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强，今年五十二岁。家里人一向觉得我不善言辞，说我是个“闷葫芦”。其实我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不怎么会表达情感的人，干活是拿手的，可和人打交道、讲情感，我总有点犯憷。年轻的时候我在村里种地，后来被村支书选进了村委会干活，成了个小队长，和村民们打交道时间多了，倒是慢慢地也适应了那种朴实的沟通方式。村里的大事小情，我跑得也算积极，别人都说我还挺实在，这话听着让人心里舒坦。
家里人说起来不算复杂，三代同堂。老母亲王秀英今年八十二了，身体一直还算硬朗，直到几个月前摔了一跤，一直瘫在床上。这几年村里正好拆迁，有些房子的征收款也下来了，母亲的那份儿算得上不少。不过，我们这村儿有个规矩，征收款一般是老人自己拿着，孩子们平时孝顺得体，老人高兴了才会分。大儿子李志强三十岁出头，媳妇张红梅也算是个里里外外都能操持的人，小孙子李小宝活泼聪明，家里日子过得也不差。
但母亲这病一拖，我的心就悬着了，老太太一辈子没少吃苦，从小带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省吃俭用才把我拉扯大，现在躺在床上，拉屎撒尿都不能自理。每次我去她房里，看到她一双浑浊的眼睛瞅着我，我的心里就堵得慌。可就我一个人发愁，媳妇张红梅倒是始终不紧不慢，有时候我跟她提起来，她就一脸无所谓地说：“妈就是年纪大了，住院又能咋样？不也是浪费钱？”她这话像刀子，扎得我心里疼得厉害，可我又能说什么呢？
母亲这些年省吃俭用，手里攒的那点征收款张红梅早就看在眼里。前几天我跟她商量，说咱们给老太太治治，万一好点，咱们心里也踏实些。张红梅一听，脸色就变了，坐在沙发上冷冷地说：“治病？老李，你打算把妈的钱全花在医院里？你儿子以后还要娶媳妇买房子呢！到时候没钱了，你后悔也来不及！”她这话说得响亮，一下子堵得我哑口无言。
大儿子志强坐在旁边，也一声不吭地抽着烟，看得出来，他在家里是站在媳妇那边的。我心里难受，可也知道，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平时靠做些零工维持生计，有些日子不容易，张红梅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对钱看得比什么都紧。以前家里日子不富裕，大家相互体谅，还能凑合着过，可真到母亲生病了，我才看明白，有些事再怎么忍，也解决不了。
我忍不住了，朝张红梅发火道：“妈的征收款是她一辈子的血汗钱，不是咱们拿来算计的！这次她病了，住院的钱我来想办法，不用你操心！”张红梅一听，冷笑着拍桌子道：“行啊，李强，你真有能耐，住院的钱你出，别到时候又来跟我要。你也别拿那点村干部的工资吓唬我，日子还长着呢！”
我那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张红梅的一句话句话在脑子里打转，弄得我心口堵得慌。她口口声声说为孩子着想，可她真替老太太想过吗？老太太就算是她公婆，也当过她的娘啊！我们两口子一把年纪了，老人本该颐养天年，怎么就这么难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想着找个办法带妈去医院。大儿子志强吃完早饭，匆匆就要往外走。我拦住他，说：“志强，今天你陪我去趟镇医院，把你奶奶检查下，看医生咋说。”他皱了皱眉头，低声说：“爸，医院动辄几千几万的，我实在没钱。”我心里一阵寒，瞪了他一眼：“你奶奶养你这么大，就看她病，还要我来出钱？”志强抿着嘴没吱声，转身就走了出去。我一腔怒火，可又能如何呢？
中午时分，妹妹李桂兰来了。她一进门，看到妈躺在床上，忍不住红了眼眶。我轻声说：“桂兰，你嫂子不肯拿钱，这事儿你看咋整？”桂兰低头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抬头对我说：“哥，妈这病不能拖，我来想办法。真不行我去借，不能看着妈遭罪。”我愣了一下，心里又感激又难受。我知道她手头也不宽裕，两个孩子一个还在上大学，家里也没多少积蓄。可是她一句“我来想办法”，让我心里暖了一些。
