版社，开罗（埃及），1953年（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Nisawiyy, Sīrat al-Sulṭān Jalāl al-Dīn Mankubirtī, Dār al-Fikr al-‘Arabiyy）

16.

17.

艾布·斐达，《人类史纲要（全4册）》，埃及侯赛尼亚出版社，开罗（埃及），1907年（’Abū al-Fidā’, al-Mukhtaṣar fī ’Akhbār al-Bashar, al-Maṭba‘at al-Ḥusayniyyah al-Miṣriyyah）

18.

19.

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全3册）》，哈里发高等出版社，伊斯坦布尔，1333AH / 1915（Maḥmūd al-Kāshghariyy, Dīwān Lughāt al-Turk, Dār al-Khilāfat al-‘Aliyyah）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