晚上吃饭的时候，张红梅忽然对我说：“老李，你要真想治妈，咱可以去找镇上的便宜诊所，没必要去大医院折腾。”我听了火气一下子冒了出来，压低声音说：“你说这话也不脸红？便宜诊所能看啥？咱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这个责吗？”张红梅被我怼得脸色一沉，冷冷地说：“那你把征收款交出来，我陪你去医院。”她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征收款到她手里，花不花、怎么花都由她说了算。
第二天一早，我领着桂兰去了镇上的医院，医生看了检查结果，叹气说：“病情不算轻，需要住院观察。”我心里咯噔一下，可还是咬牙问：“医生，治的话能治好吗？”医生摇了摇头，说：“这个年纪，治好了也不过是缓解。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沉默了一会儿，转头对桂兰说：“妈在医院住一段时间，我们轮流照顾。”桂兰点头：“放心吧，哥，我会来陪着妈。”话虽如此，可我知道她家里事儿也多，不可能总守着。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在村里忙完工作，晚上赶去医院陪床，桂兰和我轮换着，床边伺候老太太的日子让我更觉得心酸。这时候我才发现，妈平时那么强硬，现在病了，却安安静静，仿佛不想给我们添任何麻烦。
张红梅一直没有出现。志强倒是偶尔来看一眼，可都是匆匆几分钟，话没说几句就走了。妈那天醒来，问我：“志强他娘呢？这些日子我咋一直没见她？”我愣了一下，装作无所谓地说：“她在家看孩子，挺忙的。”妈叹了口气，也没再问。
大概一周后，我实在扛不住了，想着志强毕竟是长孙，怎么说也该来替我守夜。那天晚上，我回家跟志强说：“你妈病了，晚上的活儿你来干一段吧。”志强面露难色，支支吾吾地说：“爸，我白天工地活忙得很，晚上真去不了。”我气得不行：“连妈都不顾，你还算个啥人？！”志强低头没吱声，过了会儿才说：“爸，我也不容易，你别怪我。”
可是当晚，张红梅竟然在家门口拦住我，冷冷地甩了一句：“你妈要死要活你自己看着办，别指望我多出一分！”她那一脸冷漠的样子，把我心彻底拧碎了。老太太，毕竟是她亲自扶养大的婆婆啊！我忍不住吼了一句：“有你这么当媳妇的吗？”
张红梅不屑一顾，嘴里依旧嘟囔着那些钱。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一片冰凉，没再多说一句。
医院里，母亲一天不如一天。医生的话更是一次次敲打着我，“要尽早准备，病人情况不乐观。”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虚弱地说：“儿啊，别再给我花钱了，留着吧，你儿媳不也是为你们考虑。”我心口像堵了块石头，哽咽道：“妈，钱不钱的，咱不说了，您只管养病。”妈摇了摇头，闭上了眼。
桂兰那天正好在医院，回来跟我商量说：“哥，不如把妈接回家吧，妈也挂念家里，回去能舒坦些。”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心里犹豫着。桂兰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安慰道：“治不治咱尽力了，妈能多活一天咱们就尽一天孝。”
那晚，我坐在母亲床边，心里头酸酸的。母亲睡得很安稳，脸上似乎带着一丝笑意。没多久，她轻轻叹了口气：“我这辈子，值了。”那一瞬间，我心头的沉重仿佛被轻轻捋开。
接下来的日子，张红梅没再来过。家里的事情我和桂兰张罗着，乡邻们也都伸手帮忙。母亲平静地度过了那些日子，始终没再提那笔征收款。直到某天夜里，她悄无声息地走了。
母亲去世那天，桂兰和我守在灵堂里，村里人陆续来悼念。张红梅和志强也来了，脸色有些忐忑。她站在母亲灵前低头烧纸，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桂兰站在一旁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嫂子，妈这一生，不容易。”
送走母亲后，我找来母亲的那笔征收款，把钱留给了桂兰。那是妈临走前亲口交代的，我知道她对我和桂兰的一片心意，也知道自己今生再也无法弥补她。
